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妇女运动，还是女权运动，运动的核心都是一群人，而一群人当中的个体，作为女性在不同年代会面对何种困境？香港从上世纪集中于推动妇女运动，到了今天走向更为多元的性别运动，两代有着性别、女权意识的女性个体，如何用不同方式去实践相信的价值？她们展现自己生命的方法又是什么？
上一代的金佩玮（甘甘）拥有多重身份：音乐人、社运人、酷儿、前区议员等等，她投身于八十年代、香港过渡期的社会运动与妇女运动，一度身心俱疲，却不足为外人道。香港回归至今，年青一代的性别平等观念有没有起了什么变化？走在性别平权的道路又有否不同？属于九十后的Emilia与Rachel同样对性别议题观察入微，在社会变化下，不再高举妇运旗帜，而是以自己的方法刺探父权体制的流弊，倡导女性身体与情欲自主。
金佩玮：走过浮花似的八、九十年代
在以对性小众友善而闻名的逸东酒店访问甘甘，她递上一本小书《走过浮花》，那是2007年出版的一本自传。 “浮花”来自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的同名电影，意指已发生的事不会就此消失，而是时时刻刻闪现、借尸还魂。她记得，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时，她人在纽约念大学，家人纷纷准备移民，她却决定逆风回到香港去，因为她觉得那里就是家。
《走过浮花》封面 （ 网络图片 ）
“一开始出来混社运，都是当跟班多，跟着胡露茜与黄碧云创立的香港妇女基督徒协会，也因此受洗。然而，当年社运最大影响的事件，是争取八八直选。当时女性参政不多的。”
1984年，港英政府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研究在香港发展代议政制的可能性，当中提到立法局最终会引入直接选举议席。 1987年，政府向市民咨询在来年引入直选到立法局的意见。虽然民意一度高企支持“八八直选”，但最后到1991年，政府才正式引入直选议席。
为了争取直选，她曾跟人抬住一只纸扎的“跛脚鸭”到中环遮打花园抗议，又曾在文明里摆街站，向途人解说直选的重要。她说，别人问什么是直选，她回答说你可以投票选出你喜欢的候选人，对方闻言后，似懂非懂地离开。
甘甘同时开始写歌，她有感自已回港后，在一群出身教会、同时捍卫社会公义、拥抱解放思想的姊妹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于是开始为“女协”写歌。社运中人知道她会写歌，纷纷请她出手，用作游行示威时激励士气。 “坦白说，那些社运的歌不算我创作中最主要的部份，愈后来我愈不喜欢写很强目的性、社会性的歌。但是2007年保卫皇后码头时，朱凯廸等人把自己锁起来，然后一起高唱我写的《人民之歌》，我想那也是创造了一些意义。”
2007年保卫皇后码头 （ YouTube / v-artivist影行者 ）
曾经开放求变的女权十年
九十年代的香港，在甘甘眼中并不是一个鸡飞狗走、纸醉金迷的世纪末十年，反而是开放求变的女权十年：由新界女性原居民继承权抗争，到时任立法局议员胡红玉提出《平等机会条例草案》、包括禁制性倾向的歧视，去到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希拉蕊高呼“女权也是人权”。 1999年，甘甘与阿靓、马兰达组成乐队“女巫行动”，唱出女性性事，又与性别研究学者金晔路一起设计“Cunt Power”的T恤，女人谈性是权利，也可以是用来冲击掌握着话语权的父权体制。
“Cunt Power”的T恤 （ 歪脑 / 受访者提供 ）
“然而，1997年真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特区成立后，行动者都觉得空间收窄了。议题传不到出去给大众，以前社运有一千人参与已经大捷，那时一场行动不是几十人就是十几人，我在女协工作愈来愈提不起劲，感觉写了几本书，写了很多文宣，但一直像跟外界断了线似的，外面人的人压根不关心。”
1999年，时任特首董建华提请人大释法，推翻终审法院裁决，剥夺港人内地出生子女的居港权利。甘甘与社运人士来到立法会外抗议，反而见到有更多市民聚集，并高叫“支持政府！”此情景一时让她看傻了眼，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在社运中人的信念，支持政府的，不是没见识，便是盲目拥护共产党的老一辈，但是那刻她认知到，人的信念与立场非常复杂，黑白并不分明，中间还有那么多灰色地带。
“争取居港权一事闹得很大，社运圈的人大多都觉得要帮他们争取居港权利，但几乎整个社会都反对。有一次在立法会外，一个保守派朋友迎面走来质疑我：‘你们这样争取不了！在扎营死缠烂打，根本那些权利都不属于他们。’看他的神色语气，我很生气，同时也发现，原来在他身上，也有他自认为的公义，公义并不由我独享，但我一直认为我是公义的那方。就这样一直生闷气，大病一场，才意识到这段社运路上我burn out了。”
走进区议会：在男性主导的氛围中实验第三条路
辞去工作的甘甘身心俱疲，向同路人请教期间，意外接触到佛学。
她忆述，佛学专注引导世人如何面对苦难，在追求公义与女性独立的路上，主流大众的冷感经常带来挫败感，圈中人又不时有路线之争，如果对方不全盘接受自己的论述便是敌人。她当年读过Rita Gross研究佛学与女性主义的论文，知道社运如何令人沮丧疲惫，加上基督教文化背景，追求公义往往被视为“上帝旨意”，因此令人执念更深，忽视实相。佛学则关心现实里的情绪管理，破除妄执，离苦得乐。
金佩玮接触佛学 （ 歪脑 / 受访者提供 ）
“在中大三年，我写了篇论文，题为〈女身成佛——探讨佛教女性的终极证悟与世间修行〉。刚好在2003年，有日何秀兰打电话来，问我想不想参加区议会选举，她说区议会没太大实权，但胜在有资源，可以做些有意义的事。很记得第一次到湾仔区，对街坊介绍自己，是完全在状况外。身旁的助理把政纲单张往我手里塞去，逼我起码要对人打招呼，那我就一直说早安和鞠躬。”
2003年，香港民间反对政府就《基本法》23条立法，50万人参加当年的“七一游行”，最后令政府撤回立法，负责推销23条的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下台。同年区议会选举，39岁的甘甘以911票成功当选湾仔区议员，她所在的选区呈南北狭长地势，往山上去的选民愈富贵，往海边去则是修顿球场周围的旧区唐楼，换言之，她的选民横跨不同阶级，她要一并兼顾不同的诉求。
“以前做倡议，想的是怎样让人听到你的话，当了区议员，要求的则是要聆听街坊的说话。我的选区什么阶层的人都有，也因此我发现以前学到那套左翼阶级思想，与现实是有些出入的，因为同住一区，即使阶级不同，但他们会有类似的诉求。换言之，他们不是单纯被定义成基层、中产、资本家，而是纯粹的一个人。我不会将阶级看得太重，甚至本应被视作需要教育、启蒙的基层，他们学习能力与灵活，比社运人更好。湾仔利东街（囍帖街）重建抗争中，街坊、社区改变了我很多。 ”
甘甘参与重建讨论 （ 歪脑 / 受访者提供 ）
与此同时，甘甘也在男性主导的议会中实验她的第三条路。她知道议会的男性区议员有很强的兄弟情谊，当时她试着以协商、游说方式推选出另一名女性区议员黄英琦当湾仔区议会主席，又建议主席的称呼不再循“Chairman”、“Chairwoman”之分，而是改为“Chairperson”。
担任区议会辖下文化及康体事务委员会主席时，她把每年度100万预算中的六成，调拨到支持区内文化艺术、地区历史研究、 旧建筑保育的用途，建设人文化社区，改变过去区议会资源沦为政党与地区组织的政治酬庸格局。面对区内街坊打击“流莺”的诉求，她没有为选票盲从，反而积极联络居民、性工作者、执法当局，希望透过互相理解，协商出双赢的局面。
“我写过一首歌，其中一句歌词是：同途万千里独行，描写的场景是很多人走上街头，但人到最后都是一个人，总有只有自己才能面对的问题。现在我老了，确实也变得mellow，很多事情能力所及就去做，也不执着是否一定要成功。我离开了区议会后，一直在大学教书，希望可以成为改变到身边人的人。以前觉得改变到制度，就改变到人，然而人不改变，制度怎样改变，都会走回旧路。”
Rachel：把创伤述说出来，是让更多人明白女权的方法
“现在很多人听到女权呀，女性主义呀，就标签对方是‘女权撚’（女拳）。”
曾在传媒工作的Rachel，从小学到中学，整整念了十二年女校，大学修读比较文学系时，开始接触到女性主义的概念。毕业后，她却觉得，主流大众只要把提出女性身体、情欲自主的声音标签成蛮不讲理、逼害男人的‘女权撚’，就可以轻易取消了深度讨论的可能。
她举例说，很多男人会用“阿嫂”来形容朋友的女朋友，好像只因为她从属于一个男人，才有被认可的资格。她不会用理论驳回去，只会笑着反问对方：一起吃了那么多次饭，为什么你老是记不住她的名字呢？又为什么你只选择记住你朋友的名字呢？
不愿意听的人当中，有多少人曾经站在侵害女性的位置而不自知？而发声的人里，又有多少人经过懵懂不明的时刻？ Rachel记得，小学时候，有一次班主任随意聊到大家要成为怎样的女性时，大部份同学举手说想成为独立一点的女性，她当时却举手说，想当个小女人。
Rachel （ 歪脑 / 陈子云 ）
因为不熟悉男性，小时候对年长男性是带有一种不明所以的倾慕，加上电视剧呈现很多女性间的雌斗，充斥许多女性等同不讲理、歇斯底里的形像。直到高中参加联校活动，认识了男校的男生，同时见到女生在筹办一个活动中，也可以展现出领导力，不比男生逊色。去到大学，更加犹如来到女性主义的乌托邦，老师、同学大多都相当敏感性别权力关系，不会乱作直男父权式发言、贬低女性。而我也从中把所学的连结到过去的遭遇，渐渐整理出身为女性，一路成长以来的创伤，及不舒服的时刻。
Rachel坦白说，以前听到男性称赞她“与其他女生相比特别不同”会感到开心，但现在只觉得就算言者无心，那句话仍让她感受到自己被一个男性相中、然后认可，当中隐含男性可以随意判断女性的资格，犹如猎人与猎物般。
中学时候，她曾经历非礼、性侵等暴力，一次在地铁车厢，她被一个男子非礼，但不敢出声，事后他在她身后说了声“唔该晒”（谢谢）。这令她有段时间害怕任何年长男性投来的目光。毕业后投入职场，身边有不少男同事会随便在女生面前讲黄色笑话，还反问别人为何不笑；男上司有时突然关心起她当日衣着，问她下班后是不是跟人去约会，但同样问题，却不会出现在男同事身上。
一次次的创伤，并没有随时间过去而淡忘，Rachel选择述说那些故事，那是她认为可以让更多男性与女性明白女权的方法。 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因为出现种种女性抗争者遭到警暴，有近三万人出席“反送中#metoo集会”，追究警察性暴力对待抗争者。由那刻起，她开始意识到要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她觉得2019年后，香港社会可能出于抗争所建立的同袍情感，而连带关注平日忽视的性别议题，那场metoo集会也是出于要声讨警暴而带出警暴里的性暴力。
发展到现在局面，可能很多人不是不关心女权，但更多出于对女权是一种工具的想法。 “蓝丝”会攻击Viutv旗下女团外貌，因为他们认定Viutv是“黄”；“黄丝”又会嘲笑建制派女政客外表，同时却称“黄圈”的女性为“社运女神”，言必称人美心善。
“说出我的真实经历，就是不想他人觉得女性主义者就是说教，而且如果对一个门外汉说Judith Butler的理论，他们一定不明白。所以选择分享故事，让他们听到一种叙述，就像要他们放弃第三身听故事的角度，以第一身代入我的处境。我不加盐加醋，平静地说出那些遭遇，你可以问问题，我会回答，不必辩论，也不必判断，先去感受。因为有很多女生也曾有类似遭遇，她们可能有反应的，但经常陷入自我质疑，或不懂得怎样说出来。我想她们知道，身为一个女性，我也曾这样，但种种被差别对待、幽微得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的事，只要你感到不舒服，就要说出来。”
Emilia：我发性感照，也写文章讲女性主义
今年28岁的Emilia，出身名校，入读香港中文大学的法律学院。线下的她经营补习社生意，并且成功置业、事业有成，线上的她却是不少香港网民的“眼中钉”（看不顺眼的对象）——因为她拍摄性感照片之余，亦以图文分享女性身体与情欲自主的主张—— 被指打着身体自主的旗号吃女权自助餐，又因为在平台Patreon上贩卖照片而被骂“做妓女又拿贞节牌坊”。
“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同，我不像一般人朝九晚五上班，要是说生活体验中遇到令人气结的处境，是较少的。但是在社交媒体上，其实有很多年纪比我小的女生，私讯分享自己面对的感情问题、性别差别对待、自我形像低下等问题。我觉得一个女生的经济能力是很重要的，因为可能我回到她们的年纪，都会很困扰。”
Emilia （ 歪脑 / 陈子云 ）
因为没有经济能力去处理的话，我们就会像开了眼，看透了性别权力关系，却又同时发现自己没有能力摆脱那个处境。除了经济能力，我也一直写文章，强调女生要重视自己的价值，如果没能意识到，很容易会掉进一段toxic的关系里去。像男生会精神上贬低女生呀，说什么只有我才会喜欢你呀，很多女生真的会相信那些gaslighting的话术。其实哪会没人要，坐牢的人个个都有伴侣啦，只不过当整个社会日常都在贬低女性的价值时，那她们也不想。
经营社交平台，每次发布新相片后，必然有人留言评头品足。令Emilia印象深刻的，是有个女网民留言笑她胖，她好奇点进对方帐号，发现是个比她更胖的中年女人。她形容在男性凝视中，常常出现一种针对女性外表的“扣分制”：胸小扣分、腿短扣分、皮肤差扣分；但是当一个负分的女人去批评一个她认为只值一分的女人，那意味着她被男性主导的文化所影响，而且她自己内心也必然很焦虑，很辛苦地要和议男性的标准。
很多女生在留言或私讯中，都不若而同向Emilia提到一件事：如果可以像你一样那么美丽就好。不是外表的美，而是像她拥有一种自信的美丽，可以24小时全天候坚定自己价值的美。然而，对于男性来说，现在社交平台发达，发性感照的女生那么多，便有了一套凝视的法则。
“他们总觉得女生不可能出于为自己开心而发性感照，要求那些女生很性感、不可能表达自己的思想，要全无底线。最近日本出道的香港AV女优绘丽奈，以前也在Partreon收费发相，一样被人骂‘电子鸡’（电子妓女）。现在什么都做了，有人留言骂她‘含撚啦’，她可以照直回应‘有含，谢谢’。像我那些不露点的，就会被骂付出不够多，是欺诈。绘丽奈在访问提过她不敢面对父母，这叙事就符合男人的标准。相反，我发性感照，又写文章讲女性主义，我妈妈很支持我，于是男人面对我便‘Hang机’（当机）了。”
以“高登讨论区”及“连登讨论区”为首，凝聚以男性为主导的网络文化，经常有人声称要“打击电子鸡”，方法是到Patreon订阅最贵的相片，然后一次过流出相片，以此打击对方的收入。 Emilia解释，她本来就不靠Patreon订阅收入维生，甚至一开始纯粹在社交平台发相，都会有人留言批评。她觉得，那些人不过是想透过批评，来回避性别权力关系与凝视的讨论，无论付费与否，一样会有男人会看不过眼。
“移风易俗一向是件要花上多年时间的事情。我在Instagram玩了八年，八年前在中大的健身室穿一件Sport Bra自拍，已经被人放上高登讨论，大惊小怪似的。现在很多女生都敢于发性感照，她们可以摆脱男人的看法纪录自己。如果八年前网络风气已经如此，我大概不会写那些女性主义的文章。再说我提到的那些理论，在外国根本是相当平常，甚至是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