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以为困兽犹斗令人悲哀。其实真正悲哀的是，困境之中完全放弃抗争，还以所谓顺天安命的哲学来进行自我抚慰。”
这是清华大学专注刑法学研究的劳教授在一周前谈论当下文学与影视作品时留下的一段话，在她看来，“有意无意地向人们传递顺天安命的人生哲学”的作品，“也许有审美意义上的价值”，只是劳教授直言“自己不喜欢”，在她看来，“连动物的困境求生本能都丧失了，还耽溺于这样的审美，不觉得相当可悲吗？”
今天上午，有网友发现，劳教授拥有40多万粉丝的微博全部清空了，后来，媒体报道的“清华大学教授劳东燕微博清空”的话题也失去了踪迹。
很多不明就里的网友都在追问啥情况？有人说， “原因可以有各种猜测，但大概永远无法证实。”
也有人说，“在大是大非面前，你跟我讲法律？这种人早就该管管了。”
不知道劳教授是要转移阵地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在她的另一家拥有52名粉丝的社交平台认证账号上，依然留存着最近一周发布的4条内容。
劳教授是谁？作为近期罕见地坚持在公众平台上义务普法的知名法学教授，她是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专研刑法，曾获得第二届首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2015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等荣誉。
2020年夏天，劳教授还成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挂职专家，以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身份，开始承担自己的工作——既有对各类司法规范性文件起草与修改工作的参与，也有对地方检察机关所提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的提供。
在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在职教师简介中，劳教授工作履历的第一条就是“1996年7月至1998年10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处书记员、代理检察员”，可以说，即便是在报考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之后硕博连读，醉心于学术，她对检察院系统并不陌生。
对于自己重返检察机关，她给出的理由是，“贯通理论与实践”，并“致力于打通学科之间的相互隔绝状态”。
当然，对于劳教授，更多普通网民对她了解还是基于她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发声，从苏州女孩穿和服被传唤，到河南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以及面对各地动辄以不做核酸、违反紧急事态为由处罚民众，劳教授都曾仗义执言，以法服人。
在“学人scholar”发布的一篇自述中，与“鲁迅同乡”的她说，“这个社会需要善良而较真的人”，“有基本的善良，同时愿意像法治社会的公民那样，花费时间去较真，逼使现有的不合理规定做出相应的改变。”
《我不是药神》热播让她忽然意识到，只有当法律问题上升为公共性的议题，才有可能推进制度的改良或变革，并让她愿意相信“只要一起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从此，她“从一名低调的学者，到站出来面对风口浪尖的舆论”，“学人scholar”说，这“是她的承担，也怀揣着她的愿景”。
她说：“相信中国社会一定能够走出历史的三峡。”
在两天前发布的最新一条动态中，她说了一件“让人感到欣慰的”消息，“看到四川凉山发的《凉山州公安局关于拒绝接受、配合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措施法律责任告知书》，已经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从相关法律责任条款中去掉了。”
她透露，“在中秋节那天，就听闻有地方已认识到援引该条款进行处罚有问题，并做了内部的纠正。看来消息属实，这是让人感到欣慰的。”
劳教授的这个发现，也曾被很多公众账号转发，积极科普。
在这之前的一条中，她从自己的“个性”说起，“从小到大，从来不会主动去侵犯别人，但也不容许别人随意欺凌于我。可能属于防御性进攻的人格。”
她说在大学教书十多年后，“由于职业的关系，个性中进攻性的部分慢慢有被磨平的趋势”，起初她还认为“这属于不与人一般见识，自己正在有所长进，变得宽容”的表现，但近些年来逐渐明白“这种发展倾向的确并不好”，“人是应该有所坚持的，缺乏原则无底线的退让，更像是一种犬儒与乡愿”。
她还说，“在某种意义上，上微博倒有个好处，就是遇到那些无谓的攻击与谩骂，会引发我的防御性进攻。”
她还谈及了对出言反对或抗争的认识，在她看来，这除了关乎实力，更是勇气问题，“只有自身的实力比不上对方之际，恐怕才谈得上抗争的问题”，“当自身实力足以碾压对方的时候，还需要抗争吗？”
她行文最后还分享了一个自己“新近学到的重要教训”，“不想冒任何风险的人，反而更易于遭遇灭顶之灾”。
她说，“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不冒风险是不可能的。你固然可以不选择风险，但风险或迟或早地会找上你。”
在那篇被删除的《直面真实的世界》文章中，她曾写道，“在一个到处充斥正能量话语的社会，不安感却像潮水一样，迅速地在全社会蔓延。”
她曾在前述自述文章的最后说，“我不算特别勇敢的人，很多事情上也会患得患失。只是，相比于消极地退守或是弃船远走，我的确还是更为欣赏这样的选择：只要仍然存在能够努力的空间，就绝不轻言放弃。”
不知道，这一次她被风险找上了还是轻言放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