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莽｜一个延长的709: “律师的律师”李昱函的执着与不屈

2017年的初夏，一位人权律师从北京出发，乘坐飞机前往吉林省长春市。看起来，她只是去那里办一起平常的案子，这让她并没有引起当局的警觉。

那时已经六十多岁的李昱函在人权律师的圈子里是一位备受尊敬的“老大姐”。照片里的她梳着松散的卷发，目光坚定地注视着前方，不羁而坚韧。

今年74岁的李昱函是人权律师群体中的老前辈，备受人们尊敬。图为2008年李昱函在辽宁省大连市拍摄的照片，她的左手手臂上的伤是在这一年的6月15日被黑社会袭击所致。《莽莽》/受访者供图

长春并不是她的目的地。几天以后，她重新启程，在到达位于该省西北部边境的白城后，把交通工具换成出租车，以避开庞大的数字监控系统。一旦她在网络上购买火车票，国保[1]将获知她的行程，并对她展开拦截和骚扰。

乌兰浩特。这是一座位于内蒙古东部的小城，荒凉而人烟稀少。因为没有什么工业，天空总是呈现干净而深邃的蓝色，镶嵌着立体的云。她要去这里和她的一位当事人见面。

两年前的2015年，中国政府针对人权律师发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镇压运动，后来被称为“709大抓捕”，300余名律师、活动家和他们的家属受到传唤、抓捕和酷刑。李昱函的当事人是王宇——另一名著名的人权律师，这场运动的第一位受害者。

2015年7月9日的凌晨，数十名警察包围了王宇位于北京的住所，将她绑架到她自己至今仍不知位置的秘密拘押地。几个小时前，她的丈夫和儿子在机场被捕。

失踪一年多后，王宇出现在了中国官方媒体播出的电视节目上。在一大片绿色草坪的背景里，她穿着白色T恤，坐在舒服的扶手椅上——精心布置的轻松氛围。“我现在身体非常好。我被羁押期间，我的各项权利都得到了很好的保障。”王宇对着镜头说道。

后来我们知道这是一场可耻的强迫电视认罪。人权组织保护卫士201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揭露了中国政府如何通过“威胁、酷刑和制造恐怖气氛”来强迫电视认罪。

“‘讲述中国的故事’意味着这些对人权的侵犯行为最终会装扮成‘新闻’的形式， 流向世界各国的屏幕上。”

———— 保护卫士在2018年发布了一份名为《剧本和策划：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幕后》的报告，揭露了709镇压中中国政府如何使用强迫电视认罪来对律师实施打压。

作为交换，在这之后不久，王宇被释放，但并没有获得自由。她被强行送回内蒙古乌兰浩特，那里是她的家乡。国保为她租用了一间公寓，强迫她住下，将她软禁起来。房间对门就住着国保，以便时时刻刻地监视她。“我们走到哪儿，国保都会跟着我们。”王宇说道。

李昱函要去见王宇，这是一个大胆又危险的抉择。“那里很偏僻，很难到达。”王宇这样描述她家乡的那座小城，国保禁止任何人探望她，前来的人被以检查身份证相威胁。同行的还有文东海，另一位勇敢的人权律师。

为了避开国保的严密监视，李昱函把自己隐藏在帽子和墨镜之下。他们先到达王宇母亲的家里躲藏起来。王宇在晚些时候乘坐国保的车来与他们会合，这让国保以为她只是探望自己的母亲。国保们放松了警惕，继续留在楼下的街道——这是一份轻松的工作，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只需要躺在车里休息，只是有时需要拦截那些贸然来访的“Persona non grata”（不受欢迎的人），例如人权律师、记者和外交官。

她们拥抱在一起。“大概两年的时间里，我是和外界完全隔绝的。”王宇开始陷入回忆，讲到这里时，她的情绪有了些略微的起伏，“两年了，第一次见到亲人那样的感觉，非常激动啊。”

精心策划的“骗局”被揭穿，这激怒了中国政府，当局很快发起报复：几个月后，李昱函在沈阳被捕。检察官指控她涉嫌“寻衅滋事罪”和“诈骗罪”。随后她被严重超期羁押，据称期间受到酷刑，直到6年后的2023年，也就是最近，才宣判。漫长的岁月里，她的一位代理律师已经离世。

李昱函拒绝认罪，当庭宣布上诉。

“他们不可能承认错案，改判的空间几乎没有。”李昱函的律师坦诚，案件的二审“已经不是法律问题”。

中国法院将二审发改率（发回重审和改判率）作为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标。法官无法独立审判，共产党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接受其领导，以确保判决结果符合党的意志。法院的审判结果被重新推翻被认为是对党-国体制司法权威的挑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022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2022年，刑事案件的二审改判率只有9%，这个数字在近年来持续降低。在敏感的政治案件中，上诉几乎没有希望。

“但是从理念角度来讲，该发出的声音还是要发出，”李昱函的律师说道。“最起码要留下一些印记吧。”

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共产党加强了对法治的表述，这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扩大政治自由化的象征。但很快，活动家们发现自己被欺骗了：全国各地法庭的人权律师正在遭受更大力度的镇压——在709大抓捕中达到顶峰，至今仍没有停止的迹象。

李昱函被捕九天后，当习近平在十九大上宣布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时，活动家们已经清楚，对于他们而言，法律是镇压工具，无法提供保护。这个由习近平直接领导的小组不受监督且不透明，凌驾在政府和司法机构之上。“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十九大报告中写道。

“继续对律师的打压会变成常态。”
————29原则理事潘嘉伟对《莽莽》说。

当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开始停滞，统治出现危机。中国政府正在将法治重新表述为“依法治国”，通过加强民主性缺失的立法来为威权主义政权创造正当性来源。但是，人权律师显然仍旧固执地将法治理解为法律对权力的约束，他们希望通过为个案实现正义来巩固公民的权利基础。

“‘依法治国’只是通过恶法作为人治的手段，”英国人权组织29原则理事潘嘉伟告诉《莽莽》。“中国政府所声称的‘建设法治国家’只是维持中共独裁的做法，绝非民主国家所展现的依法治国和法治精神。”

“709案件有指标性，过了八年后，仍然有像李昱函律师这样的案件，被关押多年后仍被重判，反映当局对人权律师绝不手软。”他补充道。

近年，709大抓捕的直接受害者已经相继出狱，但这场运动并没有结束。中国政府改变了策略，变得更加隐秘——一次镇压一个律师，以防止出现新的受害者家属的联结，“709妻子”们声势浩大地声援行动令他们恐惧。包括李昱函在内，一些为709律师辩护的律师正在相继入狱或失去律师执照。

1949年，李昱函出生于辽宁抚顺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工人，母亲没有工作。和共和国同岁的她年轻时的经历和时代的潮流紧紧绑定在一起：上中学时因文革爆发而失学的她加入了红卫兵，曾到北京串联，到天安门广场去见毛主席。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伴随着毛泽东呼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8年，李昱函来到农村插队，跟着农民插秧、种地。一直到文革结束前两年，她才回到城里，最初学过赤脚医生，在卫生所做些临时工作；等到国家政策允许知青返城，她被正式调回，分配到抚顺当地的一个工厂工作。

中国在1977年恢复了高考，但李昱函没有选上考试名额，因此并未参加。并不甘心的她在工厂的工作之余报名参加了电视大学来自学。到了八十年代，李昱函和同厂的另一名工人结婚，在1981年生下了儿子，这让她的学习进程中断了。

八十年代末期，李昱函重新开始自学法律。“我的母亲是非常要强的人，有一种不屈的精神。”李昱函的儿子、目前生活在德国的马先生接受《莽莽》采访时说道。他认为母亲的这种性格是促使她选择学习法律的原因。

工厂的工作十分辛劳，李昱函就利用下班的业余时间自学。后来通过参加成人自考，进入吉林大学的法律专业学习。她在1990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并在一年后开始执业。据统计，在这一时期的全国律师人数仅为三万余人。

平静的生活在1997年被打破。这一年，李昱函的儿子在中学里遭到严重的校园暴力：他被几个校霸索要钱财和殴打。这导致孩子患上了精神疾病，不敢上学，后来被医院鉴定为二级精神残疾。

校霸的父亲名叫周长江，是当地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商老板。李昱函找到他，要求获得道歉和赔偿，但被后者拒绝。当学校和警察因为惧怕周老板的势力而拒绝处理后，李昱函开始通过法律诉讼为自己的儿子维权。

但这激怒了周长江，他开始对李昱函一家实施报复。他找来自己的打手骚扰李昱函的儿子，李昱函就带着儿子搬到沈阳，然而周长江仍旧不放过他们一家。

在多次遭到黑社会殴打后，李昱函的丈夫因惧怕报复而希望她停止维权，在被她拒绝后选择了离婚。法院把孩子的抚养权给了父亲，但儿子却继续跟着李昱函生活，父亲在那场下岗潮中失去了工作，无力抚养他。

周长江和他的小弟们永远阴魂不散。李昱函的儿子考上了大学，仍然继续被骚扰。为了躲避，他进入军队服役，然而周长江又派自己的律师过去，把他曾患有精神疾病的事情告诉了军队领导。于是，曾立下三等功的他失去了读军校和提干的机会，只能在两年后复员。

他的精神疾病时常因周长江骚扰的刺激复发，这让李昱函数年来都奔波在带他看病、散心的路上。李昱函仍旧坚持控告，周长江的报复开始变本加厉。

最严重的一次，李昱函在司法局大门口被三个打手绑架到汽车上，碰巧遇上一个电视台在拍摄才得以脱身。然而公安局却放走了绑架者并拒绝立案，检察院又对她的控告百般刁难。另一次，她在市场被人从背后用钝器袭击，肋骨骨折，后脑受伤。周长江的律师公然对她承认这是他们所为，并威胁要把她“打瞎眼睛，然后灭门”。

“再这么控告，找没人的地方先打瞎眼睛，然后给你们灭门。”

————周长江的律师对李昱函说道。

为了躲避报复，李昱函只好借钱把儿子送到德国上学。但她却从未停止维护自己和儿子的权利的步伐。

诉讼拖了很多年，法院换了数任法官都不敢作出判决。周长江公然宣称他和法院院长、公安局局长“都是哥们”。在终于得到了胜诉结果后，4万余元赔偿也始终得不到执行。李昱函的弟弟李永生告诉《莽莽》，到2017年李昱函已被羁押后，他尝试帮助他的姐姐执行赔偿，但失败了。

周长江没有回复《莽莽》的置评请求。截至发稿时，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询显示，自2015年开始，周长江共有11个失信被执行记录。但辽宁建设工程信息网公开的一份中标公示信息显示，2017年，以周长江为项目负责人的公司获得了沈阳市的一个公安局派出所维修改造工程的施工资格。

李昱函在辽宁坚持不懈地控告当地政府的非法和不作为，这让她的律师工作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以至于无法继续在辽宁执业。不得已，2009年，她转到北京的一家律所工作。文东海律师在他一篇回忆李昱函的文章中开玩笑地说道，在北京坚持继续上访的她变成了“律师访民”。

接下来的几年里，因为继续上访，辽宁公安数次到北京来对她施加迫害：当街殴打，或是抓入驻京办的黑监狱[2]。即使心脏病发作，她也无法得到治疗，警察甚至会继续对她使用酷刑。

当李昱函来到北京时，中国正在进入“维权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2011年初，在突尼斯爆发的茉莉花革命蔓延到中国，广州等城市爆发反政府的和平示威。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大约这个时候，本是为自己和孩子维权的李昱函，加入了人权律师的行列中，开始接手所谓的“敏感案件”。

“一些是信仰方面的案子，”王宇回忆道，她指的是法轮功案。李昱函的另一些当事人还包括被迫害的退伍军人和各地访民。

当2015年7月席卷全国的镇压来临时，李昱函并没有直接成为当局的目标，直到她在一个月后勇敢地代理被捕律师王宇的案件时才卷入其中。王宇是那场运动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她和丈夫包龙军、儿子包卓轩都遭遇强迫失踪。

7月9日凌晨，数十名警察包围了王宇位于北京的家。水、电和网络被切断后，警察破门而入，把王宇套上黑色头套，带到一个秘密的拘留地点——她至今仍不知道在哪。

此时她的儿子包卓轩正在父亲的陪同下前往机场，如果一切顺利，他将在澳洲开启留学的新生活。在登机口，他们被拦下带走，随后一同失踪。一份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3]的统计数据显示，接下来的四天里，在全国范围内有114名律师和维权人士被带走、传唤或约谈。

整个抓捕的过程里，王宇甚至没有得到一份正式的法律文书。她向审讯警察抗议整个行动就像一场“土匪绑架”，拒绝回答审问。随后，她开始受到酷刑。

“我告诉你，你别以为不抓你，你就以为你没事儿了。不抓你则已，要是抓你就让你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负责审讯王宇的预审警官对王宇这样说道。

王宇在《失踪人民共和国》中讲述了这段经历，这本书已于2017年在美国出版。关押她的房间里挂着厚重的窗帘，没有一点阳光。办案人员在连续一周时间里对她剥夺睡眠，并给她带上沉重的手铐脚镣作为惩罚。每一天，她都被强迫在监控前脱光衣服接受检查，她认为这是对女性极大的侮辱。

几天后，王宇工作的锋锐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锋在央视上认罪，并攻击她“二楞子，胡整”。办案人员向王宇播放了录像，她仍旧不为所动。当警察强迫她电视认罪时，她激烈地抗拒，以跳楼相威胁。

王宇开始要求为自己委托律师，当她报上一些律师的姓名时，警察告诉她他们将把这些人全部抓捕。后来，连审讯警官都看不下去了，劝她说，“你别害别人了，你要是说谁就抓谁”。当警察欺骗王宇“你现在被抓了没人管你”的同时，她的数十位律师同伴受到恐吓，被禁止代理她的案件。几个已经着手代理的律师迅速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退出。

在这样的严峻局势下，李昱函毅然选择了接下这个案子。我们并不知道，此时的她是否会意识到，这将为她带来六年多的牢狱之灾。

但是作为人权律师，李昱函感到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没有人代理这个案子，那谁来代呢？那可能就没有人代。”王宇回忆起李昱函的坚持。

王宇补充说，人权律师对此想法一致。

“他（文东海）说当时在火车上就有人给他打电话。就问他说，王宇的案子你还敢代啊？他说，那怎么办呢，那我也害怕呀。”

————因代理王宇案，李昱函律师和文东海律师面临极大的心理压力。王宇根据自己的回忆描述了文东海刚刚接手该案时的情形。

7月11日早晨，包卓轩被释放，随即被家人接到天津的爷爷家居住。他翻出了父亲留下的电话簿，开始按顺序给上面的律师们打电话，为父母寻找救援。他曾在机场被带走时激烈反抗，记下了一个警察的警号，现在，他把这串数字重新背诵出来，这对夫妇的律师朋友据此推断出抓捕王宇和其他律师的警察来自天津市河西区。

在发现包卓轩正在和律师取得联系后，国保将他送到乌兰浩特。随后，他在一次失败的偷渡行动后被置于更严密的监视之下。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李昱函开始频繁地往来于京津两地。她数十次来到天津市的公安局和看守所里要求会见，但是，王宇被化名关押，她无法查询到王宇的名字。

一次，李昱函和其他几位709镇压受害者的律师、家属一起去天津的看守所申请会见。李文足和王峭岭都带着自己的孩子，孩子们就在看守所的接待室里到处乱跑。李昱函问警察，为什么律师三证齐全4就是不能会见，警察则搪塞说要请示领导。又过了一个多小时，已经是午饭时间，警察继续找拙劣的借口，说领导开会去了——领导的会开不完。

有人说：“领导也得吃饭，咱们等领导！”他们买了饭，就在接待室里吃完。等到下午两点半，警察又说“领导不来了”，由于家属们需要带着孩子开车回北京，大家只能离开。

李昱函还毫不畏惧地向当局的违法发起挑战，在一份提交给天津市和平区检察院的申诉材料中，她要求追究中央电视台等播放王宇认罪视频的媒体的法律责任。

即使无法会见王宇，李昱函仍希望去拜访她的母亲和儿子，给家属一些精神支持，但国保总是从中作梗。2015年10月23日，包龙军、包卓轩获得天恩国际交流基金会颁发的希望奖，李昱函想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宇的母亲和儿子，就动身前往乌兰浩特。但就在那天早晨，警察突然把王宇的母亲接到派出所，并没有什么正事，只是和她闲聊。警察很客气地给她沏茶倒水，还端来了水果，直到很晚才送她回家。后来，老人才知道，那天李昱函来探望她。

得知王宇的母亲被警察带走后，李昱函又追到公安局。她冲进里公安局大楼里，一边上楼梯一边喊“蒙蒙（包卓轩）得奖了”，最终被警察推搡着赶了出去。

2016年年初，当王宇被转送到天津的看守所里，她感觉环境正在变得轻松——警察已经不再提审她，而是每天把她请到管教办公室谈话。警察继续要求她电视认罪，并以她在国内的儿子相威胁，为了换取把儿子送出中国和丈夫的释放，她在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后妥协了。[5]2018年，包卓轩在原本计划出国的三年后终于踏上了澳洲的土地，接着又辗转来到美国，接受《莽莽》的采访时，他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社区大学攻读社会学学士学位。

王宇在2016年7月23号取保候审，又在天津滞留了一段时间后，一家人一起回到乌兰浩特，住进了国保安排的房子。她的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监视：一旦踏出家门，国保设在附近的办公室就会警铃大响；即使只是出门买点蔬菜，便衣警察也尾随其后。

半年多后，当李昱函终于和王宇取得联系，她立刻踏上了“会见”的旅程。在王宇被关押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她未能成功会见哪怕一次。王宇甚至对李昱函是自己的律师完全不知。

她们拥抱，诉说着两年来的无限感慨。只是此时国保还在楼下，他们很紧张，没有太多的时间叙旧。李昱函继续做起了律师的本职工作，她让王宇和包龙军重新签署了一些委托书，确认代理关系——她担心这对夫妻会在取保期满后再次被捕。然而不久后，需要被代理的犯罪嫌疑人却变成了她自己。

当警察发现李昱函居然突破了严密封锁、如此大胆地挑衅他们的权威时，他们气急败坏地将她抓捕。2017年10月9日，这天是李昱函68岁的生日，警察以“融冰行动”为幌子，欺骗她称要解决她多年来上访的诉求，当她按约出现在公安局后，至今没有再走出来。

弟弟李永生在这天接到了李昱函打来的电话。李昱函躲在厕所里，急促地说，警察要把自己刑拘，请李永生向她的同事们传递消息。这时，警察已经发现了异常并开始敲门。电话在两分钟后挂断了。

这次被捕以前，李昱函每周都会和在德国的儿子通话聊聊近况，只是她几乎不会和儿子讲起自己接手人权案子的事情。她的儿子表示，他没有在和母亲的最后几次通话中感到任何异常。

由于正值十九大维稳时期，李昱函的律师朋友们对此并没有特别地重视，以为她会在十九大结束后被释放。直到她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为由刑事拘留，几位律师的数次会见尝试都被拒绝，他们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大约两周后，两位律师在看守所会见了李昱函。根据其中一位律师蔺其磊的回忆，李昱函告诉她自己受到虐待：她被警察粗暴地推进监区的大门，以至于差点摔倒；被捕以来，她没有正常的饮食和睡眠，并且无法得到长期服用的药物。前来和律师见面的时候，她需要在同监室友的搀扶下行走。

12月李柏光律师在另一次会见后发布的通报里描述了李昱函遭受酷刑的更多细节：在冬天，她被要求用冰冷的凉水洗澡，她购买的水果被故意放在厕所淋上尿液。两个多月后，李柏光律师因一场离奇的肝病而去世。

“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我真担心会被他们迫害死掉！”

————李昱函在被会见时对李柏光律师说道。

85名律师和人权捍卫者联署的一封公开信寄往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这份信的内容由王宇撰写，呼吁停止虐待和立即释放李昱函律师。当国保找到王宇时，她毫不犹豫地承认。“她是我的律师！”王宇激动地对国保说道。《莽莽》检查了这份公开信的联署人名单，发现其中已有至少20名律师被剥夺执业资格6，一些人入狱或流亡。

李昱函的羁押被各级法院数次延长，但她从未收到任何正式的批准文书。到宣判时，她已经被超期羁押了六年之久。先后有十几名律师代理过她的案件。

到后来，案件已不继续侦办，法官来到看守所提讯她时，只是让她认罪。“认罪了就可以出去，”提讯的法官对她说，“你认罪了，我们就好处理了。这些不是我们所能做主的”。

在蔺其磊看来，李昱函清楚公权力的欺骗本质。作为一个曾经的人权律师，她已经目睹了太多当局肆意违法的情形。她正是因为在办案过程中坚持律师的职业道德，依法捍卫当事人的权利，因而冒犯政府，才遭受此般迫害。如今法庭逼迫她认罪，她不能违悖自己的良心。

“稍微有点法律常识、生活常识的人，（都会认为）我不构成犯罪。” 她告诉律师。漫长的羁押已经摧残了她的身体。

“但她的精神一直没垮。”律师说道。

2021年3月12日，律师蔺其磊（左）和姬来松前往沈阳市第一看守所会见李昱函时，在大门外留下了一张合影，此时正值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时。在这之后不久，蔺其磊律师因代理“12港人案”被吊销律师执照。《莽莽》/受访者供图

该案在2021年初次开庭。起诉书里，她为残疾的儿子申请低保属于“诈骗”；在天安门前路过，则构成“寻衅滋事”。律师做无罪辩护，否认了全部指控，称这是“对公民自由权利的粗暴践踏”。

这次庭审走完了全部法律程序，最终却没有作出判决。律师也无法回答原因，只是说，这种做法“违反道义，践踏人性”，他们将继续追究当局程序严重违法。

2023年10月25日，李昱函案再次开庭。她在两名法警的搀扶下出庭受审，如今身患多疾却长期得不到治疗的她，没有拐杖已无法自己行走。

李昱函当庭提出管辖权异议，她连续二十余年控告沈阳市和平区的法院违法，如今却由这个法院来审判她。被拒绝后，她起身准备罢庭，在弟弟李永生的劝说下才没有离开。“他们违法，也把这违法程序走完。”李永生这样劝说他的姐姐。

律师称法院甚至禁止他们携带水杯，上厕所时都有法警跟随。但同时，律师表示，法庭“认真听取了李昱函的自辩，以及辩护人的发言”。

法庭外的道路全部被铁栅栏围起，附近几公里内都有国保监控，形同戒严。一位附近的居民告诉王宇，他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从没有见到法院外被如此管制。保安发现他在和王宇交谈后将他驱离现场。《莽莽》/受访者供图

“（我）不认罪，这是打击报复。”

————李昱函在最后陈述中说道。

王宇也来到了法院，但她被拒之门外，禁止旁听。她说现场有至少几十个便衣国保，犹如戒严。不过，当各国的外交官员出现在现场时，国保们在一瞬间消失了。

李永生本想在法院门口等等王宇和另外几个想来旁听的朋友，但法警警告他不得停留。当他告诉法警自己是被法官请来旁听时，法警“连劝带拽”，强行把他拉入院里。在法庭的窗内，他望见王宇已经到达法院外的街道。

旁听席坐满了，只不过除了李永生外，全都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李昱函的表妹被拦在法院之外的寒风里。

李昱函被当庭判处6年6个月有期徒刑。人权律师将这种判决讥讽为“实报实销”，意为政治犯被判处的刑期刚好高于超期羁押的时间。

法院采信了检察院的所有指控，将李昱函和律师的辩护全部驳回。判决书认定的犯罪事实包括她的“非正常信访”和为儿子领取低保补助金。不过，庭审结束后，审判长对律师说：“你今天的辩护效果很好，我们都要向你学习。”

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没有回复《莽莽》的置评请求。判决书并未公开[7]，《莽莽》得到了一份判决书的副本。

献给709律师，和律师的律师，和律师的律师的律师……

《莽莽》是如何报道这个故事的？

这篇报道是基于对8位在过去数十年里和李昱函有关联的对象的采访而写作的，受访者包括李昱函的家人、朋友、被代理人和律师。其中一些人因惧怕中国政府的报复而要求匿名，一名受访者称他已经收到多个政府部门的警告，正在承受极大的压力。除此之外，《莽莽》还阅读了一些关于李昱函的书面材料，包括公开信、律师的申诉材料和法庭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