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八点半，腰酸背痛的林珊回到家，脱下鞋袜，大拇指外侧磨出了硬币大小的血泡。腿上的牛仔裤遍布污泥，黄色薄外套的右胳膊肘被树枝划开了口子。
已经在边境线上巡逻了24小时的她，匆匆洗完澡，一头倒在床上。补完五个小时的觉，她还要去社区上班。
守边，本不是基层公务员的工作内容。瑞丽接连暴发疫情后，林珊和同事们接到去边境值守的通知。
彼时，瑞丽正经历第一次封城。林珊和同事们被调往边境线，每人负责守卫1.5至1.8公里，24小时轮一次班。从早上八点到次日八点为巡逻时间，下午三点回到办公室再继续工作。
身为女士，林珊每周轮值一次；单位里的男同事，则需两三次。
严峻的防疫形势源于瑞丽独特的地理位置。从地图上看，瑞丽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像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镶嵌在中缅之间。
两国边境没有明显的地理屏障作区分。田间地头、村舍两岸，都可能是中缅的分界线。“一寨两国”普遍存在：村寨东侧属于中国，西侧属于缅甸。瑞丽市边境线长达169.8公里，防疫难度大。特别是位于瑞丽东侧的姐告贸易区，只需步行一分钟，就可跨越边界，入境缅甸。
疫情暴发前，瑞丽具备发展外贸行业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而当病毒来袭，复杂的边境线却成为险象丛生的烫手山芋。
“边境线难防。”精疲力竭地回到家，林珊忍不住向丈夫感叹。
为了守住防线，不仅是林珊这样的基层公务员要值守，其他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员工也接到了分包边境线的任务。瑞丽规模较大的私企员工，也被动员去戍边。据2021年11月25日《中国日报》报道：在长达169.8公里的边境线上，瑞丽共设一线执勤点631个，目前投入各方面力量8821人参与“守边”，24小时轮流值守。
林珊和同事们分到的守边环境相对艰苦——靠近瑞丽江畔的一段山路。潮湿粘腻的南方城市，蚊虫蛇蚁遍地。即使穿着长袖长裤，她露出来的脖颈和脚踝仍躲不开蚊虫叮咬。被分配到山上和河边巡逻的男同事，“胳膊和小腿惨不忍睹。”
巡逻路上，林珊见过1.5米长的蛇、比成人拳头还大的鼠、成群出没的硕大蚂蚁和各种叫不出名字的昆虫。
第一天晚上去守边，林珊由于缺少经验，穿了常穿的黑色皮鞋，三个小时走下来，两条腿疼得迈不开步子。巡值完两周，林珊身上多了三块膏药。
轮守了几次，大家攒出了经验：在边境线上巡逻，手电筒、木棍和驱蚊水是必备之物。
林珊并未接受过系统的体能训练。和其他穿着迷彩服的官兵相比，光是体力这一块儿，她就落下许多。
体能落后的另一重困扰是精力不足。一到深夜，轮值人员开始双眼朦胧。为防犯困，林珊和同事们随身携带着风油精。到后半夜，迷迷瞪瞪的他们依靠来自太阳穴的刺鼻味道提神。
缅甸动摇的局势也是威胁。2021年2月初，缅北爆发了军事政变。靠近缅北的戍边人员和村民得随时提防流弹的袭击。在夜里，他们常能听见枪炮声划过夜空；碎裂的弹片有时直直落下，砸在草丛中。
更不要提六月后 ，公安督促远走东南亚的中国籍诈骗分子回国自首，个别省份发出公告：限期回国自首，否则注销户籍。
自首的流程是：待入境的中国人直接去边境处告知守边人，然后在边境线上——也就是铁丝网一侧等候核酸检测，之后乘救护车去集中隔离点，解除隔离后返回自己的家乡。
一时间，多达上万人排起了长队，等待回国。林珊亲自接手过近十位申请入境的人员。
一旦遇见偷渡者，运气好的，可顺利将他们驱赶；运气差的，容易发生肢体冲突，受伤在所难免。林珊听说过一个案件：在姐告贸易区的中缅街，伺机偷渡的缅甸人曾用啤酒瓶袭击边境上执勤的巡逻人员。
对边民来说，穿越中缅做生意、讨生活是走几步路的事情。而在特殊时期，这一切都变了味：白天刚拉的铁丝网，夜里就被剪断；木栅栏被人连根拔起；围墙两侧，时不时冒出一条简陋的地下通道。
最难守的是河流，总有人装作游泳漂在缅甸一侧的公河上，巡逻的人刚走开，就趁机游过来。林珊想起男同事讲的段子：“半夜四点拿手电往对面一照，黑漆漆的一个人脸，等着跑过来呢。”
■ 2021年4月2日凌晨，封控人员值守在中缅界河瑞丽江的河滩上。
外防输入，瑞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为达到“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五十米一个执勤点”的防疫要求，普通百姓也参与到守边任务中来，比如公办学校的教师、私人商铺的老板、刚成年的学生，通过社区和村委会报名，都可领取值守任务。在守边路上，林珊遇到过好几个稚气未脱的高中男孩结伴巡逻。
除了值守边境线，大家分配到的任务还包括对城区街道的值守。铁丝网一拉、木桩一打、小板凳一放，就是一个守卫点。
“难，真的是很难。”林珊深感疲惫，却无能为力。没有别的选择，大家只能硬扛。
瑞丽总共封城九次，累计封控时长达160天。居民的生活被按下漫长的暂停键。
魏秋在瑞丽长大。疫情两年，她没怎么出过门，对这座城市已经感到陌生。
第一次封城长达35天。最开始的一个周，夫妻俩还焦虑地刷抖音，获取疫情的近况。闷在家里久了，实在无事可做，魏秋的丈夫报名做了志愿者。
他的志愿服务任务是“守卡点”。身穿防护服坐在马路中央，防有人出门随意行走。马路已经被铁丝网分段阻隔，每一个路口，就是一个“卡点”。
魏秋的丈夫和其他志愿者三班倒，吃政府统一配送的盒饭。遇上人手不够，连续执勤的时长达到三天。
犯困的时候，他和相邻不远的志愿者轮流靠在椅子上打盹；没有盒饭配送的时候，全靠泡面和火腿肠充饥。疫情期间物价跟着上涨，一桶泡面和火腿肠，加起来卖到15元。
■ 2022年3月2日，瑞丽市一小区门口，一市民把方便面等生活物资递给里面的朋友。
魏秋的女儿快三岁了，由于频繁做核酸，产生了稚嫩的肌肉记忆。看见身穿防护服的人，孩子自动张开嘴巴，发出乖巧的一声“啊”。魏秋心疼女儿：“大部分时候，我抱她出去，都是排队做核酸。”
不过，比起孩子单调的童年，更让魏秋一家人糟心的是生存本身。封城之后，小两口经营的饭店停业了。
店铺在姐告贸易区的主街道上，是一家人的收入来源。饭店五十平不到，放得下十张桌子，门外的走廊上还能再摆三张。一到饭点，几乎没有空余的座位。单价基本在10-30元之间，以售卖各类快餐为主，面粉饭都有，炒菜种类多。
店里三名服务员，其中两名是缅甸籍。魏秋家的客流得益于边境的繁荣，将近一半的食客是从事外贸生意的缅甸商人。据新华网报道，姐告贸易区在疫情封闭前，每天通关过境人数超过4.9万人次。这是全国陆路查验外籍人员最多的边境口岸。
魏秋从没想过，在如此优越的位置开店，也会陷入经济上的困窘。往常里，小店每日流水达到3000元以上；再算上外卖平台提供的生意，每日营业额有4000元左右。
封城之后，一切都变了。
出现在姐告贸易区的缅甸面孔一下子少了很多，店里的生意随之降低了60%。两个缅甸服务员返回家乡，归期未定。
第一次宣布封城时，魏秋还记得自己并没有太当回事：“关门几天嘛，影响也不大。就当给自己放个假，在家陪孩子待几天。”
确诊病例持续上涨，来自缅甸的偷渡客也未消失，“清零”仿佛看不见尽头。第三次封城来临，魏秋意识到“不对劲了”——封城，似乎有常态化的迹象。
暂停堂食后，餐厅的入账更少了，一天500元不到。外卖平台倒是能接单，但是生意惨淡到连水电费也覆盖不了。最心酸的一天，线上营业额只有23块。
一旦饭店没有进账，经济上的压力，就无法避免。魏秋不知道什么时候恢复营业。善解人意的房东答应减免40%的租金，但加上房贷后，每个月接近一万元的固定支出依然让她感到举步维艰。魏秋不得不遣散了剩下的一名服务员和厨师。
经济上的捉襟见肘让家里的气氛也不似从前。有一天中午，吃完饭的女儿哭闹不止，一定要出去玩。魏秋哄不住，一旁的丈夫忍不住发脾气，一巴掌拍在孩子的屁股上：“闹什么闹，没看见爸爸妈妈都快烦死了！”
姥姥一把夺过孩子，带着哭腔说：“大家都难过，你冲孩子撒什么气？”
解封的间隙里，店铺曾短暂地开过几天，但禁止堂食，营业额也不及之前的三分之一。
魏秋抱着孩子出门转了转。这座自己土生土长的城市已经变得陌生——街道是空的，没有人也没有车，学校里寂静无声，商场和影院都关门了。
街道上的铁丝网和路障依旧没有拆除，每一个路口都有木桩和围栏，想要抱着孩子稳稳跨过护栏，有一定的难度。
■ 2022年3月4日，瑞丽一街道上难觅行人车辆，居民居家隔离，严禁非必要外出。
魏秋熟悉的几个做外贸的朋友全破产了。人们不得已开始求助。境况最艰难的时候——2021年10月份，人民网的“领导留言板”上，与瑞丽有关的民众留言超过600条。
2021年10月28日，曾任瑞丽市副市长的戴荣里发表了《瑞丽需要祖国的关爱》一文，获得十万以上的阅读量。评论区里，众多瑞丽市民感激他勇敢发声。
市政府和民政局先后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的支持政策》和《进一步做好疫情影响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救助的实施方案》，推出99个政策：“将从房租减免、资金拨付、金融支持、税收优惠、民生救助等方面有效减轻企业负担、保障民生”，“对连续三个月无收入来源的，按户给予临时困难救助、适当放宽低保认定条件等保障”。
魏秋询问做生意的朋友是否收到补助，得到的回复往往是：“大家都差不多，政府也没钱了。”余下的话，没人继续讲下去。
有人留守，便有人离开。
2021年4月，瑞丽公布的全市核酸检测总人数38万；到2022年4月，这一数字降至19万。瑞丽市的一位政府官员向《中国慈善家》杂志表示：“网上流传的‘常住人口从 50 万降到 10 万’的说法有些夸张，20 万人还是有的。”
人口迅速外流的背后，是当地产业的萧条，其中受创最重的是瑞丽的珠宝行业。
瑞丽是东南亚重要的珠宝玉石集散中心，也是中国最大的翡翠集散地。瑞丽的珠宝街，被誉为“全世界最富有的街道”。
2010年，瑞丽作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被寄予厚望。玉石行业进入第一次快速增长期。繁荣时期，整条街无论白天黑夜，灯火通明。瑞丽珠宝商的主要聚集地在姐告边境贸易区，遍地的商铺都与玉石有关。
直播的兴起给瑞丽珠宝行业带来第二次繁荣。据人民网报道，截至2020年5月，直播从业人员超过6万人。
在瑞丽做了三年珠宝主播后，汪恬恬决定离开，“总要想办法挣钱啊。”她负责直播的商品是翡翠手镯。
从晚上七点到十二点，出现在直播间里的汪恬恬妆容精致、嗓音清亮。手边，是一杯温水和打开的咽喉含片。灯光一打开，翠绿色的镯子在她白皙的手腕上投下暗绿的光影。
为了避免被隔壁的主播压住气势，汪恬恬必须提高嗓音，卖力地跟顾客保证：“假一赔十哈，各位！”屏幕另一端，往往有数十位买家争先问价和竞拍，一块上等的翡翠镯子能卖到上百万元。
汪恬恬的主要收入靠分成，鼎盛时期月收入超过10万元。在珠宝直播基地，有超过3500名像她一样的主播。基地关停前，他们每天的工作内容是对着镜头展示、叫卖自家的翡翠制品。
繁盛的贸易带动了大大小小的服务产业。簇拥在姐告贸易区周边的是数不清的小酒吧和餐馆：在这里，每天有上万人在流动和交易；这里的人，从不缺生意做。
■ 2019年6月8日，在瑞丽姐告玉城市场里，上万名玉石直播销售人员正在交易。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外籍人员来到姐告经商、务工，形成了聚集区。姐告常住人口为1.5万余人，外籍人员就有5000多人。缅甸人是最常见的外籍面孔，原因简单：缅北矿带是世界公认的高质量翡翠原石产地，瑞丽珠宝城的玉石大多来自那里。
疫情带来的冲击迅速而激烈。出于对输入病例风险的担忧，第一轮疫情出现后，跨国贸易被暂时搁置。官方也下达了明确禁令：2021年4月1日起，瑞丽全市珠宝交易市场、直播基地和所有线上线下的经营活动叫停。
姐告贸易区两轮疫情后，姐告与瑞丽主城区之间唯一的通道——姐告大桥禁止通行，姐告片区人员原则上不进不出。上万名商人先后离开了贸易区。留守的，只剩下看管贵重资产的300多人。
刘国平是离开的商人之一。他在姐告做了十多年玉石毛料生意——从缅甸进口毛料，直接售卖珠宝原石或简单处理后的翡翠给下游加工商，业务覆盖线上和线下两部分。他不愿详细介绍个人名下的资产规模，言语之间，透露着昔日的辉煌与富庶。
线下交易停止后，仓库里的玉石毛料无法发货，之前预定的货物也卡在关外。营业额骤降至零元。线上的直播也没法继续售卖。
为了留存粉丝，刘国平让主播开直播跟顾客聊天，也亏本卖过一些小商品。主播很快提出辞职，准备去广州找新的工作。刘国平没有阻拦。
政策规定，离开瑞丽需要向所在区域的网格员申请，经同意后去指定地点（或酒店）自费隔离七天，再自费做三次核酸，第三次还是“双采双检”（鼻咽拭子和口咽拭子）。复杂的隔离程序未能打消人们离开的决心，办理《离瑞证明》的人在政府大楼前排到数公里。
“与其守在这里等‘死’，不如出去看看。”停市七个月来，刘国平亏损高达七位数。不愿多谈的他，感叹了一句：“活着都难。”
姐告的珠宝街里，背着玉石毛料的缅甸人回家了，卖手抓饼的小推车消失了，酒吧也不再有生意。麻辣烫、江西瓦罐汤、广东猪脚饭、傣族鸡脚，这些平日里熙攘的小店全都关门了。姐告大桥变得空空荡荡。
汪恬恬算过：离开瑞丽自费隔离，机票、酒店等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可是，不舍得花钱，就只能眼睁睁看着积蓄见底。离开瑞丽那天，她发了一条忧伤的朋友圈：“再见了，我奋斗过的地方，我爱的瑞丽。”
没有准确的数据显示，在疫情期间到底有多少人离开了瑞丽。但是，如林珊和魏秋的形容：“肉眼可见的，快变成空城了。”
解封日终于到来。2022年5月1日，瑞丽市的珠宝玉石市场宣布恢复营业，只是缺少了从前的盛景。开门营业的商铺不到三分之一，剩下的珠宝店，卷帘门上仍盖着厚厚的灰。
■ 2022年5月9日，瑞丽市德龙珠宝夜市恢复营业。
魏秋抱着女儿，和母亲一道出门。街上出现了人群，商场和电影院也开门了，不过进出需要查看核酸阴性证明。
听着街上的人声与车声，林珊有种奇异的感动：大家似乎慢慢的，从长期居家的状态中缓过劲来。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