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人物》的一篇《城堡里的马原》，作家马原顿成舆论焦点，人们普遍认为他的偏执要为其13岁的儿子马格之死负责。不止一个人看完后跟我说，“太可怕了”，那种城堡里的家庭氛围不仅令人窒息，甚至“毛骨悚然”。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人们通常归因于父权制——作为城堡的主人，马原是一个“孤独的专制暴君”，毕竟正是他长久以来固执己见，将儿子的病情一直延误到无可挽回，甚至经历丧子之痛后，他仍然将之看作是一次自然死亡而拒绝承认任何人为过失：“马格没出任何意外，没有任何痛苦。是上天突然接走他。”
说“父权制”当然没错，但这不免宽泛，至少父权制可以有无数不同的表现形态，在马原家这里，内在还有着深不见底、盘根错节的情结。乍一看，悲剧似乎本应该是很容易避免的，但往里一看，就会发现悲剧之所以是悲剧，就在于它不可避免。
我猜马原也没想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重回公众视野。在此之前的许多年里，他似乎早已遗忘了世界，而外面那个喧嚣的世界也差不多遗忘了他。
他之所以要在西双版纳的南糯山建起一座属于自己的城堡，并不是简单的“隐居”，而恐怕是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深深失望。他既不是“厌倦都市繁华”的那种休闲心态，也非不通世务，在他70年的人生里，不仅写过小说、当过大学教授，还做过生意、农民、渔民、钳工、泥瓦匠，游历各地，甚至对宏观经济、楼市和汽车也颇有研究，很多年前他就说过：“作家的残酷在于，你把所有人活着的滋滋味味、汤汤水水都体会到了。”
如果你觉得这么说带有一点自负的味道，那你说对了，马原确实是个相当自负的人，其自负堪称圈内皆知。在写出小说《纠缠》之后，他说：“面对伟大的卡夫卡我一下丧失了胡说八道的勇气，但是我敢说《纠缠》比《城堡》好。”他说这些的时候很坦诚，仿佛只是道出一个事实，所以作家朱文才说：“我欣赏马原称自己的中短篇和海明威也有一拼时的那种平和的神情。”
作为国内第一批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他成名很早，赚钱也不少，最痛快的一次，写200字的歌词赚了1万。在一次接受李宗陶访谈时，他说：
经济上没有问题，可能我脑子比较好用。不瞒你说，正常工作的话，我一天挣的钱比别人一个月多。在码字为生的人群中，我算是过得比较好的。克里斯蒂说，杀人不难。我一直说，赚钱不难。
这样一个人，可想而知，别人渴求的那些东西（无论是名还是利），他早早就得到了，而且得来很轻松，然而正因此，他也陷入了一种常人或许难以理解的境地——接下来的人生还能怎么走？
心理学上通常的答案是：一个人要反思、否定、克服旧我，成为一个“新我”。然而，马原曾说：“我特别讨厌心理学，它是人类文明的巨大倒退。因为心理学出现而产生的文学样式都没站住，譬如意识流小说——人类读了几百上千年小说，突然发现小说没法读了。”他认为小说应该重回“讲故事”，尤其反感寻求意义，“掉进一个追求深刻的泥淖”。
从文学史的脉络来看，这么说不无道理，评论家吴亮也反感小说“越来越知识化”，反感小说家“特别渊博，或者装得非常渊博。不管是奈保尔还是艾柯，全一肚子他妈的学问，家里藏书都他妈的几万本”，马原对此颇有共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圈内公认马原的外国文学阅读量在国内无人能比，他本人也欣然领受，换言之，他其实就是自己所反对的那种小说家。
他反对文学潮流，反对现代性，结果很可能发现，自己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在西藏的七年曾是他创作旺盛的时期，但此后长达二十年，他再也没写过小说。他以一种高姿态宣布，小说已死，因为小说其实是在为影视打工，连文学也已步入死亡期，而他作为一个以写作为唯一特长的人，深感悲凉。
在大病三年后，他重新反思了生命，试图以神迹来克服外部世界。他蔑视理性和科学知识，曾说：“一般的聪明人，读到硕士博士，书没读透，越读越糊涂，离神很远，离真理很远，离绝对很远——当然那些更聪明的人，早就不怀疑造物的神奇，相信神迹的存在，早就悟明了人和神的关系。”
这不仅仅是一时的迷恋，而是一整套世界观，连对女性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说过：“我特别重视分寸感，这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能力。如果一个女人本能地、天赋地有这种能力，我觉得这人就是通神了。”
这么想其实也没什么，甚至不算多“先锋”，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在一百年前就有类似的感受：他对整个外部世界都不断感到失望，转而从“极乐瞬间”找到拯救，不自主的回忆是通往无意识乐园的唯一路径。他也同样怀疑理性，甚至说：“一切杰作都出自精神病患者之手。”那是一种对19世纪理性、进步、乐观精神的反动。
马原这些年的人生，像是一个特殊的厌世者：他早已得到了名利，对文学界乃至社会的现状也很厌倦，但又反感心理学而不愿通过自我反思来获得拯救，最终的结果，就是他在尘世间建造起一座城堡，将那个外部世界阻挡在外。
那看起来是一个乐园，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也将自己困在了里面。不过无论如何，如果一个人自愿选择过这样的生活，即便是个人的悲剧，但本人至少无可厚非。然而，现实是：困在里面的并不只有他，还有家人。
有朋友看完《人物》那篇后说：“马原的思维是封建男权的，他并不尊重孩子和妻子的诉求。所有的‘为你好’都是有代价的，孩子要在他的可控范围内，他来塑造，妻子要为她打理2000平的房子，买了太多的快递还要被各种理由批评。”
说得当然对，但他为什么这样？我的感觉是：在他心目中，妻儿和自己是一体的，不分彼此。他对马格之死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倒像是自己面对死亡的态度：顺其自然，没有痛苦。问题是，那是另外一个人。
昨天还有人问我“如何尊重孩子”这个问题。我想，如何“尊重”，很难有一个都能接受的分寸，关键是要想清楚一点：孩子是另一个人。也就是说，你没必要把孩子非得按自己的想法去塑造，他是另一个人，有自己的权利、人生，家长就像是“托管”或在旅途中陪伴一段时间，等到他长大成人，其实和你就没多大关系了。
马原的问题在于，他不容家人离开自己的控制，并且由于缺乏分离的意识，他可能都察觉不到那是“控制”。表面上看，他主宰着这个王国，但事实是，这个老国王离开了家人就无法生活。
在这一点上，他和三十年前激流岛事件中的主角、诗人顾城一样。如果说文艺复兴人分裂成了堂吉诃德和桑丘，那么在这两个中国版本里，“英雄与随从”则以夫妻的面目出现，然而，无论是马原还是顾城，他们的妻子都没办法像桑丘那样，将那个癫狂的理想主义者拉回地面，给到他们应有的平衡。那是一种失衡的生活，只有翻车才能停下。
生在这样家庭里的孩子，其实是相当可怜的。前一阵看到豆瓣上有人说起顾城的儿子顾杉木的消息，百感交集。尽管经历了那样惨烈的悲剧，他父母双亡，但现在他所活的，终于是自己的人生了。
看到有一篇文章感慨说：“这个世界随着老人们的去世而只剩残影，新一代的后辈，甚至可能不具有凭借中文读取它密码的能力。”但也有不少人表示怀疑，难道顾杉木真的一点都没搜过自己父母的往事吗？
这种怀疑表达的是一种中国社会的特殊理解：一个孩子多少总会知道自己父母当年的真相，那“原本应当”留下阴影，怎么可能这么无忧无虑？甚至有人觉得他明知父母的事，只是故意装作不知，就好像觉得他不该活得如此轻松愉快。
我想他们可能真的是理解不了。既然认定“上一代的罪孽怎么能没留下任何痕迹？这没道理”，那么照此推论，一个人只能生活在上一代的阴影里。与其说这想法可悲，倒不如说，是因为这么想的人看不出生活还有其它可能。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允许人们在犯错、失败之后重新开始人生，过去的就过去了，清理完，从头再来，何况那是上一代的事了。本来许多人当年到新大陆，就是为了抛弃原来的身份、人生，在新地方从头开始。
中国传统社会很不一样，那是一种封闭的结构，没处可逃，烧成灰都知道你的过往，犯过的错，永世不能洗清。即便是现在，个体也难以独立过自己的人生，就连父母有犯罪记录不能考公都有大票人赞成，这意味着社会默认个体无法摆脱与父母的牵连。
马格没能逃出父亲的城堡，顾杉木则比他幸运多了。不过，这并不只是两代人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尽可能地超越自己的过往。《肖申克的救赎》的末尾，安迪说了这么一句话：“没有记忆的海岸，我要在那里渡过我的余生。”
是这样，我们都应当有勇气开启自己的新生。任何时候都不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