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6月1日，广西桂林全州县的检察院联合有关部门，对县内书店进行了调查，发现部分《新华字典》和儿童读物，存在低俗化内容。检察院要求书店下架问题图书，并进行整改。
事情很快反转，桂林市检察院表示，其下属全州县检察院在上述事件中，存在履职不当行为。之前要求书店整改的全州检察院，自己也迎来了整改。
这个新闻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全州县竟然敢说《新华字典》低俗——人人都知道，《新华字典》那是国家正能量的代表。
启风/文
《新华字典》自1953年问世至今，总计出过11个版本，全球发行5.67亿本。
这本字典，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
鲁迅“题写书名”
在《康熙字典》的基础上，民国编纂了《新字典》（商务印书馆）、《中华大字典》（中华书局）、《校改国音字典》（北洋政府教育部）等。
1949年后，这些字典，在例句和释义上，已无法满足新政权的需要。于是成立了以魏建功为社长的“新华辞书社”，负责编纂《新华字典》。
初版《新华字典》问世于1953年。始由魏建功用隶书题写书名。后来为突出集体，淡化个人，曾改集鲁迅手迹作为书名。周恩来在审查时，否定了这种做法：
“我就不赞成这样的拼凑字作书名，拼字不是艺术。还有人把毛主席的字拼来拼去。主席题字都是完整的构思，不能随意拆开。比如主席写的‘为人民服务一艰苦朴素’，都有完整的布局。鲁迅没有给这本字典题过字。鲁迅在世时，还没有简化字，这个‘华’字还不是凑成的吗?这是不尊重鲁迅。将来一考证，说你们尽造假。还是老老实实的好。封面不要用鲁迅的集字，不要弄虚作假。你们这样搞，我就不批准。”（方厚枢，《中国出版史话新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09，第403~404）
1970年的审查
1966年之后，各类字典停止发行，很多学生没有字典可用。1970年5月，陈伯达指示“中央文革”宣传联络员：
“《新华字典》你们看一看，斟酌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出版，《四角号码词典》不能出了，因为是王云五搞的，待以后考虑。”
很快，“出版口三人小组”审查了被封存的1965年版《新华字典》，并将意见反馈了上来。共审查出大小问题200余处，其中以“毒”字例句为“太阳很毒”，“好”字和“友”字下例句均是“中苏友好”（当时中苏关系早已恶化）等，问题最为严重。
1971版的时代烙印
同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北大中文系、北京市教育局等单位抽调专人，组成了“《新华字典》修订小组”。于是有了著名的1971年版《新华字典》。
该版字典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比如，在词语的释义上，初版中“社会主义”词条的释义仅41个字，而这一版增至200个字，直接在释义中传达了“最高指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1974年重印时，又在“法”字后加入“法家”的义项，释义占了12行（约150字）；原“儒家”义项被扩充为“以孔丘、孟轲为头子的当年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反动学派，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后来，儒家反动思想又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成为巩固和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思想工具。”可谓紧跟当时的“评法批儒”运动。
再如，在例句、例词上，1965 年版的“工”字，收有“工夫”和“功夫”两个词语，释义包括“长期的修养，训练久了的结果”。1971 年版中，释义被改为“努力实践或长期实践的成果”，回避了“修养”一词的使用。
1965年版里对“忠”字的释义为：“赤诚无私，诚心尽力：～于人民。～于祖国。～言逆耳。”1971年版变为“赤诚无私，诚心尽力。在阶级社会中，忠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忠于毛主席。～于人民。～于祖国”——“忠于毛主席”这个例词不能将“忠于”省略为“～”。
很多涉及“封、资、修”的词条，也被作了细微改动。如1965年版“拗口令”词条下举例“墙上画三凤，黄凤、红凤、粉红凤”，因“凤”被认为是封建时代的产物，1971年版删去。1965年版对“礼拜”的解释是“对神敬礼或祷告”，1971年版改为“宗教迷信者对神敬礼或祷告”。
据“修订小组”1977年1月11日在《北京日报》所刊文章，该版《新华字典》修订初期，还曾将“陛下”、“僧侣”等词删除：
“当时，由于受错误思潮的影响，我们曾删掉了‘陛下’、‘太监’、‘僧侣’等许多词和字，认为这样才算革命。周总理知道后，要有关领导部门告诉我们，不能认为‘陛下’等都不能进字典，字典是工具书，有它的特点。”
1971年6月24日，在接见《新华字典》修订小组成员时，也有人向周恩来请示“编写外语词典要不要收入燕尾服、新婚、蜜月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词汇”，周回答：“你不用怎么行？外国字怎么能取消？像陛下、殿下，怎么能不用？来个国王，你还能不承认陛下？”
征订数高达8482万册
虽然1971年版《新华字典》的问题很多、很明显，但仍极受欢迎。
当时，图书出版、销售几乎全部停止，《新华词典》成了很多人唯一能阅读的“弱政治读物”。比如，梁漱溟被抄家时，想留下《辞源》《辞海》两本工具书，但“红卫兵瞪了一眼，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训斥说，‘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用不着这些封建老古董。”《新华字典》在当时看来仍属于可读之书。
1971年修订版《新华字典》于当年6月出版，全国新华书店第一次报回的征订数，竟高达8482万册，以至于印刷上根本无法安排，到1971年12月，全国只印制了3453万册，远不足以满足需求，只能待次年再印。
民众对《新华字典》，留下了许多难忘回忆。比如作家王益民说，自己70年代上小学时，“特别羡慕我的语文老师有一本《新华字典》，用牛皮纸包着，从不许我们翻看，似乎那里面藏着无穷的秘密。”
山西的王振颖回忆，1962年买了一本《新华字典》，在“没有多少能读到的东西”的时代，“我也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好随时向它求教。它除字词句外，囊括了诸如：天干地支、五千年间的朝代更迭，甚至还有枯燥生僻的化学名称……真可谓是无所不包的知识宝库。”
经济学家魏达志，恢复高考后曾在复旦学历史，也回忆道：“小学毕业以后当知青，工作以后才考的大学，进入大学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扫盲，天天带着《新华字典》来对付历史学科那些数不胜数的艰涩字眼。”
钱币专家马传德，在被关押期间，每天要交一份“思想汇报”。他“佯称《毛泽东选集》中有很多字不认识，要求代买一本《新华字典》”，获得同意。获释回家后，父亲曾夸他“语文水平大有提高”。
辞书编辑余云霞曾被下放“干校”，身边只剩下一本“蓝皮书”《新华字典》。余回忆，“《新华字典》成了我的爱物，每天劳动之余，我对它爱不释手……后来，我竟大着胆子利用‘天天读’的时间翻阅这本字典了……借助它，我仿佛涉足知识的课堂，每天都能从中吸收一些新鲜的营养……这本《新华字典》不仅陪伴我度过那灾难深重的岁月，而且成了我的良师益友”。这为她后来编写《汉语的常用字和常用词》等词典打下了基础。
1976年之后，商务印书馆曾约请一些学者修订《新华字典》，“重点在肃清极‘左’病毒”，“不过受当时‘两个凡是’的影响，不知不觉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政治套话”。直到1998年第9版删除大量政治套话，《新华字典》才回归正常。
参考资料
1、刘运峰：《藏书：因鲁迅而展开》，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第156—158页，
2、刘庆隆：《<新华字典>出版三十年》，《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05页。
3、陈原：《<新华字典>五十年——回忆与思考》，《界外人语》，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1—208页。
4、陈原：《大国出小字典 小国出大字典》，《黄昏人语》，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第149页。
5、方厚枢：《1966—1976商务印书馆的片段回忆》，《中华读书报》2014年1月8日。
6、王保贤：《特殊时期的特殊工具书——记“文革”中的两个第四版<新华字典>》，中华读书报2015年3月11日。
7、金欣欣：《关于<新华字典>1971 年修订重排本的评价问题》，《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8、汪东林：《梁漱溟“文革”自述》，《桂林文史资料》第23辑，第182页。
9、马传德：《币海拾贝：马传德谈钱币珍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6页。
10、余云霞：《我和词典的缘分》，《辞书研究》198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