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白”还是一个褒义词的时候，我就讨厌“大白”了。当时我还讨厌“羊”“捉羊”“🐑”这些说法。
现在我讨厌“杨康”“杨过”，以及作为名词使用的“阳康”“阳过”。我更讨厌作为祝福语的“郭襄”。
我是一个现代汉语的写作者，我发现，要想好好说话，不能轻易放过每一个新生词汇。否则我的头脑很快就会被集体无意识占据，变成一团不成形状的浆糊。
我的抵制，过去没能妨碍“大白”的流行，现在也阻止不了“杨康”“杨过”的泛滥。我也没有这么大的目标，我只想保护我一个人的语言。
“大白”最早来自迪士尼动画电影《超能陆战队》，是男主角的哥哥研发的一款充气医疗机器人。在电影里，大白机器人愿意服从任何命令，只有一条例外——不能伤害人类。由于大白这个角色，无比的萌，无比的高科技，又无比的无私，所以获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或许正因如此，当疫情刚出现的时候，恐慌中的人们，看到穿着白色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志愿者，备感安慰，于是情不自禁地将他们称为大白。但是随着防疫的持续化、日常化，防护服的门槛越来越低，“大白”成为人们身边一道常见的景观。公众与“大白”群体之间的感情，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有人继续把“大白”当成一种荣誉，但越来越多的人把“大白”当成一种身份、一种职业，乃至一种特权。到了后期，“大白”与群众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频繁，“大白”这个词的含义也就越来越复杂。
归根结底，现实中的“大白”与电影里的机器人大白有本质区别，活人都有自己的脾气，自己的利益。如果我们称他们为防疫工作者，就像我们称警察为警察，称医生为医生，我们是承认他们本身是和我们一样有局限的人，只是专业分工不同。而当我们称他们为大白的时候，无意中剥夺了他们人的属性，一开始敬之若神明，但当他们的表现不能符合期望，立马斥之为鬼怪。
如果我没有记错，“杨康”“杨过”开始流行的时间，正是管控放开的初期。堰塞湖开始泄洪，从前远在天边的洪水猛兽，一夜之间进入千家万户。恐慌在所难免，但此时恐慌已经被剥夺了合法性，因为专家和媒体都在劝大家镇静。
理智上想要镇静，身体上还是慌，怎么办？“杨康”“杨过”出现了，成为新的救命稻草。
既然谁都无法摆脱阳的命运，人们就不太愿意把之前挂在嘴边的“羊”安在自己身上，动物化别人可以，动物化自己还是不太舒服。可是人们更不愿意直面“新冠病毒”这么一个阴森森的事物，而把新冠转化成杨康、杨过之后，同样的病毒便显得亲切宜人许多。新桃换旧符，皆大欢喜。
在金庸小说里，杨康是一个忘恩负义的角色，本该铭记靖康耻的他，却认贼作父。上学的时候，如果说一个人是杨康，可能会挑起争斗。而现在，杨康成了一种祝福。金庸先生应该也明白，武侠小说里的国仇家恨，都当不得真。你能想象，我们会用赵高、秦桧的名字来祝福别人吗？
为了吉利，我们是一个什么都不顾的民族。
更重要的是，现在“大白”已经失去了魔力，在寒风中发烧的人们知道，除了布洛芬，再没什么靠得住。于是互联网玄学成为唯一的倚仗。转发这个郭襄，一辈子没有杨过，明知无意义，还是会转。
一个群体急于把未知的风险转化成熟悉的形象，把严肃的事情萌宠化、幼稚化、游戏化，这种事反复发生，一定不是偶然。这背后有一个集体心理密码。
当我们说“大白”而不说“防疫工作者”，当我们说“杨过”而不说“感染过”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得到了一种隐秘的抚慰，世界似乎变得温柔了一些。当其他的安慰剂都用完之后，语言就成了最后的安慰剂。但是每一种不劳而获都是有代价的。记住，我们永远无法通过修改语言来度过难关。
我讨厌说什么大白、杨康、杨过，因为我不喜欢成年人的世界变成过家家。当所有成年人都在过家家的时候，小朋友还去哪里过家家呢？直面真实的世界，从珍惜语言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