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地域人格化进而高尚人格化，可能是近些年汉语堕落的一大重症。
哪怕一直被明晃晃血淋淋的事实打脸。
地域和国家一样，首先是地理上的一个称呼，这称呼还会随着疆域与行政区划的调解而变更。
比如我跟老家人说老家，一定是“邓县”而不是“邓州”。我们说邻近湖北的那个地市，一定叫“襄樊”而不是“襄阳”。
更典型的，从“海参崴”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征服东方），从“外蒙古”到“蒙古国”。
比较一下，“谁在伤害海参崴”，与“谁在伤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区别。
每一个称呼下，都是乌央乌央的人。赵作海媳妇李素兰阿姨有句挂在嘴边的话，“商丘是个出冤案的地方”。我想，她并不是说七八百万商丘人民都热衷于制造冤假错案。
如果这个时候，同村有个壮男冲过来质问，“你为啥要伤害商丘”，估计旁边的猪和狗都会笑掉大牙。
上面是地理和人口。而对于具体的一个人，或两个人，一群人来说，所谓某国和某地，本不是必须热爱或痛恨的人格化主体，而是他们在某国和某地遭遇的总和。
说白了，你爱不爱一个国家，与你在哪里出生不应该有太大关系。你在这个国家遭遇了什么，或者，代表这个国家的某些势力给你造成了什么福祉或灾祸，这才是评判的基础。
从逻辑上来看，如果某个地方由某些人说了算，你不可能不爱那些人，却可以笼统地爱那个地方。这很矫情，也很虚伪。
明白了这个道理后，回到我们身边的地域和城市名誉捍卫战，就不难发现，跟明确讨厌一个城市相比，捍卫一个城市更为冒险。——你像保护自己睾丸一样保卫城市脸面，很可能就在嘲弄那些被城市里的强势力量伤害的人。
你缺席了伤害现场，也就谈不上伸出援手。但你如何看待他们被伤害，不仅在评判他们在这个城市的遭遇，也是他们新一场遭遇的开始。
这个时候，问题就出来了，要是你特别崇拜这个城市，尤其期望以服从和恭敬来换取自己更好的遭遇，激励更多的信众，裹挟更多的流量，那你必须做出两件事：
贬低受害者的人格，指出他们虽情有可悯，但咎由自取；
合理化和褒扬加害者，指出他们虽行有不当，但无伤大雅。
这些来自民间半民间的微妙精算，会与官方同频共振，群策群力将受害者涂抹成一个滑稽的笑话。
广州二女事件的处理结果，无疑将告诉所有人，在广州地界上，遇到“防疫管控卡口”和“防疫人员”，无论他们如何要求你，你甚至都不能求助于法律——常见的是报警。
被404的现场信息来看，正是二女被阻止报警，情绪才失控。一个报警都会被视作挑衅的地方，是个正经地方吗？
出于外界不必知道的原因，这些来自村头的“防疫人员”，都拥有了在编警员才拥有的现场执法权，还装备了属于管制警械的约束带。你忤逆他们，就后果自负。
至于“防疫管控卡口”和“防疫人员”在法律上的角色和授权，他们的行为是私刑还是执法主体、执法依据和执法程序都合乎成文法的执法团队，没人问，问了更没人答。
只因为，他们得到了“上面”的默许。“上面”甚至不需要明确授权，只需要暗示他们的某些行为不会被追责，街面就将太平很多。
十九年前，那个姓孙的湖北大学生生前肯定是不幸的。但他在死后，却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