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几乎所有人的意料，潮汐变换了方向。不靠恩赐，而靠勇敢。这是令我们心灵震动的一段时间，别让这样的日子辜负和白费，“宁在一思进，莫在一思停”，这时更需要继续改变精进的是我们自己。
面对一次设身处地的启蒙，大家可以将此看作自己重新的“成年”，一次精神上自我革新的机会。成为新的人，就该脱去我们旧日的习性，才能配得上被这份新光染色。
回看今年的历程，从年初到现在，社会气氛并非是一个平顺的过渡，我们不是逐渐对疫情达成了新的共识。事实上我们几乎原地踏步，也走了很多弯路，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经济的、生命的、生活的。这些弯路背后是我们的旧思想与旧意识，阻碍着更多人共识的形成。
摆脱它们，未来我们依然依赖一种苛刻的勇敢。不过，挺直脊梁吧。
01. 地域荣誉的争夺
在干扰我们接近共识的过程中，首先想到的是地域荣誉的话语，不管是捍卫自己所在的城市，还是诋毁其他人所在的城市。
这当然可以理解，城市是今天生活形式的基本物质构成，我们也有城市等级划分，有城市间的竞争。地域歧视与反歧视，也是我们这个巨大共同体中常见的话题。在上半年，地域间的竞争一直牢牢占据着讨论防疫话题的核心位置，各个城市竞争谁做得更好，谁更能接受和执行规范，或是哪个城市的厄运其实是因为他们的恶习。现在回想起来，是否觉得荒唐。
对其他城市的困境，揶揄和归咎大于了同情。到最近，这样的问题依然显著。其背后不仅仅折射地域争夺的问题。还有一个拷问，如果对一个地区抛弃和排除，是否可以换得其他人的安全？如果让社会10%的人遭遇最大不幸，换得剩下90%的人生活安宁，我们会做何选择？这是我们在谴责所谓“外溢”时经常要做的选择。
我相信到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越来越感受到这种地域话语的无意义，而更多感受到一种现代行政带来的“命运与共”。行政、经济广泛相连，政策的“传染性”被我们明显感受，一地的执行方式会快速向其他地区复制（其实在2020年我们就应该发现），加码的方式是互相模仿的。而经济困境也在国内市场中传递，不管你的态度立场，或身在何方，经济困境都会笼罩所有人。
而更重要的，一地人的勇敢，也将为其他地方的人打开争取权利的空间。我们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城与城之间的分隔和藩篱。等到所有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再来争夺城市的荣誉吧。现在我们也许更需要对其他城市的关注，同情其他城市的遭遇，感谢其他城市的努力。
意识到大家的类似，同样的努力方式，每个地方的人都有所尝试；我们遭遇的大多数问题和缺陷，也不会是某个城市的专利。
解决那个最严峻城市的困境，其实是为我们所有人提高底限。为其他城市呼吁和鼓掌吧。
02. 真正地，真正地摆脱二极管思维
我们总是批判二极管思维，但即便到现在，针对新冠病毒，我们还在辩论是不是“大号流感”。其实事实很简单，从致病性上，与流感相当；从传染性上，比流感强许多；从后遗症和并发症上，比流感高。因此说新冠是“大号流感”需要很确切的语境。
对一个年轻、身体健康的个体视角，当然可以当作“大号流感”。对于拥有基础病的中老年，依然是可怕的。从社会整体视角，它当然比流感的影响和危害要大，但这不代表“过度防疫”就有了理由。
相当长的时间（也许现在还是），我们的社会依然在这个“二极管思维”中，一方论证其极其可怕，后遗症如何严重，其他国家劳动力如何规模化退出市场；一方论证其为“大号流感”，致死率已经多么低，重症率在感染者中已经多么少，国外已经完全放开。实际情况当然比这个二分法复杂。
这代表我们需要让公共舆论承载稍微复杂一点点的话题，有多一点点的细节，这是我们远远还没有实现的。病毒不仅分“危险”和“不危险”、致病性和传染性的二分，一个致病性低、传染性高的疾病依然值得社会重视。如果我们的舆论可以容纳这个稍微复杂的话题，是不是就可以更早形成新的共识？
再说后遗症，新冠“有后遗症”与“没有后遗症”，同样不是这样的二分。所谓“LongCovid”，但这个“long”指的是多久？一辈子？永久的不可逆的损害？还是指2个月、4个月，最长达半年的后遗症呢？这对我们理解其到底有多大的社会和个体影响，也是重要的细节。但很可惜，到今天，我们也仅仅在讨论“有后遗症”或“没有后遗症”的粗暴二分，而不是后遗症具体的情况、对象等等。
在我们的舆论场中，一定出现过非二分的文章和内容，但这样的内容没有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影响我们讨论的方式，我们依然在争论“这是不是大号流感”。这不仅与专家学者、知识分子的引导能力相关，也与我们每个人相关，再好的内容，受众拒绝也没有办法。网络没有“舆论战”，只有“增进认知战”。
在一个正常的舆论环境，我们早就会越过二分法的时期。过于简单的想法和思路也许在同行、高校和媒体这一关就被阻隔，因而公众接受到的是相对经过筛选的内容。可惜在我们这里，并没有这样的条件，胡说八道并没有什么代价。
所以我要说，“每个人是自己认知能力的第一责任人”，如果我们任由自己陷入到简单的非此即彼之争，接受路线斗争思维，我们就还是那个旧人。
在今年社会和个体付出如此大代价的时候，有多少人真的去看过一篇论文，了解一下这个疾病或其后遗症到底是什么样？即便是非医学背景的人，只要英语能力不错，也足够明白那些文章的摘要和结论，以及其中基本图表的统计学关系和依据，流行病学研究还是个统计学领域，这其中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门槛。
你会在读到这里要求的时候，觉得它太高或太过分吗？那想想这个视角，对管理者无条件支持的人总有一个逻辑，即群众都是“群氓”，对问题没有真正的了解，只能自私地顾及眼前的利益。因而在这个背景下，不如“无脑”支持决策者的一切决定，好过听无知又短视的人的意见。
我相信当然不是如此，但至少公共舆论环境需要做出这样的证明和努力，如果三年之后，普通公众依然是消极地坐等专家的普及，并停留在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分思维上，岂不正中他们的下怀。如果你反对这样轻视公众的粗暴想法，我们就要成为新人，作出对应的努力。
这对2022年尤其关键，面对影响我们生活到如此深度的公共事件，如此巨大的社会撕裂，我们都不愿意在其中了解细节和缘由，又谈得上什么样的“公共责任”与“公共参与”呢？增进认知，并传播与施加我们的影响，是这个社会舆论风气改变不可或缺的一步。
更快速地抛弃和超越那些二分的立场对立吧。
03. 医治“坏认知”
除了过于简单的二分对立，社会同样会被误导的、阴谋的、陈旧的观念和信息捆绑。
在过去三年，我们眼看很多无良自媒体传播恐惧和谣言。很多非此即彼的对立，就是来源于他们的“议题设置”。直到今天，很多人还深受这些自媒体的影响，不管是对疫病的过度恐惧，还是对进步人群的污名化。
也许你在同温层的微信群或线下与朋友聚会时，已经旗帜鲜明地批评这些内容了。但从过去我们的经验来看，这远远不够，也许在过去，我们还可以自我安慰地说：别看他们浏览量挺大的，但其实对社会没有什么影响。三年过后，我想我们已经不能这样继续安慰我们自己，社会是真的在被他们塑造。
他们占据上风与主流的过程当然与权力高度相关，但我们应该没有到对其束手无策的地步。我们要如何对待这样的信息源？仅通过举报的方式直接让其闭嘴？还是使用公共说理的方式解决问题，与其针锋相对，在事实和道理上完成对他们的说服和驳斥？显然是后者。
这需要所有人的参与，而不仅仅是个别知识分子，开个公众号不会是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写作既是练习，也是一种分布式地解决“坏知识”与“坏认知”的方法。我们应该不会寄望于每个人仅仅是感动，之后什么努力都不做，不往前迈一步，这个社会就会在我们的感动之情的感应下自动变好。如果可以做点什么，又有什么比这个方式更简单且安全呢？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股热情或两三句话语的激励，我们需要的是规律性的练习和增进。
如果公众号都太过复杂，你甚至可以给自己一个每周的目标，比如选择在朋友圈刷屏的你认为有问题的文章，想办法以最平和清晰的方式转发并说出它的问题，或举出一个触目有力的反例，把这个当作一种必须的练习。
不仅在网上，也在线下，不管是你的同学，或在你工作的场合，你总见到其他人拿着网上的谣言和阴谋论夸夸其谈，以炫耀他们的“格局”，周围的人可能会以热烈或被迫的态度附和。也许在过去，你在此时默不作声，笑着等这个话题过去，但我劝你在未来对这些东西零容忍。
这就像女性主义者应该对自己身边隐性或显性的歧视话语表示零容忍一样。这样的话语实际会对社会带来巨大的伤害，但最开始你也许会被视作异类，甚至招致非议。因为这种说服的方式同样需要练习。
当你开始写作或说服的时候，也许才发现自己多么笨拙，我们总会认为自己“真理在握”，对问题有绝对正确的认识。但在实际表达时，却在笨拙中必须意识到那种道德直觉只不过是很小的一步，既然我们是再成年的新人，我们不是瞬间完成了自我的革新，这会需要长久的练习。
从线上或线下的附近开始，医治在我们环境中广泛存在的“坏认知”。我们得用这个方式，让社会舆论摆脱被部分无良媒体或自媒体的流量生意绑架的境地。
04. 不搭便车
上面的内容为所谓的“新人”提出了很多要求和可能性。在这种时候，我们心里总会有个声音：这些事情让别人去做就好吧，不需要每个人都做。
这是我们传统中“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经济学上称其为“公共品困境”。意思是说，我们所谓的“舆论环境”是个公共环境，笼罩所有人，不管其好坏，所有人在其中共进共退。一个良好的环境，对其中哪怕最无知的人都有好处；一个糟糕的环境，就算你是个大智者，也无法在其中独善其身。
但这种公共环境，却存在一种困境，即每一个努力都不只造福自己，而同样会造福其他人。反过来说，一个什么都不做的人，也会获得其他人努力的结果和益处。从经济学上，在这个情况下，最好的策略就是“搭便车”，我什么都不做，等别人努力就行，最后的成功也有我的份。
这被称为“公共品困境”的原因，就是说越在大型共同体中，“搭便车”越会逐渐成为最主要的策略，被几乎所有人采用，因而就“没水喝”了。
将此运用到我们过去的生活中，还能发现更可怕的一面。因为“搭便车”的这种“理性选择”，不仅会放弃对公共责任的参与，还有消极的一面，即会对现存的所有规则，基于短期利益支持和盲从。
比如建立在对小区解封的要求下，一个人可以既心里反对过度防疫，又支持把邻居快速转运走，对密接、次密接的邻里展现出冷酷。在这种“搭便车”又“保全短期利益”之下，成为一种不冲突的“生活智慧”。
因此搭便车不仅不是一个“中立”和“置身世外”的消极位置。实事求是地说，我们这个社会并没有给人“遗世独立”的选项，每个人都紧紧受到规则的包裹，这或许不是我们的责任，却为我们的生活定下了基本的方向。
这是一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样的环境里继续“搭便车”，便已经踏足不断后退的激流。
尾声 现在努力依然不迟
旧日的我们或多或少有些丧志，觉得什么都不可能。“不如一切毁灭了吧”，这是个老问题，在之前“毁灭主义”的文章中已经探讨过。我们看到一些希望的光亮，当下，至少可以暂时抛弃丧志的想法，去努力到我们穷尽我们“新人”的潜能，依然无济于事时，再丧志不迟。
回想这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是否有遗憾，感觉有些事，如果更早做，也许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希望我们现在努力依然不迟。
几篇文章当然不可能穷尽所有问题，“旧”不仅不是一张白纸，还背负着深重的历史债务，操着满口的旧话语，脑子里满是旧恐惧，带着疲惫的旧无力感，眼里是过去的旧视野，尤其是期待着过去的旧的自我。
我们很有可能深受震动，却依然回到旧路，辜负一切。那恐怕我们就是以娱乐、取悦自我的价值看待这段时光了，这是一种很大的不尊重。
对于绝大多数人，我们未必可以那么勇敢，但依然有很多可以做的，重要的是，终将成为全新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