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祸的消息传开了。西安曲江大道上，环卫工一个传一个说：“耿彬霞死了。"2023年4月22日早上6点43分，她在清扫中横穿马路，被一辆小轿车撞倒，几秒钟之内，另一辆紧随其后的小轿车又将她碾压而过。子女去环卫公司处理后事，对方说，“我们这没有这个人。”工友们也从新的传闻里得知，那个倒在地上的环卫工，确实不是耿彬霞。
曲江大道最南端300米处，人行道上的银色长椅空出来了一把。常坐在这里休息的环卫工不在了。不是因为懒，恰恰相反，多数工友都知道，她是个干活利索的大姐，因为路扫得干净，没有烟头，常常受到表扬，“耿彬霞这个人，工作忙得很，总能瞅见她两个女儿坐在长椅上，等她下班。”一次晚班，大女儿去看母亲，长椅上放着一碗白面条，母亲就那么蹲在边上吃。晚上九点多，她还在等待环卫检查。
西安人都知道，曲江大道是一条迎宾示范路，大唐不夜城、大雁塔等知名景点都在附近。道路连接二环和三环，双向各有四条快车道，主辅路各两条。近20名环卫工在这里上班，每人负责清扫六个路灯之间的距离。
为了整洁，环卫工具不能摆在街边，角落里也不行，要藏在行人倚坐的银色长椅下面。长椅上写着“曲江新区保洁工具箱”，每一百多米就有一把，可以让行人坐下休息，还设有带锁的柜子，给环卫工储物。
每天早晨6点，“耿彬霞”从长椅里掏出苕帚，开始清扫。她动作麻利，再小的烟头也塞进簸箕里。长椅里头，还藏了她沿街捡来的可回收垃圾，纸箱子、塑料瓶子，塞不下的就藏到灌木丛后头。公司有规定，不能在工作时间收集废品，但许多环卫工都和她一样，悄悄收。有一回，一个工友把她攒的废纸箱子拿走卖了，她气得跑去跟对方理论，两人打起来，砸坏了一部手机。
2023年4月22日，西安下雨。她和每天一样4点多起床，熬稀饭。半小时后，丈夫也起了，两人在同一条马路上扫地，吃过早饭，套上橙色的环卫服离开城中村。骑小电摩，拐九道弯，路过两处汉朝遗址和十多个公寓小区，停在曲江大道。
到得越早，路越好扫，这是环卫工的常识。六点，城市尚未苏醒，曲江大道偶尔有一两辆车经过。半小时后，人行道上开始有外卖骑手穿行，车流声逐渐盖过蟋蟀扇动翅膀的声音。七点过后，这条路热闹起来，送孩子上学的家长骑着小电摩跑在人行道上，上班族从地下通道里冒出来，到公交站台等车。
环卫工的一天里，扫第一趟是最关键的。这时候路上什么都有。烟头、饼干袋、塑料袋、纸箱子、啤酒瓶子……上级检查如果发现白垃圾、烟头，每个扣50块钱。
车祸就发生在早上6点43分。一辆小轿车沿曲江大道辅路由北向南行驶，至区民政局南侧300米处，撞倒了工作中横穿马路的“耿彬霞”，行车记录仪显示，几秒钟之内，另一辆紧随其后的小轿车又将她碾压而过。老宋接到公司领导的电话，赶到现场，妻子已经被送往医院。司法鉴定显示，巨大钝性外力一次性作用损伤了心肺等重要器官，导致她短时间内死亡。
车祸前一天，老宋和妻子度过了一个相对轻松的工作日。下午两点就按时回家了，没有加班电话打来，他们都觉得幸运——曲江大道每周会有两三次，临下班前通知道路卫生检查，环卫工会因此多干两个、三个或五个小时，时间不固定，检查结束才能下班。那天回家后，妻子洗衣做饭，天黑前便上床休息。第二天，要上到晚上10点，中间有四五个小时午休。
事故的消息传开了，环卫工一个传一个说：“耿彬霞死了。”隔天，打扫相邻路段的刘姐从新的传闻中得知，她叫肖小玲，64岁，早已超过招工限制年龄，找过继出去的妹妹耿彬霞借了身份证，才获得这份工作。
4月22日，真正的耿彬霞度过了完全不同的一天。那是个周六，她不用送孙女上幼儿园，有亲戚来西安买车，耿彬霞去了三桥，跟着逛了一天车城，晚上九点多才回家。她已经五年没有工作，跟子女一家六口同住，也不介意花子女的钱，每天就带带孙女，拾掇些花花草草。
肖小玲的性格和耿彬霞截然相反。刚从老家到西安时，她也是帮忙带孙辈。等娃一上幼儿园，肖小玲就从女儿家搬了出去，自己住进城中村，找了个班儿上。她给的理由是，“你娃跑太快了，俄（我）追不上。”
带外孙子的三年，肖小玲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却没跟女儿要过一分钱。在女儿肖华眼里，母亲过于要强，不愿意看别人脸色生活。四个孩子都已独立，足够赡养她在农村度过晚年，或是跟子女同住。但老太太执意要自己打工。她常说，“俄老了之后，给你们钱，让你们花俄的钱给俄买东西。”
两姊妹生活习惯也不一样。耿彬霞爱买超市里现成的面条，不想做饭了，就让儿子从外头买点回来吃。肖小玲为了省钱，都是亲自和面擀面。肖华有次加班回来吃她留的饭，觉得咸，喊她下次少放点盐。肖小玲听了不高兴，第二天干脆不给女儿留饭，让她自己上外头吃去。
她也不像耿彬霞，乐于在幼儿园门口跟别的家长唠家常。2021年春天，肖小玲打电话给妹妹诉苦，“找不来活，人家都嫌我年龄太大了。”那一年肖小玲62岁，耿彬霞58岁。
肖小玲的上一份工作是在雁塔区等驾坡村当环卫工。2021年，在第十四届全运会契机之下，西安市完成了32个城中村（棚户区）征收，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这个数据创下历年之最。等驾坡村启动拆迁后，肖小玲没了工作。
耿彬霞劝她别干了，但肖小玲隔天又打来，还是那句话，“人家嫌我年龄太大。”耿彬霞问她，要不要来家里同住？肖小玲拒绝了，过了一阵才开口：“你可不可以把身份证借给姐？”
耿彬霞知道，姐姐是个要强的人，很少找自己帮忙。何况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她平常不怎么出门，根本用不着身份证。通话第二天，身份证、银行卡就做了交接。一个月后，肖小玲打来电话，说找了个活做，姊妹俩再没聊过这件事。
长椅上的自尊
曲江大道7公里外的棚户区，房东老罗从租客那里听说，老宋他媳妇走了。这是曲江大道附近仅剩的一处城中村。随着三兆村、等驾坡村的拆迁，大量环卫工、建筑工人涌入赵家湾新村租住。老罗趁别的村子拆迁，把家里的平房加盖了两层。肖小玲和老宋就租住在楼上。不到10平米的小屋，除去一张床，屋里堆满了肖小玲工作间隙捡来的废品。
老罗和“老宋他媳妇”鲜有交集，只在清晨起夜时碰见她准备出门，总是天还没亮，头一个走，“天黑了才最后一个回来。”屋子现在空着，老罗有些发愁——人死了，没人愿意租。附近建筑工地又刚完工，之前的工人都走了，老罗的客源少了好多。她想起三年前一个环卫工，也是车祸走的，传闻赔了七位数。老罗好奇，“老宋他媳妇这事，赔了多少钱？”
两年前，肖华也到这里看过母亲，觉得实在不像样子，喊她赶紧把废品扔了，回家住。肖小玲坚决不同意，跟女儿吵了一架：“俄以后不让你到俄这来了。”说到做到，自那以后，她不许女儿们去出租屋，约见面就说：“长椅上等俄。”
肖华吵不过老太太，跟妹妹下班后骑上电动车，就坐在曲江新区的保洁长椅上，看妈妈扫地，等着。有一天下雨，她买了份三汁焖锅，打着伞，跟母亲坐在长椅上边吃边聊。肖华打趣：“妈，咱就吃顿焖锅，还得淋场小雨。”肖小玲嘴硬：“那你回去。”
肖华自嘲跟老太太就是坐长椅的关系。一次公司发了点奖金，她想跟母亲分享喜悦，买了两杯奶茶，坐在长椅上一块儿喝。但在更多时刻，母女之间仍会争吵，话头总是停在“别干了，来家里住，我养你”。肖小玲怎么都不乐意，女儿问原因，“她觉得能挣钱，才活得更有底气。”
在女婿眼里，丈母娘古怪得很，分明都在西安生活，她宁可搬去十公里外的棚户区，也不愿意跟子女住到一块，平时也不怎么联系。肖华能理解一部分母亲执拗背后的自尊，只是偶尔还会旁敲侧击，劝她辞职回家。车祸发生前一个月，肖华给老太太转发了一条短视频，一个90多岁的奶奶对着镜头说，“人一辈子不过三万天，停下来享受生活，去看看大海。”肖小玲只回复了一个龇牙笑的表情。说服的效果并不理想。
相比之下，老宋更懂得享受农村的生活，饭菜比城里香，而且朋友多，可以打麻将，“闭眼摸两下就能知道这牌是啥”。老宋好赌，有时在牌桌上待一天，把肖小玲一天的工钱全赔进去。肖小玲不断跟子女哭诉。近几年，她终于把老宋喊来西安，一起做环卫工挣钱，城里头没牌可打，矛盾才算解决。
四个子女都有自己的工作，大儿子在陕北开货车，小儿子在江苏打工，只有肖华跟妹妹在西安工作生活，两人会约着一起带老太太下馆子吃饭。但肖小玲不常赴约。她总跟女儿们说，跟人约好了时间，要去打工。
除去环卫工，她还在曲江大道的潼关肉夹馍店里兼职刷碗，给附近一处公寓楼的业主做保洁，同时打三份工。在肉夹馍店里，肖小玲不用再自称“耿彬霞”，店员们都叫她肖姐。
晚上六点半，小店进入营业高峰时段，肖姐就在后厨洗碗，前台服务员若是忙不过来，她就出来帮忙端端盘子。老板娘炒菜掌勺，和肖姐在后厨并肩站在一起。老板娘喜欢让她帮忙尝尝咸淡，肖姐总说：“美得很！”
这家店有十几块一盘的饺子，大碗的米线、面条，便宜，分量足，开业六年，附近建筑工地里的工人、小区保安、环卫工都成为店里的常客。老板娘注意到，很少见环卫工搭伙来吃饭，“建筑工人、保安都经常三三两两地来店里，环卫工总是一个一个来。”肖姐解释过，公司有规定，两个穿橙色环卫服的人不能站在一起聊天。
在这个不用隐瞒姓名和年龄的工作环境，肖姐也更乐意聊起自己的心事。她常夸二女儿长得漂亮，但迟迟不结婚，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咋想的。和多数打工母亲一样，孩子一天不结婚，她心里就一天不踏实，想再挣点钱。也提起自己年轻时的往事，彬县煤矿多，她是矿上开绞车的工人，还评过劳模。
4月22日，有环卫工来店里吃饭，说出车祸了，叫耿彬霞。老板娘知道，“耿彬霞”就是肖姐。疫情最反复的那段时间，饭店经常突然接到停业通知。肖姐每天都在这条路打扫卫生，老板娘就把店铺钥匙给了她，封在家里的时候，拜托她来店里给花草浇水，把积在店门口的快递收进屋里。
后来疫情缓和，餐厅恢复营业，老板娘却突然接到肖姐电话，“她跟我道歉，说自己红码了，最近不能来店里帮忙，还担心因为自己红码，影响（店里）生意。”老板娘觉得奇怪，曲江大道上都是绿码，肖姐怎么红的？
隔天，肖姐又打来电话，说用了妹妹的身份证，妹妹住的莲湖区有疫情。她让老板娘别担心，老板娘也没跟别人说过肖姐的秘密。
“查无此人”
家里头除了耿彬霞，再没其他人听过借身份证的事。肖华说，如果知道，一定会跟妈妈大吵一架。她也感到不解，“我妈妈跟小姨长得完全不一样。我妈瘦，小姨胖，入职的时候怎么通过了审核？”
半年过去，家属没有收到任何工伤赔偿。车祸事故认定书公布后，他们到肖小玲所在的西安某环卫公司处理后事，对方说，“我们这没有你母亲这个人。”9月，当地媒体以《公司谈“冒名”环卫工身亡：称“查无此人”》为题，报道了这件事。环卫公司法务人员在一段家属提供的录音中称，公司仅有“耿彬霞”的用工合同和保险，家属不认可的话，可以到法院起诉。整个沟通过程里，工作人员始终没有说出“肖小玲”这个名字。
在公开资料中，老年劳动者因超龄冒用他人身份入职，工作期间死亡的情况已有先例。广东东莞一例，一审判决公司赔偿工亡补助金约67万，公司以清洁工虚报年龄为由，请求仅赔偿20%，被二审驳回，维持原判。
大连一名保安借用弟弟身份证，2017年于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法院判决显示，虽有冒用他人身份的行为，但其毕竟实际提供了劳动，也接受劳动管理，属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公司应向家属支付工亡补助金。
肖华也聘请了律师，但律师告诉她，要想认定工亡，走法律程序可能需要3-5年的时间。肖华觉得太过漫长。“人是在工作岗位上没的。我不在乎给多少钱，只想和公司坐下来好好谈谈，希望他们可以承认我妈这个人，在这里存在过。”肖华说。
今年6月，肖小玲所在的环卫公司辞退了一批年龄超过60岁的员工。61岁的张梅在这里工作了6年，丈夫和她在同一家公司，去年因超龄被辞退，转行做了小区保安，每月工资少了1000块。张梅觉得自己是老员工，而且刚过60岁，或许不会这么快被开除。
52岁的环卫工宋豫芳是相对年轻的面孔。十年前她从河南来西安打工，跟丈夫一起在城中村摆地摊，去年赶上城中村拆迁，生意做不下去，才来的曲江大道。环卫工比做买卖辛苦不少，可家里还有个刚上初二的小儿子，她现在更想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曲江大道上，环卫工年龄普遍超过50岁。年龄越小越有机会当上领班，年龄大的也想着，多干一年是一年，“儿子还没结婚，多挣一点是一点。”几乎每个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发愁，这是一年中落叶最多的季节，晴天扫个四五趟都不算多，遇上刮风下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下休息。
肖小玲去世后，公司找了个临时工扫她这300多米，每天七点半上班，比正式工晚一个半小时。工友里，没人愿意替肖小玲扫这段路，觉得不吉利，害怕。
肖华最后一次跟母亲通话，是在出事前一周。她给母亲发了条信息，“兴庆公园的花开了”，肖小玲隔了一小时回了语音，“我看到啦。”老太太最喜欢花，以前在老家村子里，肖小玲会在屋前种满十样锦，一簇花开出不同的颜色。
年轻时，肖小玲也是村子里的时髦姑娘，穿复古马蹄鞋，微喇牛仔裤，还去城里烫了头，其他姑娘见了都要仔细研究，肖小玲的大波浪是怎么烫出来的。老了之后，她把头发剪短，越来越不爱打扮。肖华曾给妈妈买了件呢子大衣，肖小玲喜欢得不行，但不舍得穿。回老家时，她会提前把呢子大衣寄放到邻居家，托对方帮忙保管，还埋怨肖华：“你可真是给我买了个累赘。”
年初回了趟村，肖小玲跟邻居坐在门前聊天。一个老太太说起前阵子坐飞机去旅行，跟坐车一样，没什么感觉，另一个老太太说，坐飞机跟坐车可不一样，起飞时震动轰鸣，紧张得不行。肖小玲在一旁沉默，接不上话。肖华怕妈妈自卑，说要带她坐飞机去旅行，去三亚看海。肖小玲说不去，乱花钱。
在矿上工作的那些年，肖小玲和前任丈夫组建了村里少有的双职工家庭。作为村里的富裕阶层，肖小玲的日子过得红火体面。回到家里，她常喊子女们帮忙擦皮鞋，第二天踩着锃亮的鞋去上班。丈夫在矿上遇难后，肖小玲也辞了工作。就在家里头待着，和面，做饭，种田。三个姐姐嫁去了别的村子，肖小玲留在咸阳彬县照顾父母和妹妹耿彬霞，又找了第二任丈夫老宋，入赘到肖家。
她渐渐不爱穿鲜艳的衣服，只是坚持给衣服做装饰，毛衣领口上，时常有她亲自缝的珠子，给朴素的毛衣添个花领子。车祸那天，肖小玲在雨衣和橙色的环卫服的袖口里，戴着一串银手镯，头上别了一对耳环。
在相邻路段扫地的刘姐觉得，“耿彬霞”这大姐性子肯定急得很，她自己是不敢在早晨7点半之前上汽车道的。曲江大道主路和辅路之间，设有绿化隔离带，每10米种一棵槐树。环卫工平时需要穿越辅路的快车道，去绿化带里清捡白垃圾、枯树枝。
过马路时，刘姐通常在人行道上朝车开来的方向张望很久，左肩別一个闪烁红蓝光线的肩章，再向马路对面穿行。她觉得“耿彬霞”一定是忘了别肩章，或是因为那天下雨，橙色环卫服的反光带藏在了雨衣里头。
肇事车辆行车记录仪显示，肖小玲死在了返回人行道的路上。她负责的区域，只有一名环卫工清扫，没有人知道她出事前到底经历了什么。刘姐和工友猜测，槐树的枯树枝被雨水打落，好多就掉在绿化带的草地里，“她可能刚刚捡完枯树枝。”
（文中肖华、张梅、宋豫芳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