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涿州这个地名无比熟悉。当初在北京读研的时候，我有很多次是从鹤壁买一张到安阳的火车票，然后到涿州的时候，再买一张从涿州到北京西站的，这样就可以省一点钱。
尽管买过很多次从涿州“上车”的车票，我却从来没有在涿州下过车，也没有到过涿州。它是一个熟悉的地名，一种特殊的存在：距离北京非常近，但是永远都不是北京的一部分，这给了这座小城希望，也决定了它的悲剧命运。
去年三月我的《成都的细节》出版的时候，要在屋顶上的樱园做新书分享会，时间早就定下，出版方突然说，涿州封控了，书出不来了。如果在网站下单，可以想办法人工从库房里把书搬出来，然后发货过去。
那里有很多图书仓库。我能想象他们艰难地从库房把书搬出来的情景。这一次暴雨非常惨，多家仓库进水，水深一米多。
我想辨认出那些图片中漂在水中的书籍。想看清书名，看清作者署名，感觉那不仅仅是一件件商品，也是某种命运。它们面目模糊，就像是被泡涨了的尸体。
南方周末的报道说，来自山西、山东的多家救援队，到了涿州附近无法救援，因为需要“邀请函”。这个时候，能够发邀请函的机构，通讯可能都不正常了，是否能够找到公章也成问题。
“邀请函”让很多人感到愤怒。实际上，救援需要邀请函，很多别的事也需要。它意味着我们的生活需要复杂的审批，就像河南南阳下雨，联合收割机驾驶员因为不能提供足够的手续，无法下高速一样——创建这些复杂程序，就是很多人的本职工作。
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把这视为理所当然，只不过洪水的到来，让它显现出来。
一个在日本生活的涿州人，记录了他老家村民微信群里洪水不断上涨的消息。人们开始不以为意，还在拍照记录水位线，但是水慢慢涨上来。村长通知大家撤离，但是却始终没有说“泄洪”的具体时间。涿州的雨很大，又要承接上游房山的泄洪压力
后来水上来，村民们的手机信号开始中断，微信群里发言的，都是像他一样生活在外地，却又关心涿州的人，大家焦急地打探消息，但是又无能为力。
不知道会不会有网友批评这位涿州人是“海外势力”——事实上，虽然不能像他一样生活在海外，我认为很多人和他的处境差不多：灾难和自己相关，却又没有什么办法。面对生活中可能的“洪水”，或许逃离到远方是最安全的？
涿州看起来很像是一个隐喻：作为灾难它让人悲伤、愤怒，但它又像一个泥潭：从哪里开始改变？除了到远方或者更高的地方，个人又能做什么？大量图书被淹毁，似乎又象征着暴雨能够造成“文化损伤”，救援队需要等待的邀请函，则意味着有时候希望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就连大家都热心转发的救援信息和协作文档，也让人感到痛心：武汉疫情、郑州暴雨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文档；无数人热心转发，但是我们知道问题不在于信息传播，也不知道那些信息是否真的起到了什么作用，只不过转发让我们感到略微心安，以为自己已经“奉献”。
然后是下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