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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曾一再论及德国社会结构中绝大多数群体的政治不成熟问题。
在他看来，“那个强大的太阳高悬于德国之巅，把德国的威名投射到了地球最遥远的角落，它在我们看来实在过于巨大了，以致烧毁了资产阶级缓慢进化而来的政治判断力。”
而德国工人阶级“缺乏一个有志于政治领导权的阶级所必须具备的强烈权力本能。……他们既没有半点喀提林式的行动魄力，更没有丝毫强烈的民族激情。”
至于是什么导致了德国民族的政治不成熟？韦伯认为，一大部分归因于俾斯麦的统治。“那么何谓……俾斯麦的政治遗产呢？他留下了一个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它在这方面的表现远远不及它在20年前就已经达到的那个水平。尤其是，他留下了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意志的民族，已经习惯于认为掌舵的大政治家能够为它照料好政治事务。”
另一方面，韦伯也谴责了德国民族自身的退让，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对一个政治家的人格毫无节制的赞美，竟导致一个骄傲的民族那么彻底地牺牲了自己的客观信念。”
今天推送《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中谈论“德国的世界政策与民族的政治成熟”的段落，希望通过重读韦伯，重新反思我们今日所承受的“政治遗产”，重新考量何谓真正的政治成熟。
马克斯·韦伯曾一再论及德国社会结构中绝大多数群体的政治不成熟问题。
在他看来，“那个强大的太阳高悬于德国之巅，把德国的威名投射到了地球最遥远的角落，它在我们看来实在过于巨大了，以致烧毁了资产阶级缓慢进化而来的政治判断力。”
而德国工人阶级“缺乏一个有志于政治领导权的阶级所必须具备的强烈权力本能。……他们既没有半点喀提林式的行动魄力，更没有丝毫强烈的民族激情。”
至于是什么导致了德国民族的政治不成熟？韦伯认为，一大部分归因于俾斯麦的统治。“那么何谓……俾斯麦的政治遗产呢？他留下了一个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它在这方面的表现远远不及它在20年前就已经达到的那个水平。尤其是，他留下了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意志的民族，已经习惯于认为掌舵的大政治家能够为它照料好政治事务。”
另一方面，韦伯也谴责了德国民族自身的退让，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对一个政治家的人格毫无节制的赞美，竟导致一个骄傲的民族那么彻底地牺牲了自己的客观信念。”
今天推送《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中谈论“德国的世界政策与民族的政治成熟”的段落，希望通过重读韦伯，重新反思我们今日所承受的“政治遗产”，重新考量何谓真正的政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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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世界政策与民族的政治成熟
文/[德]沃尔夫冈·J. 蒙森
译/阎克文
选自/《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
按照路德维希·德西奥的看法，“一战”之前德国在世界政策上的力不从心，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机体和它的思想能量极不相称。相比其他自由派帝国主义者，马克斯·韦伯提出的问题则更为尖锐：什么是德国世界政策的思想前提？他对德国国内政治的分析证明，这种极不相称的状况就存在于——特别是——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到前台的那些阶级中间，主要是资产阶级，但也包括工人阶级。
韦伯相信，作为从封建制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历史演进的一个结果，资产阶级在德国的出现可谓姗姗来迟。或许，它来得太晚了，因为一个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已在叩击国家的大门并力求接管这个国家。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关键问题在于，德国资产阶级有没有意愿和能力完成为它规定的政治任务。德国是否拥有作为一个强国的未来，就系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韦伯曾经谈到，凡是不相信这个资产阶级还有未来的人，必定对德国的未来疑虑重重。这个说法是随着一个饱含激情的“但书”发出来的，因为韦伯对德国资产阶级怀有高度的不信任，对他那个时代的德国政治中“半吊子政治家们兜售陈芝麻烂谷子”憎恶不已。
对韦伯来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战胜了”农业“封建制”，不管应当发生和可能发生了什么，关键问题还是在于“（资产阶级）像封建制那样控制了‘国家的权力和伟力’，也像从前封建制的控制一样可靠”。但是，一如韦伯反复指出的那样，“经济权力与民族的政治领导权使命”未必就是同一回事。在他看来，这在德国资产阶级那里表现得尤为确凿。他认为资产阶级有着双重的不堪，一是严重缺乏政治判断力，一是毫无政治权力意志；某些圈子是用天真的对俾斯麦的阿谀奉承和不假思索地崇拜所谓现实政治掩盖了这些短处，另一些圈子则是表现为盲目仇视俾斯麦和热衷于僵硬的教条主义对抗性政治。
韦伯按照对英国的观察，把这种局面追溯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非政治’历史”和这一事实：“耽误了一百年的政治教育不可能用十年时间就补上，而由一个大人物来统治也并非总是人民的政治教育之道。”是俾斯麦，毁了他周围所有独立不羁的力量，让国民习惯于由一双妙手照料帝国的命运，使他们的积极参与成为多余。当然，韦伯也对这个民族自身的退让发出了严厉谴责，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对一个政治家的人格毫无节制的赞美，竟导致一个骄傲的民族那么彻底地牺牲了自己的客观信念”。一种源于路德宗虔诚的独一无二的等级制习性在这里发挥了作用，这是许多德国人共有的习性。1892年时，年迈的鲍姆加滕正在为德国国内政治演变所苦，他和菲尔绍（Virchow）及蒙森一样倾向于把德国自由主义的衰落仅仅归罪于俾斯麦，韦伯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不也应当为此而至少和俾斯麦本人一样受到谴责吗？”同样，韦伯在就职演说中也断言，“那个强大的太阳高悬于德国之巅，把德国的威名投射到了地球最遥远的角落，它在我们看来实在过于巨大了，以致烧毁了资产阶级缓慢进化而来的政治判断力。”
如果说这代表了资产阶级自我批判的一个重要标尺，那么两年以后，韦伯就对整个民族的政治判断力由于完全依赖俾斯麦而退化发出了谴责。“过去20年间我们所熟知但最近已被心胸狭隘的对红色幽灵的恐惧所摧毁的那种半‘恺撒制’、半‘家长制’统治类型”，一直就是“民族政治教育的对立面。”此后，韦伯便始终严守这种观点。“一战”正酣时他在《法兰克福报》撰文论述德国议会制问题，以同样的指控大力批判了俾斯麦：“那么何谓……俾斯麦的政治遗产呢？他留下了一个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它在这方面的表现远远不及它在20年前就已经达到的那个水平。尤其是，他留下了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意志的民族，已经习惯于认为掌舵的大政治家能够为它照料好政治事务。”
这个批评尽管不同凡响，但不可否认，它是片面的。它道出了许多实情，但总体来说是追溯既往为自由主义进行辩护。自由主义运动之所以失败，既不是因为自由主义观念的虚弱，也不是因为自由派领袖的人格缺陷，而是因为俾斯麦的恺撒式统治，舍此无它，这种统治“借助君主的正当性掩护得以大行其道”。大体上说，这种为自由主义的辩护，很接近许多老一代自由派头面人物的观点，但马克斯·韦伯采取了完全是进攻性而不是听天由命的姿态，旨在使自由主义摆脱失败的阴影，为来日更坚定的自由主义政策进行内在的准备。
马克斯·韦伯确信，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以及俾斯麦建立帝国的辉煌业绩，都使自由派深受其害，这种政治损伤发挥了关键作用，导致德国的自由资产阶级丧失了登上政治舞台的活力和决心，埋头于经济而不是政治事务。韦伯在1895年的弗莱堡就职演说中断言，“创建了德意志国家的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力量，这个国家创建之时，那位恺撒式人物并没有从资产阶级那里采伐木料制作民族的航舵。”资产阶级的政治自信由于俾斯麦在民族国家问题上的大获全胜而破裂，进而产生的俾斯麦追随者心态又加剧了这种破裂。我们已经知道，韦伯本人也怀有这种作为一个伟大时代的后裔共有的破裂感，因为对于如今已经实现的创建德意志国家的事业，他们根本没有真正重要的作为。在他看来，当务之急就是克服这种破裂感，重新唤起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能动性。这一点对于民族的未来至关重要，如果资产阶级决意接管政治领导权的话——它正在从易北河以东地区不可逆转地陷入经济衰败境地的贵族手中悄悄流失。
韦伯对于无产阶级根本就不抱政治期待。他毫不吝啬并且完全正当地把社会民主党叫作“抱着阶级意识的庸人”。他衡量各个社会阶层政治成熟程度的标准，是看它们有没有准备好“把民族的永久性经济和政治权力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按照这个标准，他不得不认为，社会民主党并不适于进行政治统治，因为至少，他们对他心目中的民族帝国主义理想毫无兴趣。在他看来，德国工人阶级“缺乏一个有志于政治领导权的阶级所必须具备的强烈权力本能。……他们既没有半点喀提林式的行动魄力，更没有丝毫强烈的民族激情”，而这两者曾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公会”的灵魂所在。
俾斯麦家长制社会政策的失败就在于疏远了无产阶级，争取他们支持民族国家乃是政治上的必需。他在1894年就说过，“我无法理解，如果没有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工人运动积极合作以成就德国之伟大，我们怎么可能想象这个国家的政治未来。”像绝大多数德国自由派一样，韦伯也视英国为楷模，他发现那里的工人对待国家完全是另一种态度，他把这一点归因于“世界权力地位的反馈，这种地位使国家不断面临重大的权力政治任务，从而使每个国民几乎每时每刻都经受着政治教育。”这是一个与韦伯的政治理想无与伦比地交织在一起的事实判断。
韦伯期待的就是德国“世界权力政策”与“重大权力政治任务”的“反馈”带来“持之有恒的政治教育”，以此治疗德国的政治沉疴——民族的政治不成熟和缺乏清醒的政治判断。他希望整个民族通过坚决的帝国主义行动，快刀斩断德国政治局面的乱麻，克服那些有碍世界政策诞生的精神缺陷。经由这样的权力政治，德国资产阶级将有可能重获它的政治自信，无产阶级则有可能摆脱国际主义的花言巧语，转而积极支持既定的政治秩序。被帝国主义放大了的民族信念热忱，应能为德国的内在新生提供一个手段。
当然，我们今天大可质疑，这真的是教育民族并培养成熟的政治敏感性的适当途径吗？韦伯是不是本末倒置了？追求一种能动的世界政策，会促使德国统治阶级准备好为当前的政治任务进行负责任的合作而不至于强化他们的虚荣心和声望欲吗？无疑，只有伟大的政治目标可以唤起能动性和强烈情感。但是，国内政治战线上没有足够劳神的任务吗？这些任务一定要借助于海外扩张吗？惊醒了德国统治阶级的是德国在海外的失败，而不是国内的苦情，他们没有力量舒缓这些苦情，即便在国内局势损害了帝国的国际地位时，也同样如此，《每日电讯报》事件即可证明。他们的目光从德国国内的宪政与社会问题转向了德国的世界政策问题，但他们却忽视了重新安排自己在桑给巴尔岛、萨摩耶群岛、青岛和摩洛哥的事务，由此导致了德国政策的最终失败，并将德国抛入了一场世界性大灾难。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可以认为，韦伯主张的对外参与重大国际事务以促进德国国内的政治转型，其政治价值是不确定的。他始终囿于民族自由党的传统，认为只有与伟大的民族成就并驾齐驱，自由主义的胜利才是可能的，因此，他从未严肃质疑过民族原则优先于自由主义观念可能产生的问题。
韦伯最终还是认识到，希望工人阶级从德国帝国主义的物质成就中获益，从而赢得他们对国家的支持，那是个乌托邦。这位社会学家训练有素的目光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在现代工业化大众社会的条件下，抵达这个目标实在是难乎其难。尽管客观上德国工人阶级肯定能在德国的海外经济与政治扩张中获益，但是，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却会在主观上和物质上巩固现有统治阶级的权力。在韦伯的帝国主义理论影响下，弗里德里希·瑙曼曾打算争取工人支持德国的世界政策。尽管韦伯最初对这种计划的前景表示乐观，但还是反对瑙曼的做法。就可见的未来而言，唯有一场怀着阶级意识的资产阶级运动才有可能推进德国的世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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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的德国，经济崛起却政治保守
“一战”后的德国，民族复兴的焦虑掩盖了魏玛宪制的脆弱
发现一个在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中徘徊的韦伯
他激烈批评俾斯麦和德皇保守的社会政策，却更失望于资产阶级的政治软弱；他在“一战”中出于德国利益稳步 推动“体面和平”的实现，却被自私的政治领袖葬送；他在魏玛制宪中期盼卡里斯玛威权领袖重振大国荣耀，却未料到纳粹主义的兴起……
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营造了一个神话，就是韦伯作为一个天然领袖被极度冷落了，但他们描绘的这幅伟人肖像是根本不恰当的……我的目标是根据对原始资料的谨慎分析刻画韦伯的政治人格，这不是一种片面的意识形态解释，而是力求描绘出韦伯的全部复杂性，包括他的内在矛盾与模棱两可。
——沃尔夫冈·J. 蒙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