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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明清“闭关锁国”的真正原因
作者:木蹊
发表日期:2022.8.30
来源:微信公众号“木蹊说”
主题归类:闭关锁国
CDS收藏:公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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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篇为闭关锁国的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

究其原因,还是很多人认为,这篇文章和现代的改革精神背道而驰。

既然不能谈现实,那我们就严谨地追溯过去——明清海禁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01

在史学界,“海禁”通常被视作是闭关锁国的象征,也标志着中原文明走向封闭、开始落后于世界历史潮流的开始。

所谓海禁,就是切断中国沿海对外贸易,同时禁止沿海和外洋诸国的人员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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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五代战乱、蒙元的灭宋,使得中原人口渡海避祸的数量增加,当新的王朝建立后,统治者发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难以做到了。

与中国同衣冠、同语言的王化之民居然有一部分跑到了海外,且往来于故乡和东南亚之间,并带走不少劳动力,脱离王朝的控制范围,这当然会引发统治者的忧虑。

因为他们一旦脱离了朝廷的控制,就有可能发展出独立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再加上积累的财力为后盾,一旦天下有变,他们就有可能问鼎中原。

比如元末明初的方国珍就是如此,他的祖上世代做贩卖海盐的生意,他后来就成了海盗,多次抢劫漕运的粮食,和朝廷抢夺制海权,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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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珍的故事给朱元璋印象非常深刻,面对辽阔,无法控制的海洋,既然无法从源头上阻止外国人到中国来,那只能阻止中国人到海外去、特别是要阻止中国人发展出脱离朝廷控制的海外势力。

而这,就是海禁令出炉的最直接动机。

中国的第一道禁海令(又称海禁令)就是朱元璋颁布的。

几十年后,很多人盛传建文帝朱允炆流亡海外,明成祖朱棣更是担心有朝一日他反攻内陆夺回皇位。

因此才有了郑和七下西洋——一方面暗中寻访建文帝的下落,另一方面威慑东南亚和印度洋诸国,警告他们不要招降纳叛,与大明朝为敌。

同时还扩展了朝贡贸易体系,以政府间的贸易取代民间贸易,削弱海外华商集团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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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因为国家领土不断地缩小,朝廷失去了很多重要资源,比如铜、铅、锡矿等,同时可耕地面积减少,农业税的来源也大大减少。

为了弥补财政的不足,商业税的重要性自然上升,对外贸易的重视程度也开始上升。

但明朝一统之后,又回到重农抑商的传统经济模式上,对海外贸易自然就以负面眼光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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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明朝的海禁也是因为日本的骚扰。

早在14世纪初,中国就有了倭寇袭扰沿海的记载。

开始的倭寇之患并不严重,那时他们劫掠的主要目标是高丽,毕竟朝鲜半岛离日本更近。

但到了元末明初,倭寇越发变得严重起来,这是因为中原动荡,不断有中国沿海的商人和居民出走,与日本人联系,形成武装走私、兼抢劫的海上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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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到了清朝,海禁更严厉了。

起初,是因为郑成功家族在宝岛多次闹事,所以清朝采取严厉的禁海封疆政策,断绝沿海省份与宝岛的经济和人员往来,更强迫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把最接近海岸线的村庄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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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天下大定,海禁的政策大为放宽,甚至还开放了四口通商:广州、璋州、宁波、云台山。

但到了康熙后期,海禁再度收紧,原因是他开始害怕外来文化的入侵。

清朝初年,天主教在东亚已经有相当大规模的传播,有利马窦、汤若望等一批耶稣会教士在中国传教。

最初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没有受到特别的打压,但从1704年开始,罗马教庭推出七条“禁约”,明令禁止中国的教徒尊孔祭祖,这是为了防止天主教习俗被中国化。

1721年这个“禁约”的中文本被正式摆上了康熙皇帝的办公桌,惹恼了康熙大帝,从而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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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干脆就废止了康熙时期的四口通商,只留下广州一地与外商贸易。

在清朝中后期官方文件和民间信件里,我们可以看到,限制贸易和与国外人员往来,是出于文化排斥,而非现实的安全考虑。

比如欧洲人18世纪的服饰,是女性穿开胸的长裙;男女见面接吻拥抱。

这引起了不少中国官绅们的忧虑,害怕“华洋杂处”,败坏了中华男女大防的礼教。

19世纪有一本书叫《广州番鬼录》,是美国商人所写的回忆录,书中记载说,一旦有欧洲随船的女性上岸,常常会引起中国人的围观,就是来看欧洲妇女“袒胸露乳”的奇装异服,可见这事对当时人的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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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朝中后期起,在海禁政策中,维持文化的孤立封闭考量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了。

十八世纪末,乾隆帝的文化自信空前膨胀,他在给英王乔治二世的一封书信中说: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其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跃然纸上。

但实际上,乾隆时期,正是清政府由盛转衰的时期,其腐朽性、虚弱性日渐显露。

对于日渐昌盛的西方文化,不去主动了解,而是一味抵制,神经衰弱地以为,这会带坏本国民众。

于是乎,直接关上了开放之大门,不闻不问,以图高枕无忧。

03

可惜的是,历史粉碎了这个幻想。

由于数百年的闭关政策,使得中国社会、中国民众每日只知研究八股、词章、闭目塞聪、死守教条,陷入了原地踏步的状态。

可同一时期,西欧却冲破了中世纪教会的思想桎梏。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大革命……使得其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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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到了1840年的那一阵阵炮声,终于唤醒了中国这头睡了几百年的狮子。

可笑的是,即便洋枪利炮已经轰到了家门口,道光、咸丰两代皇帝也还是躲在紫禁城内,不和外国人见面交流。

后来,光绪帝目睹山河破碎,意图改革进取,资助学生出国学习,资助大臣出国考察,希望把先进的东西学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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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在顽固派的阻挠下,在保守的思想惯性下,这些努力都夭折了——留美学生中途停学,拆除铁路,用马车去拉外国人的火车,说是“变华为夷,鄙见迂疏,以为不可!”

可见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之思想,毒害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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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过去了一百多年了,我们对此教训当引以为鉴:

中国若要迅速崛起,彻底改变中国和外国的力量对比,决不能自我得意、自我隔离,作茧自缚,盲目排外。

因为历史已经告诉我们,闭关禁海只会让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对社稷和百姓有百害而无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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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的文章之所以被诟病。

就是因为他们未能意识到开放是启发民智的觉醒力量!

是汲世界各地文明之所长的包容力量!

是破除封闭愚昧的进步力量!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已经觉醒,但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之思想还没有完全消失。

时至今日,它仍像幽灵一样,游荡在这片土地。

一个国家当然要学会与自己的过去和解,要走出历史悲情。

但,我们更应该站在人民大众和现代文明的视角,敢于自我反思,自我超越。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迫切的问题,是为“闭关锁国”正名,还是重建改革开放的共识,避免重蹈覆辙?

公道自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