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之后，一地鸡毛。在国内，这几乎是一个生活现实。
甚至那些算不上“狂欢”的活动也一样。多年前，我在上海金茂大厦参加了一整天商务峰会，出席的可说都是业内的精英。不过，在茶歇和午餐时，还是不免有几分秩序混乱，到午后陆续开始有人离场，又留下满地狼藉，除了散落在座椅上没带走的资料，还有没喝完的矿泉水瓶。
公平地说，秩序混乱部分也是因为标识不清，喝剩下的水瓶也没地方放，有些人搁在座椅上，人走后瓶子便滚落下来，又或者原先就放在脚边的地毯上，随后被碰翻了也无人去管，但问题是：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瓶子随身带走呢？
另一次公益暴走活动，当天据说有676支队伍的近4000人冒雨参加50公里的暴走，一共筹得790万元善款来救助儿童。那天阴雨绵绵，几乎没有停过，下午雨势尤其大，冷雨中从早到晚地走，支撑到终点的那少数人的确精神可嘉。
从队伍名称来看，参加者大部分都是上海的年轻白领，可说也是高素质人才，乐于参与公益当然更是好事，然而，在公开报道中无人提及的一个事实是：沿路几乎总能看到人们丢弃的垃圾，有雨衣，有擦完扔掉的毛巾，不少人把没喝完的矿泉水瓶放在路边的栏杆上或水泥柱上，一些垃圾桶四周散落着各种杂物，看来它们的主人在随身携带了一路之后，再也不耐烦多花一点力气将它们塞进垃圾桶了。
这些说起来也不足为怪，不然还能是什么样？只是对比日本，这中间的差异实在是太明显了：在日本的城市里，基本上是不设置垃圾桶的，每个人都习惯了默默带走喝过的水瓶等杂物，自己处理；而在我们这里，即便是在上海，即便已是相对“高素质”的群体，其表现也还是这样“不拘小节”。
至于那些旅游景点和户外徒步路线，你几乎总能看到满地乱扔的瓶子和各种包装纸。也难怪上海迪士尼开园前夕，就有人嘲讽：“我不知道上海迪士尼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但肯定会是世界上最脏的。”
类似的现象，早被无数次讨论过，每次都会激起诸如“中国人文明素质”的争论，然而，争论归争论，似乎整体上大家都觉得这是可耻的，但落实到每个人头上，却也不见多少人真为此感到无地自容，以至于这样的讨论反反复复讲过之后，情况也没见有何改善。
每次谈到最后，总有人会以悲观的语气总结说：“要改善，至少得一代人的时间。”而另一些人，则觉得这都算是乐观的。
这的确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去日本的中国游客，最常有的感慨就是“干净”了；日本人那种近乎洁癖的公共行为甚至让西欧人也为之侧目，前些年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嘲谑说，球赛结束后，英国的足球流氓在座位上留下满地狼藉，而日本观众所坐的区域，甚至比他们来的时候更干净。这不是偶然的。
日本的城市早在18世纪就被西方旅行者认为比欧洲城市更干净；明治时期致力于文明开化的日本政府又多次下令严厉查禁许多自古流传的习俗，如在公共场所裸身赤脚等等。最终，在日本人的观念中深深植入一种羞耻感，即自己的不雅习惯会“给您添麻烦了”——而这是他们所要尽力避免的事。
根据埃利亚斯著名的观点，源于西欧的那种现代的“文明的进程”，最重要的就是培养起一种自我对不文明行为的羞耻意识，最终自觉地遵守这些规则，也就是说，一个受到这种规训的人，须从“他律”（外部约束）变为“自律”。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正是奠基于这种高度的自律精神之上的。
现代社会能容忍各种原先看来反社会的行为（不论是涂鸦、同性恋婚姻还是各种边缘性活动），容忍身体的相对暴露，不像传统社会那样要予以严厉惩罚，这除了现代制度的弹性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正是因为人的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能力大大加强了——例如，看到一个女性穿着比基尼，已经不至于会引起人群骚乱。
或许可以这么说，中国人之所以难以消除公共场所的不文明现象，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我们缺乏这样一个“文明的进程”。
近现代中国致力于提升国民素质的运动，无论是19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还是后来新中国的“五讲四美三热爱”，都是国家而非社会力量推动的，加上常常是政治运动式的，以至于人们觉得这是一种外在的要求，只须在一定时期内应付了事，但自己并不因为做不到而感到羞耻或不安。
其结果是：你在中国的公共场合，无论是公园还是机场，经常会看到各种“禁止”某某行为的标语或反复广播，而人们似乎一有机会就会不守规则，换言之，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依赖于他律而非自律的社会。这又给了家长式管理以现成的理由：中国人“不管不行”。
在谈论这些“文明素质”的问题时，中国人往往倾向于将之归结为“缺乏公德心”或“中国资源有限”的问题，但这可能都是关键性的误解。
正因为认定是道德问题，国内的文明教育往往多包含道德说教的意味，而且道德往往显得无法普遍化为基本准则：毕竟学雷锋那么多年，谁敢说每个人都变得和雷锋一样了？
这也不是资源是否匮乏的问题，一百多年前，美国人口只及现在的不到三分之一，各方面都是相当丰足的国家，但在当时欧洲人眼里却是粗野无文得可怕。当时法国人于莱形容，纽约人在涌上有轨电车时，“他们如此粗暴，就像踢足球”。
当然，即便是在日本，也不是说就完全杜绝了“不文明现象”。
尽管在东京的上野动物园，烟民都会默默地聚在一处专设的吸烟区抽烟，但在大阪的中之岛公园，我也见到过随地扔在那儿的两个烟蒂；在深夜或清早，行人稀少的路口，也会看到有人闯红灯；标明禁止停车处的地方，也照样停满了自行车；在大阪城公园内，标着禁止自行车驶入，但还是好几次看到日本人满不在乎地在那里骑行；在大阪的地铁里，女性专用车厢里也坐着男性，还不止一两个人，似乎他们也并不在意。
一个社会如果彻底消灭自发的“不文明现象”，大概也是令人无法忍受的，那意味着每个人都从小培养起强大的自制力和自律。
中国人在感慨日本人“有礼貌”、“守秩序”的同时，往往又觉得他们“压抑”、“虚伪”，这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文明”的确本身就是“压抑”人的，因为那表明一个人能评价自我的行为，而这意味着自我抽离，即像他人一样来审视自我的行为。
V.S.奈保尔在小说《河湾》中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种想法：在非洲东部，“欧洲到来之前，我们那一带人从不说谎。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思想高尚，我们不说谎是因为我们从来不评价自己，没什么谎好撒的。我们这些人都守本分。欧洲人却能说一套，做一套。”
从某种程度上说，越文明的人的确越压抑、越虚伪，因为他自发的行为可能被自我压制，而又深深意识到自发行为可能与社会规则起冲突。
上海陕西北路车站
没有栏杆也没有管理人员，但市民照例自觉排队
相比起来，当下的中国人（至少在流行文化中）更推崇本我，要不顾一切地展现“真实的自我”，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个人主义高涨的体现，然而，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孩子式的世界观：以不受约束、未被规训的自发行为为傲。
这未必是坏事，对过度文明和压抑的人而言更不失为一副解毒剂：以前我的一个日本同事就说，她更喜欢和中国人一起工作，因为她发现中国人就算加班到深夜，也都还能笑得出来。
不过，作为一个社会，如果其中的人们既对外在的他律不管不顾，又缺乏足够的自律，那你大概是很难指望他们会默默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不去妨碍他人的，何必呢？在他看来，那都是不必在意的小事。
然而，一个人真正“真实的自我”，说到底正是体现在这些小事上面。中国如果真要逐步经历“文明的进程”，那恐怕得从每个人意识到乱扔杂物是一件可羞耻的事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