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6日，香港跨男Henry（谢浩霖）获判终极胜诉，他于2017年与另外两名原告申请司法覆核，挑战香港入境事务处以“完成整套性别重置手术”方可更换身份证性别的规定，惟初审、二审都败诉。根据现行政策，香港跨性别人士必须切除原有生殖器官并重建异性生殖器官，才可更改身份证性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入境事务处关于更改身份证事项的部分规定 （ 歪脑 / 设计组 ）
然而在外国，跨性别、双性人士的“性别承认”（Gender Recognition）为广泛受法律承认及保障的基本人权，英国、荷兰等地的最新法案亦进一步允许跨性别人士“免术换证”。终审法院的判辞指出，入境处规定有违1991年通过、回归后沿用至今的《香港人权法案条例》；法官亦指出，原告自我认定为男性，亦通过漫长的医学及外科手术治疗取得男性身体特征，已具有健全心理状态融入社会，入境处规定却施加不可接受的严苛负担予跨性别人士。
Henry的胜诉，使香港的跨性别人士未来有望免术更换身份证性别，惟香港人出生起所申领的“出生证明书”上的法定性别则未有涵盖。与此同时，入境处以待政策更新为由，暂拒跨性别人士申请更换性别。跨性别人士在香港为争取身份与性别承认，一路如何走来？近年跨性别相关议题亦广泛进入华语地区，中国与台湾的跨性别人士又各自面对什么挑战？
“一个人的性别与TA的性器官是无关的”
香港跨性别人士平权之路离不开法院。 2009年，跨女“W小姐”完成性别肯定手术，亦于入境处更改身分证性别为女性，随后打算与男友结婚。但婚姻登记官认为婚姻要以双方“出生证明书”上的法定性别为准，为此W小姐入禀司法覆核，两度上诉后，最终终审法院判决她得直。法官马道立认为“因她与生俱来的染色体判定她不能结婚，对她不公平。”
终审法院判决书同时建议港府参考英国《2004年性别承认法令》作为本地立法基础，但港府自2017年推出相关咨询文件，立法进度至今只闻楼梯响。与此同时，多宗围绕同志及跨性别平权的司法诉讼，牵涉不同方面权益，如岑子杰的承认海外同性伴侣案、梁镇罡的公务员同性配偶福利案、跨性别人士公平使用厕所权利案等。
28岁、跨性别青年组织“跨青时刻”（Quarks）副主席Zephyrus认为，Henry胜诉确实令跨性别人士可以更改身份证性别，但是入境处采取极严苛的规定，本身仅属于当局行政手段。 “暂时我们的出生证明书上的法定性别无法改变，但是进一步去问，是否一定要在身份证上显示性别？还是只需要在接受医疗时才提供性别身份呢？我们其实都不知道入境处的规定本身的法律依归为何，要求跨性别人士的性别肯定手术，跨男要重建阳具或某种形式的阴茎、跨女要重建阴道，我不理解这规定是否旨在肯定性别承认，但是它更明显旨在不要阳具在女性空间出现，或阴道在男性空间出现。”
在亚洲各地，包括泰国，跨性别人士至今仍不允许更换身份证及法定上的性别，但世界各国对性别承认采不同层次门槛，最低门槛如丹麦、比利时、荷兰，跨性别人士可透过“自我声明”（self-determination）肯定性别，英国、德国则需要一定程度的医学证明，但手术并非必要，至于香港、台湾、日本等亚洲地区则要求跨性别人士接受“性别肯定手术”。
Zephyrus指，性别肯定手术由上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涵盖全身上下十余个身体部位，切除性器官只是其中一种，但入境处却以最严苛与最具入侵性的下半身性别肯定手术为依归。 “当我在医学院的最后一年，我正式以男性身份生活，留短发穿男装，亦施打男性荷尔蒙药，后来亦接受平胸手术，那些都是因为我想要做去肯定我的性别。但是我对下半身性别不安不大，留住性器官并没有太大冲突。其实生理上、医学上，性别过渡没有所谓‘做足全套’的观念，要按照事主本身意愿与能力、所要承担的风险，而现行规定则将跨性别物化成性器官有或无，是过于武断。”
不仅入境处，香港社会普遍对于跨性别的理解，同样认为若对方未切除或重建性器官，便不能算作是跨性别。 28岁的跨女Cadence说，她本来有计划切除性器官，但没打算重建，“如果政策一定要我这样做，我就只能够接受去符合要求。对我来说，切除与重建都是一次过完成的事情，相差不会太远，但如果有跨女不想这样做，这规定就会相当影响她们。”
（ 歪脑 / 设计组 ）
Cadence成长于中国，由小学起隐约察觉自己的性别认同为女性。念寄宿中学时，每到冬天，由于男生浴室不设任何间隔，她唯有到只供应冷水的单人浴室洗澡；喜欢留长发的她又碰上师长、家人压力，每次都要求发型师“留手”少剪一点发。直到18岁，她第一次接触跨性别概念，一度心忖“为什么会是我”。有时想肯定自己，有时又幻想自己不一定是跨性别，最后决定开始“性别过渡”。
然而，她也要面对朋友投来的不理解。“现在确实好难要求对方全盘接受，这一点需要由性别认同教育入手，令下一代对性别有正确的认知。因为一个人的性别与TA的性器官是无关的。不论是职场还是社交，香港没有‘反性别认同歧视法’，有什么事起来都很难争论一个公道。我自己的做法是，如果朋友接受不了我的性别，那就不去来往好了，但如果身边几乎所有朋友都这样，我到时又该怎样自处？”
2021年国际不再恐同日（5月17日）前夕，“香港中文大学性小众研究计划”与“跨性别资源中心”联合发布一项调查，调查234名香港跨性别人士，结果显示，TA们在香港生活经常遭到拒绝、伤害及歧视。过半数受访者指出TA们分别在过去一年，于四个领域中的至少一个遭到歧视（雇佣、教育、货品和服务的提供、处所的处置与管理）。同时也有相当多受访者就不同原因，未有、不确定、不愿意接受性别转换相关医疗服务，只有5.6%受访者已经在身份证上转换性别，6%正处于转换身份证上性别标记的阶段。
“很多人觉得一旦通过免术换证，就会有很多跨性别使用女厕”
2020年，Deven在Instagram开设帐户“阿塔男孩的跨旅程”，一开始只是纪录自己接受荷尔蒙疗程的身心变化，分享他搜集得来的医疗资讯，后来慢慢演变成Podcast节目，与其他跨性别人士连结，互相分享性别过渡期间的心路历程。
“很多我们的资讯都是要从认识的人那边问来的。很少人会愿意在网路上公开地分享这些资讯，因为可能会有出柜的风险，会觉得如果讲太多关于荷尔蒙、手术等跨性别方面的资讯的话，可能会让一般人太了解这个族群，TA们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是不愿意这个族群曝光。”
Deven说，台湾目前跨性别的医疗资源并没有那么完整，即使有医生会提供相关医疗服务，但医院都不会提供明确的医疗方向。很多时候，TA们都只能在网上、以及朋友间的互相分享才能获得资讯，TA们必须要自己去亲身尝试、去走过才知道这条路是可行还是不可行。
Deven目前还没有接受下半身性别肯定手术，所以他的法定性别还是女生，在必须要出示证件的场合，他都一定要出柜。他在Instagram分享过自己的想法：“跨性别者的不同样态，有人希望能摘除、重建，有人觉得使用贺尔蒙就行，也有人穿得帅帅打扮得是自己喜欢的样子就够了，性别不安的原因和程度都各有差异。因此对于子宫、卵巢没什么焦虑的我，自然认为摘除并非必要之事⋯⋯不过是否摘除还是会牵涉到很多因素，尤其最大的卡关就是‘换证’问题，不想摘又想换证是不是在等免术？甚或是我不换证可不可以？这些问题近期疯狂困扰着我。”
有关于“免术换证”也引起台湾社会广泛讨论，“很多人会觉得一旦通过免术换证，就会有很多跨性别使用女厕，伴随着讨论度越来越高，网络上也越来越多谩骂与攻击，这是我觉得近年来跨性别在台湾要面对的一个困境。”Deven说。
因此，Deven认为跨性别人士打算“出柜”的话，最好要问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出柜。家人、朋友有可能没办法理解及接纳，得评估承担后果的能力，社会环境还没到那么安全。他身边有一群变装朋友，对他来说，透过变装去释放自我，得到一部份的自由，也是一条出路，如果自己并非真的很需要出柜的话。
“如果有一天，跨性别不再是一个议题，那么在台湾，社会会有顺性别、跨性别、同志，有各式各样性别认同的人，而我们不会因为误解而被排斥，我们也不会因为跨性别而感到羞耻，会为身份而自豪。最近有一支影片很火，一个学弟在学校讲台上向学长表白，学长不但没有惧怕，还抱住他安慰他；而影片下方的留言也有很多人理解和支持学弟。”
律师许秀雯：在争取跨性别平权的路上，法律跟教育两者缺一不可
律师许秀雯 （ 歪脑 / 陈子云 ）
执业律师、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干事许秀雯指，台湾与香港一样，于2008年通过一项行政命令，跨性别人士要更改性别标记，必须提供两张精神科医生证明，然后接受下半身性别肯定手术，由2008年至今不曾变动。由于行政命令并非像法律一样经过立法院，所以欠缺民意的正当性。
2021年，台湾分别有两名跨性别人士小E和吴宇萱提出诉讼，挑战现行政策，小E案宣告胜诉，成为台湾首宗“免术换证”的跨性别人士。吴宇萱案则由于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审理后提出释宪申请而暂时打住。许秀雯说，行政法院三位法官都一致认为2008年的行政命令违宪，侵害人民的身体自主权与性别认同权利，强制手术要求不符合比例跟平等原则。但是法官亦指出这类案件不应个案解决，所以暂停司法程序，向宪法法庭提出释宪。不过，今年二月初宪法法庭驳回申请，吴宇萱案将于五月继续审理。
“对我来讲，在争取跨性别平权的路上，法律跟教育两者缺一不可。现在我们伴侣盟打的都是策略性诉讼，不收取律师费，为的就是希望通过诉讼改变政策，把行政命令中的手术要求拿掉。如此我想许多跨性别者的生活会松一口气，因为很多人无法变更法定性别。之后对TA们的就业、日常生活、社交都有很大帮助。”
“台湾社会确实还是有一些对跨性别不友善的想法或者是不正确的想法，即使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跨性别不是疾病，可是我相信在某些台湾人的心中，恐怕他们仍然觉得跨性别是一种疾病。这方面我们非常有赖社会有足够的资源跟政府力量来介入教育体系，让更多人及早了解跨性别、以及了解自己。”
她举例指，台北市政府现在每年都有公务预算宣传跨性别权益，亦训练警政、社工、司法人员认识相关知识。伴侣盟亦参考美国部份州的做法，建议台北市的校园，允许学生选择感到舒服的名字，让学生自主体现不同的性别气质。2004年台湾通过《性别平等教育法》，明确要求校园不可以出现任何形式，针对不同性倾向、性别认同、性别气质学生的歧视，性骚扰以及性霸凌都有设立罚则。
伴侣盟的律师团队开展法律咨询服务八年，但最近还是有个案令她相当深刻。一位跨女第一天上班，老板再次确认她的身份证性别后，马上辞退了她。
许秀雯说：“台湾社会也不乏许多偏见，以耸动言论加深社会对跨性别的刻板印像。像跨女会入侵女性专属空间犯罪，那就是一种针对顺性别女性的恐惧动员，但要搞清楚的是，性骚扰跟性侵害的罪行本身无分性别，要维护自身安全，与阻止跨性别出现在那个空间本身并无关连。又有人会说，一旦出现免术换证，就会有人声称是跨性别来逃过兵役要求。我通常都会反问他们：那你会不会做？有什么好处？跨性别者要经过诊断才不必服兵役，这与是否免除手术要求没有关系。”
一般人因为没有跟跨性别者接触的经验，所以容易想到的都是可能被滥用、继而产生的风险，却不了解跨性别者不能够拥有一个符合自己性别认同的身份证件，在社会上生活有多么困难，或者遭受到那么多方面的歧视。许秀雯认为，终究还是要法律与教育相辅相成，才能促进台湾成为一个对跨性别更加友善的社会。
一般人因为没有跟跨性别者接触的经验，所以容易想到的都是可能被滥用、继而产生的风险，却不了解跨性别者不能够拥有一个符合自己性别认同的身份证件，在社会上生活有多么困难，或者遭受到那么多方面的歧视。许秀雯认为，终究还是要法律与教育相辅相成，才能促进台湾成为一个对跨性别更加友善的社会。
中国跨男熊仔：出柜是一辈子的事
据中国跨性别倡导组织“船思”的估计，中国跨性别群体大约有400万人。
自我性别认同为跨性别第三性别的为熊仔（化名），来自一个“重女轻男”的家庭，父母对其宠爱有加，但他从小不喜欢穿裙子，举止像个爷们。在中学朋友的介绍下得知女同性恋，曾经以为自己是女同志。“可是当时我仍然有喜欢的男生，我压制那股欲望，同时也疑惑起来。高中拍艺术照时，我本来选了西装，母亲却付钱要我穿裙子，那时我觉得很不自在。”
“直到十前年到北京念书，身边朋友大多都友善对待，但是大二那年的室友恐同，曾经一度想过要不要找LGBT回转治疗，庆幸北京没有，反而搜到北京的同志团体。然后我结识了北京同志中心在内的一批朋友，透过参与活动、分享经历，我渐渐发现自己不是女同性恋，而是跨性别。”
熊仔从小便不喜欢自己所有的女性性征，2012年在北京终于探索出自己的性别认同。2015年到2016年间，每年有两个月时间服用激素来改变声线，同时他由北京回到家乡，联络志同道合的跨性别朋友，成立一个同志小组办活动。
国际特赦组织2019年一份报告指出，中国跨性别人士除面对严格的性别转换手续外，也因缺乏信息，令TA们被逼以高风险、无管制的渠道进行性别肯定医疗程序。
中国的《性别重置技术管理规范》规定，希望进行生殖器手术或第二性征手术的跨性别者必须先被诊断为有“易性病诊断证明”，并且未婚、年过20岁、被证明适合接受手术、无犯罪纪录、且对进行性别确认手术的渴望长达五年以上。除了必须符合这些规定外，跨性别者必须得到家属同意才能进行手术。
熊仔说，如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专门设置了跨性别专科门诊，医疗团队的潘柏林医生是较有名气的医生，而中国能提供性器官切除与重建手术的医院，一向将此归类为“整型外科”，鲜有以性别肯定手术方向出发的综合医疗服务。
据北京同志中心联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2017年中国跨性别群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指出，跨性别女性和跨性别男性的手术需求分别达77.8%和56.2%，但整体上接受手术的人数只有14.8%，换言之，400万跨性别人口当中只有近60万人动过手术。
对熊仔来说，手术始终是一道跨不过去的门槛。
“父母始终没有完全同意我动手术，而且手术费也十分昂贵。对我来说，出柜不是一天两天、一次两次的事，出柜是一辈子的事，我已经不知道和父母出柜过多少次了，我有个梦想，自己生一个孩子，然后再改证件，告诉孩子是爸爸生了你。同时，我相信父母对我的爱是很大的，我可以慢慢让他们理解我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