上海已经解封。与许多人之前猜测的，分阶段、分城区、分行业的恢复模式不同，上海复工复产的范围和力度之大，可以说是“一键恢复”了。
那这是否意味着过去两个月的煎熬宣告结束，人们只用安心恢复生活就行？情况并不是如此。可以说，真正的失序可能才刚刚开始。
解封之彻底并不能掩盖过去两个月留下的深刻痕迹。例如，对很多人来说，出小区这件事儿有种说不出的别扭。小区门像是有一堵无形的壁障，而外面的世界笼罩着一层诡异的紧张，人与人之间自如的距离消失了。
街道不再像过去一样给予人漫步的闲适，而是逼迫人们在戒备和狂欢之间作出选择，人们不是彼此隔绝，就是一种“犯规”的靠近和亲密。
这听上去像一种文青式的敏感和矫情，其实这就是这两个月间，以及延续的各种措施留下的痕迹。这种微妙的气氛证明了一种近乎潜意识的判断，城市曾经依赖的那种安全感不复存在。
01.
城市的应激症候群
5月31日傍晚，上海正式切换进入所谓的“常态化防控”，随即要求进入各个场所需提供72小时核酸检测结果。
于是，在当日与次日，核酸检测亭和各个医院的检测点大排长龙，少数24小时检测点甚至深夜两三点还有人排队。
很多核酸点因为排队人数太多，出现了长时间排队后，因为缺乏核酸物料而无法进行检测的情况。这些在队列中站了两小时以上的人当然大为光火，引发了更多矛盾。
次日，政府立即宣布要采取投入更多检测点，以及延长服务时间等措施。但不意外的，随着人们做核酸时间相对分散，以及很多人发现每24小时做核酸变得不再那么必要，大多核酸检测点的排队状况自然大幅缩短。
其实上海绝大部分地区的核酸检测点都相当密集，核酸检测的数量和能力是充足的，首日长时间排队很明显是暂时的情况。
这并不是一个难以察觉和沟通的问题，比起上海在过去两个月面临的挑战，疏导一下核酸常态化检测引发的情绪，解释一下首日扎堆带来的拥挤有什么困难？
但全社会因此如临大敌，对此做出过度反应。这说明这座城市已经失去了面对问题的耐心和从容。
这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以“应激”般的反应处理问题，势必带来大量额外的消耗和反复。
人们的情绪和社会氛围都发生了变化，过去有分寸和温情脉脉的环境消失，代之以麻木或易怒。逃离上海的意愿甚至会变得比前两个月更甚。
最近我身边的朋友们最常提到的词汇恐怕是“不真实”，这不是因为两个月的封城导致他们对外面的一切感到陌生，没什么可陌生的，还是那些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商店。
这恰恰就是上文所讲的那种别扭感，周围的环境是非常熟悉的，但人与社会好像处于一种“失能”的状态，无法对整个环境清晰地感知，不管在哪里，做什么，都带着一种深深的盲目。
这对于在过去两个月的煎熬中已然非常疲惫的城市，对于当下，至少希望在生活、商业、生产上都有所恢复的城市，无疑是非常糟糕的状态。上海陷入了一个向下的循环中，尚未准备好进入可以恢复的进程。
02.
经历一次真正的社会失范
人不是一架简单的机器，他们在行为上可以出门，可以搭乘地铁，可以进入写字楼，可以消费，但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就从此走上了正轨，社会就能因为这些表层行为而恢复。
如果把人们出门、工作、消费这些看作最表层的功能和行为，就像是海面的波浪。那么支撑这些行为的海床就是社会规范、习俗、人们对社会和生活的预期、社会各个系统彼此的咬合顺畅。
这就是为何最初提到的别扭感绝不是一种文青式的敏感和矫情，而是对社会秩序的真实体感。而应激症候群，既是社会失范的结果，也是推动社会进一步失范的动因。想要人们复工复产，投入到经济目标的实现，在社会失范的向下循环中，这一切很难顺利发生。
六一后的上海，这种应激而导致失范的情况变得显著。首先是规则依然没有建立。例如慢慢以风险地区划分替代三区管控的承诺。在最初，对于中风险地区的划分，卫健委公布的标准是，“区域内14天内累计报告不超过10例阳性感染者，或者发生1起聚集性疫情，该区域划定为疫情中风险地区。”
但在实际执行中，上海已经快速将数个仅仅发生1例病例的小区划为“中风险地区”，某些地方还在非常大范围的毗邻街道设置绿色铁丝网的“硬隔离”，整片区域的人生活在铁丝网后。
如果能在解封的同时，恢复以楼栋为单位的疫情出入措施管理，并遏制针对街区的加码行为，才能在流动性恢复的情况下建立安全感，迈入“常态化”的节奏。而现在应激式的处理方法更可能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和麻烦，大家的感受就是“及时行乐”，“把每一天当作解封的最后一天”来过。
依然有大范围的区域在执行极其严苛的隔离措施，采取无端扩大密接范围的方式降低传播风险，这也是一种应激反应的标准模式。那种让市民担忧的、无法讲理的模式持续着，在提示着我们还没有从那个噩梦里醒来。
针对街道，执法队伍非常高强度的出现和对聚集的驱离，让出现在街道甚至带有一种“罪恶”。这背后的逻辑经不起推敲。
相对于这些更为开放的场所，真正的染疫风险显然在人群更为密集的室内区域；而对于空气高度流通的户外区域，和一些重点街区，仅仅因为其“显眼”或“容易引发网络传播”的缘由，就对其进行高强度的管理，这还是一种市容整治的逻辑，而不是流行病学的逻辑。
因此，在解封后渴望出门散步和放松的人群，与高压的街道管理之间，只会形成不断摩擦的氛围，引发更多的应激反应，进而让街道变得紧张与别扭，让流动本身成为令人不安的行为。这不是“仅仅不能聚集而已”，而是在逐渐瓦解人们最基础的对公共空间的安全感，让最根本的生活空间——街道，变得摇摇欲坠。
六月开始之后的社会进程本应该是一种有计划、有步骤的逐渐“正常化”的过程，而实际发生的是流动性的彻底放开，却匹配了与之前相同的高强度染疫封控措施，中风险区不过是一个换了名字的封控区而已；开放的街道与人们在街道上的行为，也维持着一种随时被注视，随时被介入，被打断驱离的紧张氛围。
也许在某些人的眼中，这种“高度约束着的城市”恰恰是秩序的体现，认为这一方面通过放开恢复了工作与消费，一方面又通过高压约束控制了疫情风险，实现了某种习惯性的“双赢”。但这仅仅是一种幻想。
对于普通人的生活而言，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失范，人们失去了原有的生活形式，失去了对城市基本的信心，失去了自己在其中的基本安全感，环环相扣的社会功能之间也面临随时被打断，随时停止倒退的恐惧氛围。
社会失范对处于其中的个体而言，是一种活力与能力的系统性剥夺和削减。在这样的情况下，期待的生产快速恢复，报复性消费，社会在压抑两个月后的活力反弹，可能都很难快速实现。
03.
个体生活在管控下瓦解
在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于名著《社会分工论》和《自杀论》中将社会失范的视角引入后，这个研究开始成为社会学探索中的关键词。
社会失范既让我们意识到规范的重要性，更让我们意识到一种规范被另一种规范激进替代时，造成的严重后果。
从一种过于简单的角度来讲，市民的需要只是一个单一行为。例如一个咖啡厅的店主渴望复产，那只要能开门营业，“复产”就已经达成。添加数字哨兵，禁止堂食，限制营业时间，每日核酸检测，场所扫码等等的规则，只是让店主“开业赚钱”的目标达成得麻烦一点而已，这个店主应该比之前封禁的时期快乐很多，因为他的欲望被附加条件地满足了。
仿佛市民就是这样一个个简单的欲望实体，只要满足了他们的单一欲望和一个个单一的目标，他们就会感恩戴德。但涂尔干让我们意识到，情况远比这个复杂，人拥有欲望，但他们更生活于自己欲望满足的人际关系与社会规范中。
过去的两个月是这个欲望完全无法满足的状态，这当然令人沮丧。而“全面复工”并不是欲望的满足，而是欲望在全新的社会规范下运转，这对他们非但不是“欲望的部分达成”，而是真正的失范。这带来的冲击，甚至会比之前静止的状态更令人困惑和痛苦。
对于一个咖啡厅店主来说，他之前所设想的一切内部陈设和点餐供应的流程，以及他能够为顾客提供的附加价值，在这个新规范的强势介入中被瓦解了。虽然咖啡依然是一杯咖啡，支付是一次扫码，但其前提和外部的条件已经彻底被颠覆，服务流程和服务环境被外部规则重塑。
这时产生的，就是上海当下的集体情绪——拉拽感（Strain），过去那种平衡的状态一去不复返，一种强烈的外力将个体从原来的生活位置上拉住，不断增加力道，就像一根绳子下悬挂了极重的砝码。
罗伯特·金·莫顿（Robert King Merton）将这种状态从涂尔干处发展为拉拽理论，一种解释社会失范与犯罪的理论，当然拉拽理论本身只是一个阐释性的框架而已，我们可以在今天的实际情况下理解这种“拉拽感”。
防疫规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规则，这种规则在高度控制的“放开”时，往往会比“封禁”时对生活的影响更大。因为它细节而持续，弥散在一个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市民可以维持生活，可以走出小区，可以恢复乘坐交通工具，可以消费，但必须以新的防疫规范开展，并接受监督。
同时，它又将人们置于不可知，不可预料的，生活随时因新的阳性病例暂停的风险中，暂停的成本和激烈程度同样未知。这种暂停的不确定性甚至在拉拽理论涵盖之外，可以说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种“拉拽Plus”版本。
人们的第一感觉即是“无法应付”和“高压”，根据莫顿的理论，这会促使他们产生以下几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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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反叛意愿：从疫情中对核酸检测的配合问题，到最近对聚集的格外渴望，就是这种“无法应付”产生的一些必然的“越轨行为”。但在我们这个社会能够给予的压力中，这种行为是较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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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性的应付：很多市民会对这种新的社会规范产生一种强烈的融入冲动（人总是有社会化的期望），因而会以完全形式主义的方式选择最符合规范的方法。例如，很多人会以非常高的频次进行核酸检测，强迫症式地让自己获得核酸周期的安全。但这很难说是一种建设性的态度，这种仪式性应付会耗尽能量，替代原有的经济和生活目的，成为他们的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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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己的欲望和目标中退缩：更多人会彻底失去和这种新规则融合的愿望，进而彻底放弃自己原有的欲望和目标，变得边缘化。
当然在原理论中，少数人可以用创造性的方式应付。
失范状态在封城期间并不显著，那毕竟是一个特殊状态，却会在有条件解封的情况下凸显出来，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何解封后矛盾和问题远比封禁期间更为凸显；甚至解释了我们可能很难完成一种两全的局面，一个社会无法在两种相互矛盾和拉扯的规则下运转。
我们还没问，曾经被确诊阳性的人们呢？他们背负着这个阳性的记录，背负着“复阳”对自己，以及连带他人的持续风险，又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呢？已经有工地和劳动机构拒绝曾确诊的人返回工作岗位的事情发生。
虽然官方已经一再科普，复阳人员达到解除隔离管理或者出院标准后，已不再具备传染性，但在应激状态下的社会，又何时能够依据理智行动呢？
因而人们如同惊弓之鸟，彻底丧失对生活长期谋划的欲求，困于不断的应激反应中，个体生活在自以为面面俱到的社会规则和管控下瓦解。这让我们对接下来一段时间的社会氛围并不乐观。
尾声.
其实解决之道也没有那么难，在专业方案下，制定最小化对社会进行介入和处理的防疫方式，也遏止住城市管理的应激反应。既然“动态”，则从长计议，把流行病学的问题交给流行病学专家处理，遏制擅自增加规则、增加手段的冲动和能力。
进入六月，就精简过去两个月残留下的那套规则，非应激性地为规则打补丁。
重新围绕社会既有的运转规则制定真正在成本和时间上可执行的方案，摆脱过去两个月的路径依赖。因为那已经不是一条适合当下的路径，那条路径建立在不计代价的应激反应基础之上，既不可持续，也无法与一座城市本身所需的生活节律相容。
城市的安全不仅仅指防疫意义上的安全，也不是最表层的“是否复工”这一单一行为呈现的安全，而是他们原本的工作与生活的恢复。
这一定包含了让过去工作与生活能够安全运转的外部规范、环境和共识，维持着工作与生活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服务流程和工具。这应该是城市恢复的根本依据，和最低条件。
在神经病学领域，认知行为疗法就是缓解应激障碍的有效方式，对上海而言，科学的认识与处理，长期的规划，耐心从容的方案，就是现在最关键的认知。
这是城市真正恢复的生命线。无论如何，“Please be kind, especially when you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