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扬名街道，黄码转绿的人，都要在手上臂上盖章，三天内不得消除。
据知情人说，这个章遇水即化。从图片上看，敲章的人还非常随意，有人敲在手臂上，有人敲在手背上。在手臂上的人不能洗澡，手背上的人不能洗手。古人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故而舍不得洗手。敲了章的人，则是不敢洗手。
这个后来有人出来致歉了，可是仔细看一下那个章，竟然是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不知道这个卫生服务中心是个什么级别的单位，竟然有如此之大的权限，可以勒令整个街道成千上万的人必须保留这个章。
当然，它在这个特殊时期就有了这个特殊的权力：事涉新冠，便无大小，统统是弥天的大事。卫生服务中心很明白这个道理，就算它只是一个芝麻绿豆大小的单位，也能如此予取予夺。
至于这个章里上溯回去的几个单位：扬名街道、梁溪区、无锡市，要承担的责任也可以推个净净。不过，我猜想如果不是因为被暴露了出来触发众怒，因此而“扬名”，这几个上溯单位大约也是认同这个做法的。
在这个时期中，所有一切能够确保万无一失的措施，都是好的措施吧，对他们来说。
确保万无一失的理念，还发生在上海许多的公司里。《新闻晨报》的报道说，在上海的招工市场上，出现了“进过方舱的不要，阳过的不要”。
这不是个别小私营企业的个体行为，据媒体披露，还包括众多大公司，迪士尼、富士康、大金等。为了能够确认招工中不会被这些进过方舱和阳过的人“蒙混过关”，他们会查验应聘者的核酸记录，直至上溯两个月。
一个人的病史，是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新冠病史，同样也是属于隐私部分，假如我们允许一个公司查验个人的核酸检测史，其实是等同于允许一个公司在招聘的时候，查验个人病史。
我们许多年奋斗得来的反歧视成果，竟然在一场世界性的传染病中，被消灭殆尽。
在奥斯卡影史上，有一部著名的电影《费城故事》，讲的是汤姆·汉克斯扮演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状告它的雇主律师行。这部电影，直接推动了美国雇工市场的艾滋病歧视政策。从那个时候开始，艾滋病病史成为了美国雇工市场中的一个敏感地带，没有人敢于歧视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在方舱中工作的，不仅有医护人士，还有大量的志愿者，与普通的雇工。这些工作，本身就是暴露在病毒危险之下的高危感染者，他们是勇敢者，是孤勇者，是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的勇敢的力量，而他们，竟然成为了被歧视者。
万无一失，这个极化的心理状态，使许多事都被扭曲。
对雇工市场的歧视，上海交通大学陆铭老师，联合了交大的另外两位老师郑子杨、李瑞峰，以及和勤律师事务所的吴刚律师，共同提出了《关于减少劳动力市场上新冠康复者歧视的建议》，在建议书中，他直接提到，这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等多部法律的。
自上海停止全域静默之后，新冠疫情的严厉管控措施开始逐渐放松，包括取消星号的政策，本来已经给过度上弦的政策松了一点绑。而在过去三年里，因为新冠疫情，中国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各级政府为了新冠的“万无一失”，不乏层层加码之举，因为在行政系统中，背后往往是硬邦邦的一票否决制。
有了无锡这样的官样歧视，就会刺激迪士尼、富士康和大金这样的私营歧视。官方如果对于出现疫情风险的地方一封了之，那么私营企业就更加不敢冒此风险，干脆一拒了之。因此，把私营企业的恐惧拿出来大加挞伐，更要上溯到行政层面上的层层加码。
在对疫情的极端恐惧与万无一失的心态下，公民的权利在许多情况下其实遭到了侵犯，盖章侵犯的是公民的尊严，招工歧视政策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劳动权、公平权，而一律强制性的疫苗政策则侵犯了公民的选择权。
北宋时期，名将狄青已经官至枢密使，也就是副宰相。他年轻时作为配军，曾经在脸上刺字。宋仁宗不忍，劝他削去刺字。他回复说，要留得刺字，好让军中男儿，知晓如他这样的囚徒，也能够荣登庙堂，为国效力。但这是狄青的个人选择。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作为一个公民，应当有尊严、有选择。在全民抗疫的那些层层加码的政策之下，有人失去了自由移动的权利，有人失去了自主经营的权利，有人则因为曾经罹患新冠而失去了工作的权利。被一些地方“万无一失”的管控，我们又何尝不是在身上、在手机里、在身份证上、盖了章的失去自由的人。
纵容这种行为，它就不是对个别人的歧视，而是对我们国家所有公民的歧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