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5日，我在合肥第一次见到顾雁。
没有事先给他打电话，也没有请认识他的前辈、朋友提前联络，我的到访，多少有点唐突。
我担心被他拒绝。早就听说他不愿意谈往事，即使已退休多年，一门心思仍扑在物理学研究上。在甘肃天水，我向他的老朋友、当年一起被打成右派的兰大研究生同学徐诚要电话，82岁的徐诚边找电话薄，边摆手对我说:别告诉他，我怕他说我多事。
我订了廉价航班，直接飞到合肥。猜测他会住在中国科技大学的老校区，就先在校园外的酒店安顿下来。
电话过去，是他，声音洪亮。我说明自己是天水后辈，毕业于他1958年下放劳动时曾任教的天水市二中(原名天水县一中)。他竟慷慨地应允了见我。就这样，当天下午，在科大东区一座本世纪初建成的住宅楼二楼，我见到了他。
我们在他窄小的书房里聊天。往事惊心动魄。天光慢慢黯淡了，窗外的杨树叶，在冬天的风里呼呼响着。他满头银发，打着手势，一张苍老的脸高贵而生动，声音则是平静而克制的。
“我不想找政治，是政治来找我。”他说。1980年在上海，有人组织了一次林昭和她母亲的追悼会，他也去了苏州。那次，在摇摇晃晃的大巴车上，林昭当年的闺蜜倪竞雄曾问他:“你这样一个人，怎么就卷入到政治中去了?”他就这样回答。
倪竞雄是林昭当年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同学。2019年，她已经九十岁了。林昭若活在今天，也是八十七岁了。
林昭比顾雁大三岁，却是他的“学妹”。在北大，他是1952年入学到物理系，她则是1954年上的中文系。
没有人知道。她是他的初恋。是他生命中永恒的秘密与哀伤。八旬暮年，不管讲述如何轻描淡写，也无法掩埋这份曾经的情感。
他认为，自己是了解她的。“林昭不是圣女，她只不过是一个把人的尊严看得比生命更贵重的才女。”他说。
我们谈起《星火》，也谈起他和林昭的往事。那是淡淡的、一生难以忘却的爱情。林昭写给他的三十几封信，如果没被销毁，应该还躺在静安区法院他的档案里。他曾想索要档案，但无门路。他知道，此生可能是再也无从得见她那秀丽纤细的笔迹了。
今年(编注:指2016年)八十四岁的顾雁，是1959年大饥荒年代甘肃地下刊物《星火》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当年《星火》的刊名，就是他起的。他也是《星火》发刊词的作者。在这篇题为《放弃幻想准备战斗》的发刊词中，他表现出远超同时代人的洞见。斥责当时的统治为“由政治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与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属于同一类型，而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点……”
在研究《星火》的学者钱理群等人看来，在同一时代乃至后来“文革”中出现的民间思想者中，《星火》的这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在对现实彻底的批判和认知的清醒方面，都远远走在了历史的前头。
顾雁和张春元，是《星火》的发起人，也是《星火》的灵魂人物。1960年，“星火反革命集团”暴露，张春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后，在1970年的监狱“一打三反”风潮中，张春元被杀害于甘肃兰州。而顾雁，判刑十七年，在青海服刑十四年之后，因“科技发明”减刑三年，于1973年得以提前释放。
2004年，“星火案”的另一位当事人，张春元当年的未婚妻谭蝉雪，开始着手整理记录当年的《星火》杂志往事。作为“星火”的灵魂人物，顾雁却始终都保持着沉默。除了曾出现在独立导演胡杰的记录片《星火》中，他不曾就此事接受外界的访问。
“你能不来最好，既然来了，也就说说吧。”他对我说。
感念他，在一个晚辈面前，慢慢打开了话匣子。在其后我们多次的见面中，那尘封的往事，也终于慢慢展开。
上篇:顾雁和星火
1
1935年，顾雁出生于上海。
他的父亲顾仑布，是和徐特立等共六十人一起，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
“当年在法国的官派中国留学生，有一批人参与了政治运动，我父亲没有参加。后来民国的钱停掉了，搞政治的一些学生就到莫斯科去了。我父亲留下来打苦工，推车子挣点钱，留在法国十多年，后来又自学，在工厂做工程师。再后来一位美国老板要在上海开纺织厂，请父亲回到上海。他十九岁去法国，三十多岁回国，和母亲结婚……”
顾家是上海南汇的望族。翻译家傅雷就是顾仑布的表弟。傅雷当年出国留学，和顾仑布有关。“我父亲有一年从法国回来，劝傅雷去国外留学，傅雷的母亲不同意。我父亲就想了个办法，找傅雷的姑母出面，要将傅雷送出去读书。傅雷的母亲最后同意了，但提出条件，要傅雷先和梅馥结婚。”
抗战期间，日寇统治上海，顾雁的父亲也失业了，只身去内地找工作。家里陷入了窘境，小孩的学费无着落。顾雁记得，有一年冬天，母亲曾带着他去住在巴黎新村的傅雷家借钱。母亲和傅雷夫妇窃窃私语着。第二天，梅馥就把钱送到了家里。
1952年，顾雁考上了北京大学。此时，他的哥哥顾鸿考上了上海的交通大学，后来妹妹顾麋也考上了上海师范学院。
顾仑布一生饱读诗书。他给三个孩子起名字，取自于《孟子》:“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顾麋记得，1956年顾雁考上研究生后，一生饱经忧患的父亲格外喜悦，曾说:“我们这个家要结宝塔顶了。”他尚不知道，在这个国家，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即将接踵而至，巨大的灾难也即将降临这个家庭。
顾雁记得，上大学后，家里依然困窘，父亲还在失业中，还是傅雷帮了忙。让父亲写了份履历，由傅雷交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柯庆施，父亲后来被安排在上海第二纺织厂做工程师。1960年，“星火反革命集团案”事发，顾雁被抓走，父亲随即就病倒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父亲那时经常说，让我们不要搞政治。我哥哥进了造船系，本来让我进钢铁学院，我喜欢物理，高三时，就决定将来要搞物理。”上了北大物理系，一心要成为科学家的顾雁，没想到自己最终还是被卷入了历史的政治漩涡里。
2
1957年的7月，顾雁在兰州大学读研究生，正经历人生的一场天翻地覆。
“1952年我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正赶上院系合并，清华北大燕大三校合并。物理专业很受重视，我们一级招两百多人，还有东语系也招了上百人。但原有的法律系却被撤销了。”
他回忆，当年刚进北大，气氛不一样。老的传统还在，可以随便听课。他去听历史系听“考古学通论”，也去西语系旁听法语课。但两年后就不同了，学校的氛围开始变了，老师经思想改造，也变得谨小慎微了。
年轻的顾雁，虽然读的是物理专业，但广泛涉猎各方面的书籍。他记得，1950年代初的北大，在图书馆里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书。当时，美国还在不断给燕京大学寄来原版的书。图书馆的藏书，每一本上都贴一段英文的铭文。“(多看,多想，少谈)ReadmuchThinkmoreTalkless”。
也正是获益于当年广泛的阅读和独立的思考，顾雁后来所写的“星火”发刊词虽是急就章，但却能看出，他的洞察力远超于同时代的人。
1956年，顾雁从北大物理系毕业，被分配到兰大物理系工作。同年，他也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和兰大物理系的研究生。由于他在“肃反”时曾被大学的同班同学，指责为“反动小集团骨干成员”，为了避免再碰上这些班干部同学，最后还是决定留在兰大，未去北京。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这后来被称为“引蛇出洞”，标志着“反右”的开始。
6月8日，中共中央突然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大规模的“反右斗争”开始了。
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
后来一同参与“星火”、一起受难的向承鉴，曾写回忆录，回忆当时的兰大“反右”。“一开始是鸣放，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大约不到一个月，突然转向，成为批判右派了，提意见的人都被打倒了。”
“我搜肠刮肚，实在对党提不出意见，所以星期日我和同学照常去省图书馆看书……在学校不断号召动员下，先是高年级的同学贴出了一些大字报，他们了解学校一些情况。有大字报揭露个别党员领导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的;有批评某些党员干部盛气凌人、作风霸道的……新来乍到的一年纪同学，则批评学校在招生时浮夸吹嘘、欺骗学生，或者对学校教学设备不满、要求更新设备、增加教育投资的……”向承鉴在自己的回忆录《炼狱归来》一书中曾写到兰大当年的“鸣放”及突然演变的“反右”。
和上大学前就“参加革命”的谭蝉雪、出身赤贫的向承鉴相比，那时的顾雁，在校园里的“鸣放”和“反右”中，更像是一个旁观者。
他和徐诚，一直属于学校里“染不红”的那小部分人。上海富商家庭出身的徐诚，更是一副公子哥儿的样子。在北大时，顾雁和徐诚最头疼的就是政治学习。每到政治学习，他们就把自己反锁在宿舍里，躲避起来。
“反右”一开始，由于顾雁在“鸣放”期间未提任何意见，更由于他主动放弃去北京，留在兰大，“表现不错”，校方一开始还任命他为兰大“反右斗争委员会”研究生组的委员。
但顾雁还是莫名其妙地成了“右派”。原因是他和北大一位叫刘治平的同学通信。“刘治平是福建人，出身不好，父亲是一个小县的县长，被镇压了。刘在班上属于‘要求进步’的，但他学习很棒，和我的关系也不错，我们一起跟导师王竹溪(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在西南联大时是杨振宁的研究生导师)做毕业论文。”
北大毕业后，刘治平留在了北京的近代物理研究所，想考研究生，但因为出身问题，人家不让报名，他曾写信给顾雁，发牢骚，顾雁回信劝了劝。后来“鸣放”时，刘治平因批评肃反是莫须有、扩大化等，成了科学院的第一个大右派。又写信给顾雁诉苦，顾雁写信安慰他，却没想到他把信交了上去。
“这就成了我指使他“鸣放”的，北京那边把这信转了过来。于是兰大赶紧把我的‘反右斗争委员’职务撤掉，就把我也弄成右派了。”顾雁说。
就这样，顾雁成了兰大的三名“研究生右派”之一。
他记得，打成右派后，没有了生活费，他曾和同学胡依理一起去找当时的林迪生校长。“说我们没法活了，林就批了每月给我们十元钱。”
但其他的右派同学则没有这么幸运。同时被打成右派的谭蝉雪、向承鉴等人，就停发了助学金，吃饭都成了困难。据谭蝉雪回忆，那时，兰州大学附近的和平饭店刚刚开建，他们不得不去工地上打工，帮忙搬砖、砌砖等，干繁重的体力劳动，以换口饭吃。
从1957年7月“反右”开始，到第二年8月，被批斗的学生和老师们忐忑地等待着结果。1958年8月，兰州大学正式宣布了右派名单。全校师生，14%的人被划为右派。这个指标，远远高于当时中央要求揪出“5%”右派的比例。
向承鉴保存下来了一份兰大右派老师受处理的名单:
兰大右派教师受处理情况
第一等共七人，其中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者三人:陈时伟、刘文兴、段重希;只劳动教养者四人:徐长昆、田春如、曹文正、周志中。
第二等撤销原职监督劳动者九人:管照微、胡晓愚、任国钧、黄培柱、黄尧荪、邓志民、李思联、詹宗杰、徐修梅。
第三等撤销原职留用察看者八人:左宗杞、段子美、李剑夫、曹觉民、吴文翰、王景尊、周慕溪、陈佩芳。
第四等撤销原职降级使用者十八人:李学禧、匡扶、谷扬、张照珂、李延涛、李珍熙、王培桐、王德基、周瑛、吴南儒、杨素空、王廷湘、刘昶丁、陈湘凌、刘阿丽、王戢武、吴宗汾、李民忠。
第五等撤销一部分或大部分职务降职降级降薪者三人:丛林玉、陈耀祖(讲师降助教)、方孝博(副教授降讲师)。
第六等免于处分者三人:张孟伦、孙艺秋、张忡。
这个名单上的最后一位，即是我的堂伯父张翀。他当时是化学系的助教，也给苏联专家做翻译。他去世于2015年10月14日。让我懊悔不已的是，在他生前，我没来得及访问他。
3
《星火》改变了顾雁的一生。
“我觉得我还是因为碰上了张春元。没有他，我也不可能去做《星火》。张春元是一个真正的行动家。如果只有知识分子，没有他这样的人，也做不成事情。”2017年7月，我再次见到顾雁。隔着近六十年的岁月，他说。
1958年的夏天，顾雁及兰州大学的四十二名“右派”师生，被下放到甘肃天水劳动。顾雁所在的公社叫“花牛公社”(后来这里成为甘肃著名的“花牛苹果”基地)。他被安排到生产队干农活。
瘦瘦弱弱的顾雁，第一天背麦子就累得趴倒了。第二天，他被安排到老幼妇弱组，在农人们善意的调侃中，麻木地干着农活。
还好，一周后，他突然被要求到天水县一中(即后来的天水市二中)报到。赶到学校才知道，因为正在搞“大跃进”，县里大炼钢铁，需要建化验室，包括顾雁、徐诚等人在内的兰州大学六名师生，被要求在学校建立一个钢铁化验室。
大炼钢铁本身就是闹剧，小高炉也炼不出铁来。但最终他们却得到了留在中学任教的机会。当时的校长陈思勇决定留下他们，顾雁教物理，徐诚教数学，胡依理教化学。
至今想起来，顾雁都觉得那是一段难得的安宁日子。此时，大饥荒还没到来。在学校里，他们这几个外来的大学生，赢得了学生们的尊重。
天水，是传统文化深厚的地方。或许是因为历史厚重，一时还不能被新政权的急风骤雨席卷，天水的民间还有着尊重师长的传统。“我们走在街上，遇到学生，他们都会停下来鞠躬。骑自行车的学生，也会下车给我们行礼。”
在学校里，他们吃饭是在教工灶，并没有因为是“右派”而受到歧视。即使在大饥荒已经蔓延的时候，顾雁在学校里暂时还能吃饱饭。
但这些并不能安慰他。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一个个运动伴随着层层的谎言，作为年轻的知识分子，顾雁和他的同伴们，虽不敢说话，但内心的火在涌动着。
那时，张春元时不时会来看他。
张春元一开始是在廿十里铺公社劳动，不久，就被调到了马跑泉公社的拖拉机站。这样，就离顾雁所在的天水县一中近了。
在学校里，他们并不相识，这时候才算是熟悉起来。
在顾雁的记忆里，张春元的个子不高，脸方方正正的，平时总是笑嘻嘻的。他是朝鲜战场下来的复转军人，1955年考入兰大历史系。因为他的经历，当地的基层干部都很尊重他，他的生活待遇也没问题。
顾雁记得，当时的拖拉机站进口了一辆意大利生产的红色农耕机。因为说明书是英文的，张春元就来找他翻译。这次翻译之后，两个人就这样渐渐熟悉起来。
谈话是投机的。他从张春元身上，感受到他的责任和担当，也感觉到他是一个可以谈话的人。要知道，在当时，“反右”已经给人们上了扎实的一课，同学之间其实已很难再倾心交谈。
下放劳动的同学，彼此多有戒备，不敢随便表露自己的思想。但张春元和顾雁，却在1958年的这个深秋，因共同的思考，建立了彼此的信任。
他一直记得那个冬天，一清早，张春元来喊他，一起去甘泉公社拉炭。
深秋的风吹在脸上，冰冷又畅快。拖拉机慢腾腾地走在土路上。他们俩就在车上谈论着。
庐山会议，说出真话的彭德怀被打倒在地……
粮食已经极度缺少，农民被饿死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毛给地级干部写的那封信(指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六级干部亲笔写了一封公开信)，完全是推卸责任……
这次畅谈，加上此前的交流，两个人已成了可以交心倾谈的朋友。
到了甘泉，装好了炭，张春元去找谭蝉雪了。顾雁隐约感受到了张春元对那个姑娘的倾慕。在他的记忆中，这也是张春元第一次去单独找谭蝉雪。
从那以后，顾雁和张春元见面和谈话的次数就多了。有时在田间地头，有时在路边，说话都是随机的。作为右派，他们必须谨言慎行，不能让人看出来。
这年春天，张春元以“抗美援朝”为题材写的一篇剧本发表在东北的《电影文学》杂志上，并接到了一笔稿费。顾雁看过剧本《中朝儿女》，写得很有才华。他记得，领到稿费的张春元，买了一个二手的名牌手表。当时，长春电影制片厂还打算把剧本拍成电影，但最后，因为马跑泉公社写信过去，说他是右派分子，拍电影的事情也就告吹了。
1959年10月的一天，张春元来找顾雁，告诉他中文系的同学、下放在甘泉公社的孙自筠被抓的消息。孙自筠本身是党员。他目睹饥荒，给《红旗》杂志写信反映问题，被当作反革命抓了起来。
很快，县里开了公审大会，孙自筠被宣布判刑十年。他们曾经抱有的幻想就这样破灭了。“孙自筠这样的共产党员，给共产党党刊写信反映情况，就成了反革命，这样下去怎么行!”
“孙自筠坐牢太不值得。信寄到《红旗》杂志，最多也就几个人看到，对社会没有任何影响。就是坐牢，也至少要起个泡啊。后来我们就说，不如自己做个刊物吧。”
在顾雁的回忆里，这是星火酝酿的开始。
这个细节，和谭蝉雪的描述有出入。谭在《求索》一书中写到，最初酝酿《星火》，是大家在拖拉机站常常相遇，一起讨论时提到的。
但顾雁回忆，在当时的拖拉机站，那样的情景下，周围眼目众多，不可能多人聚集谈论。而讨论办杂志的事情，更是十分隐秘。在他记忆中，没有大家一起讨论的事情，都是他和张春元在私下秘密商议。
无论如何，张春元和顾雁已下定了决心，甚至包括有可能到来的“献身”。
4
1959年11月，在天水北道的旅社，张春元、顾雁、胡晓愚、苗庆久四个人碰头了。这次北道会议，是顾雁记忆中唯一一次在天水正式讨论“星火”。“会议是极端保密的，除与会的四个人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人知晓。”顾雁说。
此时，谭蝉雪已离开天水，向承鉴则在天水武山县，二人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这次北道会议，谈论的过程在苗庆久的交代里有详细的叙述。也是在这次，经顾雁提议，大家决定把要做的这份刊物起名“星火”。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意。
会议上，大家商定开始分头准备稿件，写文章。顾雁随即写下了发刊词《放弃幻想，准备战斗》。文章充满了那个时代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的忧思和洞见。这些见地，至今看来还是超前的。其中写到:“为什么曾经是进步的共产党，执政不到十年就变得如此腐化反动，在国内怨声鼎沸，叛乱四起;在国外陷入处处楚歌的境地呢。这是由于把全民的天下当作私有财产，事无巨细，清一色由党员来管理的结果。这是由于建立偶像迷信压制民主，形成中央集权的法西斯统治的结果。这样的独裁统治硬要称作社会主义的话，应该是一种由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与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属于同一类型，而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点……”
第一期的稿件，除了顾雁的发刊词，还有向承鉴的《自白》《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另外就是林昭的一首长诗《普罗米修士的受难一日》，以及张春元的《粮食问题》，向承鉴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张春元的《农民、农奴和奴隶—当前农村剖视之一》，胡晓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赫鲁晓夫》。苗庆久整理的《反右倾的由来》和《甘肃省委第二书记霍维德的一些言行》。在“言行”这篇里，引用霍维德的话说:“思想改造、反右斗争把知识分子得罪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把农民得罪了;红旗竞赛、赶先进、超先进、提高定额、加班加点把工人得罪了。”
《星火》第一期还开辟了一个栏目，名为《参考文件和参考消息》。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看清国内外重大事件的真相，专门刊载不见报章的重要文件与重要消息”。第一期，刊登的是毛泽东在1959年4月间给全国小队级以上农村干部的内部指示。
“每个人读了这篇指示以后，可以想象得到，忠心耿耿执行主席指示的干部，在今天将会有怎样的下场。”这是顾雁在前面写的一段“编者话”的内容。
关于刻印的问题，最终商定，由苗庆久带回武山刻印。
1959年12月，在武山一座破旧的砖瓦厂院子里，向承鉴和苗庆久趁着黑夜，一笔一笔刻印出了《星火》的第一期。刊头上的火炬是苗庆久刻上去的。
第一期，印了三十多份，除了朋友们之间传看之外，其余的，由向承鉴藏在了房东李大伯家的缸里。
按照顾雁的说法，《星火》第一期出来，并没有他们预料中的反响，因为环境太紧，很难散发出去。
曾亲手刻印《星火》的向承鉴也这样回忆。他只给自己极为信任的少数几个人寄去了《星火》。
1959底，顾雁带着几份《星火》返回上海。在《星火》出来之后，因为饥荒越来越严重，大家商量，先回到各自的家乡，再做打算。
关于《星火》后续该如何做的问题，则在上海延续着。1960年6月，顾雁与张春元、苗庆久在上海的顾雁老家聚会，刻印了张春元写的《论人民公社》一文，共百余份，商议散发给全国范围内的各省党政负责人，并初步讨论了散发方式和地点。他们当时的考虑是，只有寄给这些人，才有可能产生实在的影响。
但这篇《论人民公社》还没有开始寄出，就因为谭蝉雪在广东偷渡被抓，张春元前往营救也被抓而夭折了。
1960年10月，顾雁在上海的老家被抓。他被铐上了手铐，坐船从乡下押往上海。
在被抓前顾雁已感觉到被监视，由于怕连累到林昭，他特意去苏州找了她。在顾雁被抓几天之后，林昭也被捕了。“星火反革命集团”冤案就此形成。此时，在甘肃、广东等地，“星火”同仁悉数被抓捕，其后又分别被判刑。
《星火》的这些文章，尘封了几十年。一直到2004年前后，从敦煌研究院退休的谭蝉雪，开始搜集资料写《星火》一书，才让这些文章重见天日。
下篇:顾雁和林昭
5
1968年的一天，在西宁，顾雁知道了林昭遇难的消息。是上海来的提审人员告诉他的。那时，他正在青海机床厂服刑。作为“星火”一案的主犯，他在1965年，被判处了十七年有期徒刑。
他给家人写信。在信里不能明说，只写道:“林昭走上了夏瑜的道路……”信通过了监狱的检查，家人收到了。夏瑜是鲁迅小说《药》里面的革命者，顾雁以之暗示给家人，自己知道了林昭已死的消息。
家人其实已经知道了，但不敢告诉他这个消息。可对他，“这一关必须要过。”
他记得最后一次见她，是在苏州的一个街角公园里。她穿的是中式布衫，像以往一样，似乎是带了碎花的。隔着五十七年的风尘，她的面容，似乎已模糊了，但记忆中，她的笑容，几乎一直是明媚的。
1960年10月，他在上海郊区(今浦东)的老宅里被抓。两个月后，她也被捕。她写给他的三十多封信，他藏了起来没有烧毁，结果全被抄走。如今，应该还尘封在上海静安区法院他的案卷里。
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在1960年初。张春元是中间人。
他当然早就知道她的芳名。他比她小三岁，但却比她早两年进入北大。1957年，北大“广场”运动，她是灵魂人物，她的美丽，以及激情飞扬的才华，早就在年轻的大学生中流传，而他当时已离开北大，到了兰州。那时两人并未交集。
未见面之前，他先看到了她的笔迹，是在天水。
其实在酝酿《星火》之前，张春元就一直想联系到林昭。在天水一起劳动的“右派”同学孙和愿意牵线。孙和的妹妹孙复和林昭是同学。孙和遂以妹妹的名义，给林昭写了一封信。很快，林昭回了信，并寄来了一首叫《海鸥—不自由毋宁死》的长诗。
啊!海鸥!啊!英勇的叛徒，
他将在死者中蒙受荣光，
他的灵魂已经化为自由 ——
万里晴空下到处是家乡!
……
张春元从孙和处得到了《海鸥》，拿给顾雁来看。诗写在蓝色透明的纸上，字迹特别娟秀。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信纸特别美。
他们决定把《海鸥》油印一些，供在天水的兰大朋友们一起看。油印的地点在张春元所在的马跑泉拖拉机站，由张望风，顾雁在里面刻印出来。
《海鸥》印了十多份，悄悄地在朋友们之间传看着。到了1959年11月，《星火》第一期刻印时，没有征求林昭的意见，他们就决定把林昭的另一首诗《普罗米修士的受难一日》放进去。
《星火》的第一期刻印，在武山由苗庆久和向承鉴完成。拿到第一期《星火》后，顾雁就回到了上海。这之前，大家一起商量，暂时无法做什么，也不能返校，不如回到各自的老家。
回上海前，顾雁先到了兰州。当时是1959年12月，他发现兰州火车站已经很混乱，无数的难民在火车站要饭。他从兰州直接到了上海，把自己在学校的很多书也整理成行装。哥哥、妹妹都来车站接他。到了上海之后第三、四天，他就去找林昭。
回上海前，张春元给了他一个暗号，是约好见林昭时用的。
他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林昭的家里。她家在上海最繁华的淮海路一带，那里是中产以上的上海人聚居的一个区域。不过她家的房子很小，是个小小的二楼。他敲门，似乎是她母亲开的门。林昭带他去了复兴公园，就在公园里边走边聊。
他给她看印好的《星火》，她却始终没有打开看。就那样放在一边，和他聊一些家常的事情。
他有些失望。心想，她实在不像一个革命家的样子。
复兴公园不大，走走就到了头。留下信址，他们分手了。几天后，他接到她的信，简短的两行字，约好某天在中山公园门口见面。
那次他按时到了，她却晚到了半小时。他心里有些不快，却看到她拿的一本书，印象中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她说是从卢湾区图书馆中借来的，值得看，要借给他看。
那一次，他一直在听她讲。讲一些民国往事，讲书里面说到的黄花岗，林觉民给未婚妻的信之类的东西，却没有谈到《星火》。
“我也不好意思开口问，因为把她的诗放里面，也没征求她同意。现在她看到了，也没有反对，表示默认了，我们的东西具体怎么样呢，她没有说，但看起来，似乎也是赞同的，否则为什么要讲黄花岗烈士一类的事呢。她也稍微讲了一点她过去的情况。”将近六十年过去了，那天的每一刻，都还印在他的记忆里。
以后他们又见了几次。但因为他搬到乡下老家去了，他们见面就少了，但断续着书信。
过了年，到了1960年的二三月份，张春元来了，告诉他，他和谭蝉雪同居了。约上林昭，他们三人一起见面，大家都很高兴，张春元专门请他们到上海有名的绿杨村菜馆吃饭。
他记得，那次林昭也喝了酒，有点醉了。三个人还一起到碧柳湖长风公园游玩，乘船。“那天，记忆很深的，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一起聊天，生平就这一次。”
早春，风还冷，三人荡舟湖上，谈的话，却都是最平常的问题，并没有谈政治的问题。
那以后，顾雁和林昭的接触多了。他送了她一本英国诗人雪莱的诗集，这是他唯一送她的礼物。在上海的国际书店买的。是苏联原版的书，也是莫斯科大学外语系学生课外阅读的书，注释都是俄文的，但正文是英文的。
5月的一天，她突然写信约他到上海的襄阳公园。
见面，她还是像往常一样笑嘻嘻的。说，要搬到苏州去住了。因为她藏在桌子里的《星火》，大扫除时，被母亲找出来了。
“她母亲当然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了。从林昭的口气看，她母亲对我印象还是不错的。但她一旦知道我们一起做这种事情，马上就急了，要她立即搬去苏州住。”
他记得，那次林昭约他出来，还给他一张纸条，写着“苏州乔司空巷十号，许苹收”，问许苹是谁，说就是她。她还说，她母亲认为，你们写的这些，都是一些青年不懂事，发泄情绪而已。在记忆中，他们很少聊起《星火》，这是唯一的一次。
他记得，她到了苏州之后，就像完全变了个人，一个星期至少有两封到三封信寄过来，而且信写得长了。几十年后，顾雁想，这或许是和她母亲的干涉有关。越不让她和他交往，她越要坚持。“她性格中有叛逆的因素。”
就如1957年她在北大，被打成“右派”后到人大新闻系的资料室里干活，和同样为北大同学的甘粹在一起，因为被人说他们是两个“右派”谈恋爱，她生气了，便真和甘粹谈起恋爱来，甚至还去申请结婚……
那些写给顾雁的信，也似乎带着叛逆的味道。顾雁记得，从五月开始，差不多也就三四个月时间，她就写了三十多封信给他。有时一封信还没有回，她又一封信就来了。其中一些信是热烈的，洋洋洒洒，无话不谈。
他记得，她的字非常秀丽，而她的信纸，都印着花，信封上也有花。她是非常用心的人，在生活的细节方面很讲究。
他们像男女朋友一样相处了。“中间当然还有很多小插曲，我后来去过苏州，三四次，她也到上海来，瞒着母亲，早上坐火车，我去接她，她还带着一些自己做的点心，水什么的，在公园里野餐完了以后我就下午送她回苏州。”
和刚开始相处的许多恋人一样，他们也有不愉快的时候。他记得，有一次，晚上看完戏，他们一起走在苏州观前大街上，她突然叫他停下。路对面有个中年女人，她走过去，两人说着话，她指点着他，告诉那个人。后来才告诉他那是她母亲的同事。他心里不太高兴，觉得应该正规介绍自己一下。
“她是比较强势的，不太考虑别人的心理感受。”他也记得，有一次两人吵架，他翻了脸，却没想到她马上就软和下来，让他大吃一惊。
记忆中最温馨的一次，是她带了点心来上海，两人在公园里一起吃。她笑吟吟的，那是她最温柔的一面。
“对我来说，是第一次谈恋爱。我想带她去见父母，她不吭声。我不想偷偷摸摸。她也瞒着她母亲，每次我去，母亲都不在。”顾雁说。那时，他有些怨言。到今天，他回想，她其实是认真的。
1960年10月，顾雁感觉到了情势不对。家附近出现了盯梢的人。他知道，该来的大约要来了。他决定去找林昭。
“最后一次去呢，有双重因素，一是我觉得我的性格，的确和她不合适，晚断不如早断。另外一个因素，感觉情况不对，不能再拖累她。”顾雁说。
这是一生中最后一次见面。他提出分手，要她把信都还给他。她的信，他也会烧掉。她不高兴，未置可否。临走时，给他的包里塞了篇文章，是评白居易诗的。在他看来，这正是她的性格。“这位大小姐任性着呢。她是告诉你，你说分手就分手吗。”
关于林昭的被捕，妹妹彭令范的文章中这样描写到:
“隔了不久，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派人去苏州将姐姐逮捕。那时，父亲和母亲已经分居，父亲住在苏州，各有房子，姐姐在母亲家里。逮捕的那天，姐姐正在母亲的房内。公安人员进来进行了搜查，把罐头都打开来看，姐姐讥讽道:如果我有能耐将情报藏在罐头里，我今天也不会在这里了。恰好这时父亲闯了进来，他立即变了脸色，口中喃喃地说，我们家完了，我们家完了!说着踉跄离去。不到一个月，我父亲自杀身亡。”(《彭令昭:姐姐，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1968年月日，林昭的北大同学张元勋，以“未婚夫”的名义去探监，并见到了她。张元勋在1990年代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这次见面，在这次见面中，林昭说，请张元勋将来代为收集她的文稿和书信，一本是《自由集》，一本是《情书一束》。
看到这篇文章的顾雁，在心底里有一丝悲凉的温暖。他知道，如果收集情书，她给他的三十多封信，也许应收集于其中。“她对我，还是有感情的。”他想。
他也想起父亲说过:“林昭是才女。”父亲国学功底很深，非常欣赏林昭的才华。
他被关在监狱里，后来才知道，在她1962年取保候审回家，还没有被重新抓起来的时候，她还去看望他的父亲，给老人捶背，并且给老人买来点心。
她被杀害快五十年了。他去过她在苏州的坟。时常，他会想起她，怀念着她。1981年，他结婚了。新婚旅行，他还带着妻去了苏州，于她的墓前祭奠。也在内心，终于与她告别，与那一段残酷的岁月告别。
6
隔着历史的烟尘，今天的人们，回望林昭。她的价值被越来越认可。人们追崇她，认为她是一个追求真理和自由的圣女，一个殉道者。
可是在顾雁的心中，她只是一个高贵的人。她并不是圣徒，她不是为了别的而死，她是为了人的尊严而死。
“她并不是革命家。她一切的抗争，不过是为了人的尊严。”2016年的这个冬天，顾雁在悠长的记忆中抬起眼帘，这样说。他认为自己是了解并理解林昭的。
关于林昭和《星火》，多年来人们都把她当作《星火》的主要参与者。而顾雁始终认为，林昭和《星火》，确实并没有多大关联，她的被判刑，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她对政治活动其实并不很感兴趣。
在他看来，林昭在《星火》中所有的参与活动，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普罗米修士的受难一日》一诗被刊印在了《星火》上。而她和《星火》的朋友们，只是彼此欣赏，惺惺相惜。
林昭被捕后，曾在《我的思想检查》一文中，这样写道:“大约黄土高原上比之金碧辉煌的北京城内是辽阔而且犷悍，兰大的朋友们性格相当开朗而外向，好动作，却不甚好静去深思。这当然与客观环境有很大关系。似这种好动的习性用以造反，长处是颇富于进取，短处是不善于等待……”
事实上，林昭和《星火》的关联，主要是因张春元和顾雁的联系。对张春元，她非常尊敬，称他为大哥。但对于《星火》，她并没有直接和主动的参与。
“兰大友人们”曾对林昭抱有很大的期待。“但林昭更多是一个知识分子，她并不是一个行动者，这点和张春元完全不同。”顾雁说，他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1960年，《星火》已经刊出，张春元曾到上海，大家一起讨论组织问题，也曾想过邀请林昭参加，但林昭的态度显然让他们知道她并不感兴趣。“她甚至连出版刊物都是反对的。”顾雁说。
“星火”案发后，和同案的其他人不同，林昭有两份起诉书，一份是关于“星火”案，一份是起诉她在苏州的活动。她的判刑，《星火》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却不是唯一的原因。1965年，“星火反革命集团案”宣判，她被以“态度恶劣”，判处了二十年。张春元则被判处无期徒刑。
1960年夏，顾雁在上海郊外的老宅里，最后一次见到张春元。那次，因为谈到关于谭蝉雪偷渡去广东的事情，两人说得不太愉快。临走时，不像过往那么融洽。顾雁没想到，这就是永诀。
1970年，正值“文革”，在监狱“一打三反”的风潮中，张春元在兰州被杀害。此前的1968年，林昭被杀害于上海。
7
冬天的中国科技大学校园里。在天气好的日子里，阳光涂抹在林梢，顾雁常常一个人独自在校园里散步。他穿灰白色的羽绒服，戴一顶鸭舌帽，虽然韶华已逝，但脸庞上还能看出年轻时的英俊。
他一个人独自住着，每周有阿姨来帮他打扫一下房间。平日里，多在学校食堂吃饭。
“生活比较方便。晚上喝点稀饭。早晨面包，牛奶。中午吃认真些。每天至少锻炼一小时，六点起来。我哥哥妹妹都在上海，我不愿意去。这里的房子也卖不掉。”他说。
1991年，他从兰大调到科大来，如今也二十多年了。
1962年，顾雁的判决书下来了，他被判处十七年。被押送到青海服刑，在一家机床厂干活。他是物理学专业，算是有技术，就被安排到厂里的资料室，日常管理资料。因为管资料室的便利，他还看了不少书。
1970年左右，“一打三反”，情势十分紧张，那段时间常常有犯人被拉出去枪毙。好在当时劳改场的一位队长还算保他，最终，他安然度过这段最危险的时期。后来，因为在监狱里有技术发明，他被提前三年释放，释放后继续在厂里上班。
一直到1980年，他才等来彻底平反的判决书。
平反之后的他调到了兰州大学任教。1980年代，他的同班同学方励之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任副校长，那时就想让他调过去。还没来得及调，方励之因“86学潮”被撤职，调到北京天文台工作。一直到1991年，他才调到了中国科技大学。平反之后的三十多年间，他潜心投入自己心爱的物理学研究，很少再对政治发言。
平反前后，他曾见到林昭的妹妹彭令范一次。“林昭的母亲死得很惨，后来流浪街头，就那样死了。她弟弟后来也到美国去了。”
2015年，他去兰州开会，又去了当年的劳改地西宁，那时位于西宁南山的锻压机厂，已经变成很高档的别墅区了。
1983年，顾雁第一次出国。那时还在兰州大学。他通过了对留学人员的英语考试，申请到了世界银行贷款的访问学者，第一次坐波音747飞机，实现了出国看看的愿望。
“那种冲击是太大了。在华盛顿，高速公路边，我不知道不能过去，后来冲了过去。因为国内没有高速公路，我还想，公路上怎么没有红绿灯。”
那次出国，他凭着扎实的功底和勤奋，很快就做出了学术报告，也发表了文章。一年访学结束后，对方挽留，劝他呆下来继续研究，但那时因为继续申请留下并不容易，加上妻子在国内，他还是回来了。
顾雁1980年结婚，那时他已经45岁了。妻子是导师徐躬耦先生的夫人给他介绍的。两人结婚时，太太也已经40岁，所以两人没要孩子。
妻子是这样的贤淑温婉，全心全意地照顾他，也照顾他饱经忧患的母亲。在经历了半生坎坷之后，这爱的温情，滋养和安慰了他。
1998年，顾雁的母亲去世，对他打击甚深。不久他就检查出癌症，幸运的是手术非常成功。2000年，退休年龄到了，科大想返聘他，他未应聘。一来是因为考虑到身体，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不想再受约束了，想独立地做研究。
终其一生，他还是性情耿介的知识分子。“如果继续留校，各种博士生研究生答辩，都是麻烦的事。人家请你去，你就不能认真，一认真就得罪人……”退休之后，他不用跟风，也不用再管文章是否能发表，可以“真正开始研究自己认为重要的问题了。”他的学术成就，在物理学界也是有目共睹的。
如今，他朴素的单元房里，书架上还贴着写了物理公式的纸条。桌上还放着用英文写的未完成的论文。“不管能不能发，一些问题还是要弄清楚。”在劫后余生的年代，在生命的暮年，他追逐不渝的，还是他物理学研究的理想。
8
2017年7月，借着到陕西师范大学参加一个物理学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顾雁去了一趟天水。
高铁通了。从西安到天水，路程不过一小时四十分钟。
他的老朋友徐诚让学生来接他。徐诚当年和他一起在兰大被打成“右派”，又一起下放到天水劳动。当顾雁和张春元酝酿“星火”时，有意避开了这个“单纯、胆小”的老同学。徐诚虽然当时没有被卷入“星火”案，但在“文革”中，依然吃尽了苦头。
在天水师范学院家属院一处简易的三居室里，他们终于又见面了。一生风雨，劫波历过，他们都是垂暮之年的人了。
他们说起往事，说起2017年3月才在天水去世的李景沆老先生。李景沆是当年从夹边沟死里逃生回来的“右派”，是基督徒，一生布道。晚年时，他把在夹边沟受难以及一生的际遇，写成了《蒙恩的旅程》一书。李先生退休在天水师范学院(原天水师专)，和徐诚的家相距几十米而已。
渐渐天色向晚。夕阳从窗外落下来，阳台上，一盆红色的月季轻轻摇晃在热风里。说着往事，偶尔，彼此的眼角都有泪光点点。
“说起来啊，我是糊里糊涂地过了一生，你是一直清清楚楚的。”徐诚对顾雁感叹说。
次日，顾雁到他当年教过书的天水市二中(当时的天水县一中)访旧。消息传开，来了不少他当年教过的学生，大多也都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
校长致辞欢迎他的光临，当年的学生也纷纷发言，回忆顾老师当年的风采。但他们对他当年所做的一切，并不了解。人们小心地回避他后来受到“打击”的事。
禁忌是显然易见的。不管是当年的老学生，还是如今的校方，都并不了解顾雁的过去。在现场的人中，并没有人知道“星火”的事。
“顾老师当年到底是出啥事了啊?”会后，一位学生问我。我告诉他《星火》的历史，他一脸惊讶的神情。他不久前刚从市政协的领导位置上退休。
离开学校，顾雁去看望当年学校的教导主任。老人90多岁了，躺在床上，紧紧拉住顾雁的手。“1957年反右后，人的头都昏了。”
“那时不是你昏了。是毛泽东的头昏了。”有人在一旁插话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