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好的朋友全走了。”
齐齐哈尔市第三十四中体育馆屋顶坍塌事件后，幸存下来的一位女生伤心欲绝。她的11位朝夕相处的队员和教练，以及他们长久以来的排球梦想，都在那轰隆一声巨响中被埋葬了。
人心都是肉长的，换作是谁遇到这样的事，都会受不了。对遇难者的亲友、乃至对这座城市里的所有人来说，这都是终生难愈的创伤记忆。这两天，在事发地的校门口，堆满了鲜花，人们以此为死难者送上最后一程。
然而，在微博上也有人怀疑，这一献花行为本身隐藏着阴谋：
这种无凭无据的揣测让许多人为之震惊：“这是得多恶毒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还有人则愤恨之余称之为“蛆”、“半兽人”，悲叹这样“反智”的逻辑正说明了国内网络舆论的险恶：“互联网没有辩论，只有这类肮脏的诽攻。”
然而，气愤归气愤，这并不能驳倒这位的观点，她反倒对论敌嗤之以鼻：“没文化，真可怕。”不仅如此，她断言此事并不单纯：“这种出事就是‘老百姓’出来献花的手段，妥妥就是外国人搞颜色革命的那一套，你们又有几个是真的替死去的人着想。”
就像她的论敌们一样，她也想到了两年前的成都49中事件，当时就有传闻，献花者当中有港台口音，她看来对此笃信不疑：但凡这样的事，都是需要“时刻警惕着”的。
有一点确实不假：近年来每次悲剧发生之后的献花悼念活动，都有这样的阴谋论出现，但这些人到底为什么会这么想？
必须承认，这样的心态在我们的社会广泛存在，太多人虽然是普通人，但却会自动代入“当家人”的视角，产生一种“对权力的共情”。这样，哪怕你遭遇什么不幸，但考虑到“家丑不可外扬”，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关起门来哭，让这事悄无声息地过去。
这种视角的出发点并非个人处境，而是集体利益。在他们眼里，世界按照群体的边界一分为二：内部才是栖身之所，而外部则是危机四伏的暗黑森林，因此，对外部的不安全感、不信任感，与内部的绝对服从和拥护，乃是一体两面。
既然如此，集体内部就必须紧密团结，至少不能给外部“递刀”。这势必带来对个人行为的严格约束，就像格伦·古尔德所说的，“一旦要求人们紧密团结，那么一定会有人窒息而死”，但对这些人来说，这不过是必要的代价，因为重要的不是哪个人，而是集体的存续——他们假定世界是一个残酷的斗兽场，只有沙丁鱼罐头那样紧密无间，才能活下来。
这样一想你就能理解，它为什么不认可任何自发行为，因为只有你完全按照集体的利益行事，才能积累道德资本。这样的逻辑推到极致，就意味着压制乃至消灭自然的情感，你的个人情感应当屈从于集体要求——至少，不能公开表露出来，以免对集体不利。
顺着这种家长制的逻辑，它进而相信，个体是无法自主的，如果它竟然有什么逾越“本分”的行为，那必定是有人在背后指使教唆的。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些话的人虽然经常以“人民”的名义说话，但实际上他们却又蔑视普通人，仿佛那只是些愚蠢的孩子。
既然人不应有自发的情感和行为，而只应按指令行事，那么人和人的自发联结也就无从谈起——这种横向联结从好里说是没必要，往坏里说甚至会被看作一种威胁。不难想见，由此出现的是一群散沙化的工具人，他们不应有自己的感情，像工蜂那样为集体劳作就行了。
在这种情况下，对个体的共情是谈不上的，那会被轻蔑地看作“妇人之仁”，但与此同时，他们却又似乎有一种惊人的天真，那就是相信别人所遭遇的不幸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当然，万一这样的事降临，他们也将得不到同情——就像商鞅，最终发现成了自己变法的受害者，无可遁逃。
《魔道祖师》
说到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这位微博主的ID“蓝二哥哥无羡弟弟”，想来出自著名耽美玄幻小说《魔道祖师》里的蓝忘机、魏无羡。这对同性恋角色的设定本身是反主流的，作者“墨香铜臭”甚至一度入狱，一个非主流文化的爱好者，却又如此激烈地拥护主流价值观，这是什么缝合怪？她为什么相信自己可以幸免？
我当然不认识她，但我见过不少像这样的人。他们大多成长于一个保守化的社会环境中，有的还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对现实的“中二”态度有时单纯到令人同情：他们真心相信现实就是自己所抱有的那套狭隘的信念，并且固执地把异议者都看作是愚蠢的。
这是一种特殊的世界观，认为现实生活的事件背后，都隐藏着一个被人为操纵的秩序。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她蔑视反驳者“没文化”，因为按照这种信念，“你看到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你看到的只是表象，她自信自己才看到了真相——然而她所以为的“真相”，其实是不需要任何证据的直觉。
从这一意义上说，像这样的人是无法被驳倒的，《狂热分子》一书对这类人有极好的观察描述：
热情依附是他盲目献身与笃信的根本，被他视为一切德性与力量的源泉。虽然他这种一心一意的奉献究其实是为了给自己的生命寻找支撑，但他往往会把自己视为他所依附的神圣伟业的捍卫者。……他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
这或许就是问题的根本：狂信的背后，其实是一个软弱的个体，出于情感依附的渴求而拥抱某个强有力的支撑。看上去咄咄逼人的恶毒语言，换个视角来看，却是当事人捍卫自我信念的防御，他们在融入集体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力量感。说起来，这是相当可怜又可悲的处境。
像这样与其生命历程绑定的一整套逻辑自洽的信念，是很难三言两语就有所触动的，遑论转变。常有人说，“被社会毒打了才会醒”，这或许倒不无道理，因为这样的人往往对权威抱有某种伦理期待，相信它会回应自己的信仰。那种破灭是相当痛苦的，但真正的改变，只有在这痛苦之后才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