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到底是为什么打起来的。
这两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访中国，有消息说拜登过段时间也有可能会来。一度曾经十分紧张的中美关系，似乎出现了缓和、回暖的迹象。
现在一聊到中美关系，有一个词就一定会被提起，叫“修昔底德陷阱”，怎样“跳出”修昔底德陷阱是时下国际关系学界最大的“显学”。
但如果你真的理解一点古希腊历史，你会发现这个引发热议的“陷阱”，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现代学者表述谬误所产生的伪命题，拿着这个伪命题去解释中美关系，是很容易荒腔走板的。
想聊这个话题很久了，今天就试着把这事儿为您捋一捋吧：
先说说修昔底德这个人，作为西方历史学的祖师爷之一，他比咱中国的太史公司马迁大约早了三百年左右。而修昔底德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实相当程度上具有“玩票”的性质——这人主业不是写历史的。
实际上，修昔底德约出生于公元前460年，其父奥罗路斯是雅典的贵族，其家族在色雷斯沿海地区拥有金矿开采权——换而言之，这是个真“家里有矿”的贵族子弟。所以修昔底德从小受的是雅典贵族教育，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开打，这一年修昔底德快三十了，于是应征入伍，并一路坐上了雅典最高军事指挥官“十将军”的高位。在高层见证了战争的前半段走向。
但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是雅典充分暴露其民主制度不成熟一面的一次展示。由于决策层的混乱，修昔底德在战争后期就遭到了流放，此后一直在被流放地色雷斯闲废着，直到公元前404年战争结束，他才得以重回雅典。
从这段经历中你就可以理解修昔底德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初衷是什么——这其实是一本战争亲历者且是高层决策者的回忆录，类似于丘吉尔写《二战回忆录》之类的。
只是，与丘吉尔不同，修昔底德是作为失败方的决策者去写这本书的。所以该书天然带有非常强烈的反思精神，修昔底德试图用这本书去解释：雅典为什么会卷入这场战争，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个冉冉升起的强国输掉了这场战争、毁掉了自己的国运。我猜这应该才是修昔底德写这本书的目的所在。
请注意，这里说“我猜”，是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实没有完成，书写道第八卷战争进行到第二十一年就戛然而止了。
战争最后五年雅典怎样被占领，斯巴达如何彻底拆碎了成型中的雅典帝国，重建希腊秩序等重头戏都付之阙如。这其中的原因应该是作者修昔底德在回到雅典城不久之后就死去了，常年的流放生涯毁坏了他的健康，让他没有完成这本书中最重要的结尾部分。所以修昔底德的故事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于希腊一样，可以说是一个“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的悲剧。
于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本本来的应该有一个较为鲜明观点的史书，因为未完成而像《红楼梦》一样，有了更多的可解读空间。
两千多年后的2017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美国政府顾问、智囊团成员格雷厄姆·艾利森出版了他的著作《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在该著作中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
我看过这本书，其实在该书中，艾利森的观点虽然已经曲解了修昔底德的原意，但还是相对中性的。
艾利森认为：就像当年雅典的崛起不可避免一样，如果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而美国作为“守成方”必须改变既有战略，利用谈判、容纳与削弱等办法，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掉入修昔底德陷阱——请注意，他在这里想探讨的本来是，美国人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中美关系破底、撞车。
但问题在于，“注定一战”（Destined for War）这个说法实在太“亮眼”了，很多读者甚至是专业读者看到这个标题就被带着走了，重点去看作者怎样论述导致中美可能撞车的原因。反而忽略了作者本来想表达的重点。
于是曲解再套曲解，我们就形成了一种错误印象：新兴大国崛起之后一定会跟守成大国碰撞、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揭示的大国宿命，于是中美必有一战……
但，真的是这样么？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如果你真的读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只读描述战争爆发前的第一卷就可以了），你会发现中美目前面临的博弈格局、各自的国家气质，与伯罗奔尼撒战前的雅典和斯巴达，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当时的爱琴海世界，雅典确实是一个新兴的、极速成长中的“大国”，但它的国家气质是重商的、开放的、外向的、富于侵略性的，且具有在当时即便在希腊世界看来也非常独特、新奇、大胆的雅典民主制度、并在整个希腊世界非常积极推销自己的这一套——这些气质与其说类似于现如今的我们，倒更容易让人想起大老美。
雅典在希腊-波斯战争爆发前，并不是当时希腊世界的“主要玩家”，按照修昔底德的记载，雅典的急速崛起依赖于两件事：
第一，是城外劳里昂银矿的开采，让雅典意外拥有了通行整个地中海的硬通货，和随之而来的铸币权。
第二，是以波斯侵略希腊的希波战争为契机，“家里有矿”的雅典建立了一支庞大的海军，在波斯的威胁下，雅典成功说服了自己周边的一些城邦向其“租用”这支海军来维护自己的安全，这就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的雏形。
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雅典掌控海权，周边国家“购买”其海权、并认同其发行的硬通货银币、缴纳铸币税以支撑其运营的商业帝国模式。
而通过工矿业发迹，通过商业完成对货币权的垄断，最终以一场战争（希波战争或二战）为契机，建立强大的海军问鼎霸主。雅典的这个崛起模式与近现代美国发展反而是同律的。
但与急速兴盛、咄咄逼人的雅典相反，其对手斯巴达反而是一个“温和的霸主”的形象。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雅典人自己都洋洋自得的说：“我们的霸权不是靠武力得来的，而是斯巴达人的拱手相送的。”
给后世留下善战而好战印象的斯巴达，为什么反而在外交中并不那么咄咄逼人呢？
这其实不难理解。
斯巴达之所以要让它的全体男性公民接受彻底的军国主义训练，把每一个斯巴达人都打造成战士，根本原因是他们本是自己城邦的征服者、外来者，是靠征服和奴役原来在此的“黑劳士”阶层才建立国家的。
换句话说，斯巴达人虽然好战，但它的武力主要是对内的，目的是用有限的上层斯巴达人在内部压服住下层的“黑劳士”，让他们生产足够的盈余，供养自己生活。
这跟以银矿起家、以海权立国、必须通过将更多的城邦拉入自己的商业共同体、并同化之的雅典具有天壤之别。
所以雅典人在战前作出错误判断，认为斯巴达人愿意“拱手相让”它旧有的霸主之位，这个判断不能说是单纯出于雅典人的傻大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对于斯巴达这样的国家来说，霸主不是一个宝座，而是一个负担，斯巴达人越多的派遣它有限的军队外出帮助盟友打仗，就意味着它要分散自己的武力，而离自己尚武的初衷——压服国内的黑劳士阶层——越来越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修昔底德的记述中，斯巴达在战争开打之前是屡屡退让的，甚至让人觉得非常软弱，完全不配适它的霸主地位。
雅典出手教训一些在两国之间摇摆的城邦，城邦去跟斯巴达求援，斯巴达顶多也就是派个使者去跟的雅典“严正警告”一下。那意思大约就是“哥们儿，卖我个面子，差不多得了哈。”
斯巴达根本没有想打的意思。
如果双方能把这种状态持续下去，那么古希腊将上演的很可能是一场霸权的和平交接——雄心勃勃的雅典为了满足其商业冲动，依靠自己日渐增长的实力一点点成长。而原本就无意维持其“负收益”的霸主地位的斯巴达则步步妥协，双方最后合力完成希腊世界由古典农业城邦群向商业共同体乃至商业帝国的转型。雅典和斯巴达两国，其实并不存在国家利益层面不可调和的矛盾——雅典说我想要霸主之权，斯巴达说我要这霸主之位有何用？你要就拿去吧！
但为什么，最终，雅典和斯巴达还是爆发了战争呢？
修昔底德其实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说了一句更加揭示真相的话，他说：每个城邦当中，都有雅典人也有斯巴达人。
这话不太好懂，需要解释，而我的解释是这样的：
雅典和斯巴达矛盾不是国家层面的，而是他们各自公民之间所习惯、赖以为生的生活方式乃至世界观出现了深刻矛盾。
斯巴达，如前所述，它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奴隶制农业城邦，每个斯巴达战士其实都是地主，依靠奴役黑劳士获得粮食产出维系自己和城邦的生存。而在当时希腊的其他城邦里，也有类似的公民，所以“每个城邦里都有斯巴达人”。
而雅典人的生存方式刚好相反，如前所述，这个国家是立足于工矿-商业的，商人本能的冲动就是要把生意越做越大，否则其生意就会在封闭环境中窒息死亡。
为了扩大商贸圈，雅典不惜维持一个昂贵的海军，并在整个希腊世界中热衷于搞“开门，送雅典民主”，其目的就在于打破各城邦各自的经济体系，以自己的商贸体系代替之。而各个城邦的商人们是拥护这个趋势，甚至喜欢雅典的政治分配方式的，所以“每个城邦里都有雅典人”。
而问题就在于“雅典人”（商人）与“斯巴达人”（地主）在每个城邦向何处去的争论中，其矛盾是尖锐而不可调和的。
希腊土壤贫瘠，并不适合耕种，如果地中海的商贸圈彻底打开，雅典海军能够护卫着舰队从埃及等地运来粮食，地主就将整体的被边缘化，甚至他们旧有的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制度也将随之解体。这对于立足于农业生产来制定他们一切制度的斯巴达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灭顶之灾。
比之于现代，你可以参考互联网以及信息全球化对于苏联的影响——新范式一旦确立，那个国家的一切就都走到了尽头。
所以，雅典人乐观的认为包括斯巴达在内的所有城邦会主动接受自己成为新盟主，这个论断仅在国家博弈层面是绝对正确的，但在更高层面却是错的。身为旧霸主的斯巴达不是不能接受“退位让贤”，而是压根不能够融入，甚至无法存在于雅典所正在营造那个新希腊世界中。
而雅典人的错误就在于，他们虽然开启了这场变革，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意义到底有多么重大——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城邦霸权交接，而是一次生产方式而至生活方式、生活方式而至社会制度的革新。所以它将遇到的阻力是空前巨大的。
事实上，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希腊状态，更类似于美国的南北战争之前，两种信奉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人彼此杂居在一起，互不接受对方的理念，也不打算退让。所以虽然双方的政治主体都没有开战的意愿，却迟早一定要打这一仗。
而年轻的雅典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它的决策者只看到斯巴达出于自身利益的妥协和软弱，并以传统的外交博弈手段步步紧逼、压缩它的同盟。而没有意识到这场争斗中的关键矛盾，是在国家博弈之外，更在国家博弈之上的。
用国家博弈的常规手段不能避免社会革新带来的矛盾，这就像纱网兜不住流水一样，那些矛盾本就不是国家博弈可以调和的。
“每个城邦当中，都有雅典人也有斯巴达人。”
我想这才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价值所在。把这本书的精神总结为“修昔底德陷阱”，着重于探讨其中体现的国家博弈的教训，这其实对该书的一种误解和矮化，曲解了修昔底德本来想表达的意思。
其实，时至今日，很多人在谈起“国际大势”时，也经常会犯类似的错误，他们总喜欢把一个国家当作天然主体来看待，经常会说“中国怎么怎么样”“美国怎么怎么样”。
但这种分析方法是有问题的，国家并不是一个直接拿来当整体进行讨论的存在——国家本质上是由人组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诉求、自己的世界观，自己向往的生活方式。最终，是这些诉求、观念、向往，而不是大而化之的“国家意志”，将成为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
任何忽略个体强行统合的宏大叙事，甭管它叫“修昔底德陷阱”还是别的什么，都是似是而非，荒腔走板的。
具体到中美关系，我觉得我国外交部最近反复强调的一句话非常正确：“中美人民的友谊是两国关系的源头活水和重要基础。”
两国社会的主流，并不存在像斯巴达人和雅典人之间那样“如何生活才是好生活”认知差距。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等等价值观是双方的主流社会都认同的。
一个双方民众都想过平等、自由、富足、受尊重的好日子的双边国际关系当中，并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存身的空间。
更毋宁说，在这个太多常识已经普及，全人类对什么是“好生活”已经达成共识的现代社会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那样的悲剧，真的很难再重演。
所以我们要说，守卫你正常的三观，过好你自己的日子，就是在守卫世界的和平，这话绝对没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