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脑编者按：2022年11月24日，疫情封控中的乌鲁木齐吉祥小区发生大火，官方称10人遇难。此后数日，上海、北京、成都、广州等多个城市的民众自发聚集祭奠死者，并表达对新冠清零政策不满和其他政治诉求，爆发抗议。本文作者林叙绪身在现场，她以此自述文章回顾一年前的记忆。
其实，我不是真的要写信给你，我只是需要想象你就坐在我对面，这样我才能稍微安心一点，然后大胆地讲出这一切。
回忆那一夜，其实是痛苦的。我曾想过很多次，我要写下来，但一开始不敢写，现在则是记忆模糊了。我怀念那些当时因恐惧而被迫删除的照片和文字。
1
那天晚上，我们在你家吃饭。记忆中的一个点是那天的饭很难吃。北京持续封控，我们已无从判断哪里的餐馆还开着门，外卖也点不到，配送要等上一两个小时，只好让还在路上的朋友Y随便带点吃的，只要他能找到开门的餐馆。结果，他带来了两大盒沙县蒸饺。端上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笑了。
那天我们的相聚当然不是为了吃一顿饭。前一晚，从南京到上海都爆发了不小规模的抗议。南京传媒学院的学生举着白纸站出来，为新疆的同胞默哀。从那些视频碎片里，看到学生们与校长谈判，提出“事后不要追究任何人责任”的要求。有媒体前辈说，如果这些学生因此受到了伤害，希望以后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大家能帮一把。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很想哭。我曾经是学生，我曾经感受过那种怕得要死的生活——怕被举报、被叫去谈话、怕无法毕业，怕因此失掉进入这个行业的机会。我如今不是学生了，没有什么软肋再被人拿捏，但最终首先站出来的，还是那群什么都没有的学生。
那天晚上，Y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定位：乌鲁木齐驻京办，他说自己会出现在那里。
坦白来讲，我不是一开始就果决地要去现场的。在这之前的一个月，我刚刚定下一个新的人生计划，希望自己能好好地把日子过下去。我必须承认，有那么一些时刻，我一直在不断地说服我自己，“只是散散步，不会怎么样吧”，“要是遇见警察，我只是个路过的，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2
那天晚上我们还有聊什么吗？我不记得了。然后我就出门了，出门前，我在你家拿了一件羽绒服。
我们到的很早，先是去了黎巴嫩大使馆附近，却发现已停了警车。我们吓得赶快让司机把车继续往前开。天气很冷，亮马河边散步的人也很少，但很快我就发现有一些年轻人，在跟我们一样来回踱步，我和其中一群人对上了眼神，然后问了一句：“你们是来散步的吗？”，对方说是，我们就一起在河边走起来。
我们过去在河边散过好多次步。那还是2021年，亮马河使馆区的河段刚刚修好，官方试图把它打造成一个美丽的、拿得出手的名片，我们在一个白色的棚子底下喝酒度过了那一年的中秋节。到了2022年，这里突然火了，因为封控而无处可去的人们涌来河边，划桨板、游泳、散步。
大约快晚上八点，有几个年轻人抱着花放在了一张公用的长凳上，马上就过来两个穿着制服的人，说这里不能聚集。我们又去了河对面。在那间非常富丽堂皇的酒店前，沿着河道停下来，放下花和蜡烛，酒店安保人员就来了，说不允许我们点火燃蜡烛。那时候，全部的人已经挤在了这条狭小的河边步道上。
我不用说你也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个国家的警察总会第一时间赶到。一个年轻的警察试图让我们疏散开来。理由无非就是那些，疫情啦，不让聚集啦。有人说，“那我们就像做核酸一样，间隔一米，排队悼念”，于是真的有人自发开始维持场秩序，人们站成三排，保持间距。
其实我们彼此心知肚明，排成什么样有什么关系呢，不让我们聚集在一起才是真的。
那位警察一直说理解我们的心情，但仍然不让我们在这里。很多人明显压着非常多的愤怒，有人问那个同样年轻的警察：“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聚集在这里？”，“知不知道新疆发生了什么？”，那位警察说他不知道，人群里传来不可置信的声音，“他不知道！” 但我其实很不愿意见到这一幕，不希望另外一个普通人来承受我们的怒气。
后来人越来多，警车和警察也越来越多了，他们把河的两端围了起来。那是整个晚上最“轻松”的一段时间，为了悼念，我们唱起歌来，有人提议为死亡的同胞唱一首歌，我们唱了《送别》。后来又陆陆续续唱了《国际歌》和《国歌》。我唱得很大声，很久没有办法在KTV唱歌了，那就在街头唱歌吧。
我们也尝试了喊话。理所当然地遭受了劝阻：不能喊过激的话语。于是不知是谁带头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喊起“好好好好好好”，“中国人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民”，“我要做核酸”。荒诞消解掉了很多悲伤的情绪。
一个女声从很远的另外一边传来，她说，我是新疆人，谢谢你们。我在心底想，是我们对不起新疆人。还有一个大哥站在河对岸喊话：你们让我觉得北京有了希望。我后来看到一些媒体从河对岸拍的照片，人群和手机灯光在河里映出倒影，很好看。
3
直到一个同行的朋友被警察拍了照，她得先离开，我和她走出河道，又回到桥上，发现那里已经停满了警车。
我应该和她离开吗？那天晚上实在有太多这样“是走还是留”的时刻，我决定继续留在现场。
越来越多的人从河道里出来。桥上的警察不断提醒人群不要在桥上聚集。那个时刻，我鬼使神差地喊了一句，既然不让我们在这里停留，我们就走起来吧。
然后又有一个女声出现了，“有没有人跟我一起走！”于是，人群再次聚集在一起了。我们走了起来。那是那天晚上游行的开端。
外国记者们涌过来了，那些记者扛着摄像机，在街头采访。一个女记者拦住我，她的翻译问我们为什么要上街，问我们的诉求是什么？我答了些什么呢？我完全不记得了。
我不知道如何讲我的诉求。对于生活在此地的人们来说，诉求是一个太陌生又太危险的词语。它不出现在餐桌上，不出现在课堂谈论里，不出现在街头标语里，更不出现在公共媒体上。所以我不知道我的诉求是什么。我也不敢讲出我的诉求是什么。
在镜头面前我感到非常难堪，非常羞愧。一方面，我们站上了街，却不知道如何讲出我们的诉求，这真可笑啊，我脑子里想起香港的青年和泰国的青年，在所有的地区的抗议者中，恐怕我们是最没用的一群人。另外一方面，在我自己的职业生涯里，我从来没有问过这样直接的问题。我也没有面对过这么直接的新闻现场。我们以前经历的那些到底是什么呢？
然后我就从镜头面前逃走了。
我从第一排逃到了第二排，然后又故意走得很慢，又往后逃了一点点。身边的女生察觉到我的紧张。她安慰我：不要紧的。
没走几步，人群停下来开始喊口号。那些口号算是我们的诉求吗？“新疆的同胞不应该被忘记！”“贵州的同胞不应该被忘记！”
一个年轻的女孩找出来四通桥的标语，带头喊了起来：“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独裁要民主……” 一个月前，四通桥的抗议刚刚发生时，许多朋友在聚会时说，如今的环境令人最绝望的一点是，桥上这样的事情除了送人头毫无意义。我那时候也点头附和。但一个月之后的这个夜晚，当四通桥上的标语被这么多人喊出来，飘荡在北京的夜晚。我明白了，这些就是意义所在啊。一切都会有回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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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新源街一直走到新源南路。一个外国摄影师爬上了电线杆子拍我们，站在人群里的同行说，“中国记者把自己献祭出去，让外国记者拿荷赛（世界新闻摄影奖）。”然后我们全都笑了起来。
为什么我们不在电线杆子上呢？为什么我们只能站在人群里？这好像就是我们这一年的处境，我们不再是旁观者，从前习得的职业经验也不太起作用了，什么要抽离出来，不要和采访对象贴得太近。可是究竟要怎么抽离呢，生活在此地，人人共享同一份痛苦。
这一年我进行了从未有过的频繁的私人书写，偶尔想起来的时候也觉得很羞愧，怎么就开始写自己的这些破事。但每次文章发出来，发现这些原本属于私人的小小的痛苦，竟然在评论区获得这么多共鸣。
如果有得选，我们当然希望自己爬上那个电线杆。
那一晚，警察在每一个路口都设置了警戒线，然后我们就用手抬起警戒线继续往前走。
人越来越多，口号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路边的小区居民也下楼来围观，一个年迈的阿姨在街头发表了演讲，她说“人人都是受害者，那个独裁者也是这个时代的受害者”。在她的背后，有人开始高喊，释放彭载舟！
后来警察越来越多了，准确来说是便衣，很好认，全都戴着N95口罩。在某一个路口，他们强迫所有人掉头，在所有的路口，他们强迫人做出选择：你要从这个路口出去，还是要继续留在游行的队伍里。
前一晚上海的经验在互联网上流传，大家互相转告着，不要走散，一定要一起回家。可是我无比绝望地想，在游行现场，一定会有人留到最后，一定会有人最后才回家啊。
那段路上，身边有人和警察差点起了冲突，一个警察揽过那个小伙子的肩膀，说我们去一边聊，所有人就一起围上去想跟那个男生站在一起，但我从那个警察的眼神里感觉到另外一层意思，他不想矛盾激化，然后事情变得不可挽回。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的，现场的人们一边往回走，一边高喊“人民警察保护人民”，当时喊出那些话的人们，恐怕并没有预想到，不久之后，大家会再次、彻底地和这些“人民公仆“站在对立的位置上。
那段路之后，不断有朋友给我发消息，她们正在赶来的路上。
由于跟我作伴的朋友腿脚不好，她得先回家。在那个时刻，我再次面临“是走是留”，其实我最好的选择是跟她走，我没有有效期的核酸证明，无法乘坐任何交通工具，我可能回不了家。
但我还是留下来了，老实讲，就是不太想离开。送朋友上车之后，我一个人漫无目的走着，想要去人多点的地方，然后我看见很多量空的大巴车驶过来，前一晚的上海经验已经让我们知道那就是警车。
我绕路走回了亮马桥，快走到时，我又听见了很多人的声音，原来后面赶来的年轻人又在桥上进行了第二波抗议，但他们被分开了，间隔着马路。车辆来来往往，一辆橙色的车开过去好几次，车载音响很大声地在播放《国际歌》，过往的车辆也不断鸣笛。
警察已经把现场围起来了，不允许再有人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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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几点了，手机上不断有新的消息，有一条是“催泪弹和警察正在往三环方向去”。其实这条消息现在看起来也没什么，可是在那个夜晚，我太害怕了，我终于决定离开，我扫了一辆共享单车，走的时候是逆行，一个警察还问我去那儿，然后给我指了个方向，也许还挪开了他的警戒线？我听见他说，“你快点走”，然后我就走了。
我最终决定回你家，推开门的时候你一个人沉默地坐在客厅，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因为害怕，我一路上都在跟另外一个朋友连线。到家之后，我们没说几句话，我在你家的沙发上睡下了。
事情结束了吗。第二天，我离开你家，快到地铁站的时候，我在地上看见一张纸，有人用胶布贴着，上面写着很多城市的名字，以及“我们和中国行动者站在一起”。我感到雀跃。
那之后的生活好像没有变化，我依然靠着健康宝截图混上地铁。好几年了，我每天都关注消失的歌手和消失的文章，愤怒于公共空间的不可言说。我做过一个设想，会不会有一天，人们只是因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就被驱逐在集体之外，比如无法享受公共资源，无法坐高铁，不能被招聘，被排除在社会秩序之外。春节前那个时刻，我突然反应过来，我们现在过得可不就是一种被驱逐的生活吗。甚至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你就是无法自由乘坐公共交通，也不能去公共场合。
然后我们就接到了那些电话。来自各个辖区派出所的电话：27号晚上你在哪里，你和那些人在一起，你干了什么，你有没有在现场。
几乎每隔几个小时，我就和去过现场的朋友们通一下消息，我们试图串联起一套假的话术，但我们真的很不会撒谎，我们习惯了记住每一个现场。刚当记者时，有前辈教我，把自己变成一台录像机，要录下现场看见的一切事情，更要打开自己的所有感官，去闻现场的味道，去听现场的声音，更何况是那样的一个珍贵的夜晚。我们组织了半天，也组织不出来一套话术来应付警察，然后我们达成了共识，彼此不要讲出彼此的名字，其它的自己随便编造，自求多福。
我的电话是在第三天深夜来临的（我后来才知道警察早在两个白天就上门来找过我，只是我白天都不在家），我没有接电话，看着电话一直在响，直到它自己挂断，然后新的号码打进来。尽管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做好了准备来面对警察，但其实是没有的，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很快。
我决定先删掉手机里的几张照片，还有保存的许多其它地方的视频，又删掉了许多聊天记录，后来干脆开始删好友。
那时候其实已经很晚了，我强迫自己入睡，第二天再来面对警察。第二天我很早就醒了，我看见警察又打了一个电话，但我还是没有接，我不是在逃避，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只是想睡饱，我想到那些进去了很长时候没有出来的朋友，在想如果万一到那个地步，不能睡觉，是很痛苦的，所以我要睡饱。
我后来看见那封“德黑兰狱中来信”，作者说入狱之前她才去淘了几张唱片，她非常割舍不下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我非常有同感。我想我现在可真是娇气地很，我需要新鲜牛奶和水果，如果真的万一进了看守所，我会很绝望的。
我一直睡到中午，也不知道怎么还能睡得着，然后我终于准备好起床，面对这一切。果然没过多久我又接到了电话，对方让我去某派出所。
那天很冷，出门前我交代了一下工作。我没有导航，我以为我能找到那个派出所，但我走岔了路，走了半个多小时，感到有点累，想去街边随便找点吃的，但我没有核酸证明，北京也还没有解除堂食禁令。我算是吃不上去派出所之前的这顿饭了。
我磨蹭了这么久。但怎么也没想到，因为那时体制内还在执行“防疫至上”的命令，没有口罩和核酸证明的我，进不去派出所的大门，警察搬来椅子在胡同口给我做了笔录。于是这件事暂时就这么中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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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好像就放开了对吧。奇迹般的。竟然真的放开了。
突然不需要做核酸了，人们到处转发各地拆除核酸亭的照片，突然之间，好像三年来的压抑和怒火都不知道该朝谁发了，我们这三年到底算什么呢，说把人关起来就关起来，说放开就放开。
整个城市又跟死寂一般了，这次是真的毫无活力了，人们不是躺在床上就是涌去医院。我每天躺在床上，一周也没出门，我看着窗户外面平时拥堵的环路一辆车也没有，偶尔有几辆救护车呼啸而过。
坏消息是圣诞节前传开的。北京的记者被抓走了。但好奇怪，我们这个行业，一点声响也没有，甚至是听说在有同行提出要关注这件事的时候，竟然有其他的同行跳出来说“有没有可能不关注才是保护呢？”
这真的是我们日常的逻辑吗，在做报道时，我们不是一直喊着关注才是力量吗，怎么到了记者被抓走，就变成了“不关注才是保护”呢。我无意苛责谁，也知道到这个地步，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缄口不言。
我真的很害怕被抓的人又被遗忘。或者说我投射了我自己的意识，我很怕我被抓走了，然后朋友们忘了我。那天晚上我们聊起这件事，结果你说你之前想好了，如果有一天你进去了，你希望你的朋友们继续开心生活，比如去你最喜欢的餐厅一起吃饭。
我幻想过有没有可能大家再次站出来声援一下我们的同行，我也幻想过如果去过现场的每个人都认罪，那就相当于人人无罪。但我也知道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了，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已经在准备回到正轨了，不会再愿意回头去拉拉谁。而那样的夜晚也只会有一次。
这些年我认识的朋友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拥有公民精神的，Ta们善良，勇敢，有自己热爱的事情，真正关心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什么，会在很多小事上争取自由和平等。还有一类朋友，是你见第一面就知道，Ta们如此决绝，很可能为了自由，在某一天会把自己献祭出去。
我们都知道，在北京被抓捕的这些年轻人，其实都不是要真的把自己的人生献祭出去啊。那段时间我有点歇斯底里，一方面我还不能确认我自己是否安全，另一方面，我始终觉得她们是“替罪羊”，是在替所有去过现场的人承担罪罚，哪怕这罪罚毫无道理。
后来消息越来越多，有人说是顺着一个境外的群抓人，也有人说只是因为被外媒拍到照片就被抓走了。我越来越像一只惊弓之鸟，没有备注的陌生来电也让我紧张好半天，我不断回想我到底干了什么，我在那么多外媒上留下了清晰的脸和声音，到底要怎么办呢，还有那个该死的，不知道会不会播出来的街头采访。
中间有一段日子是没有再抓人，你不断告诉我应该是没事了。我自己其实也知道应该找不到我头上了。可是身体还是很紧张，我又开始没由来地呕吐。我只好翻出上半年医生开的镇定剂。
我知道应该删除所有的记录，那些照片，那些视频，但我又很想写下这一切，我其实更害怕什么记录都没有，平时我们那么在乎要有亲历者的声音，这一次，我们也应该自己记录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段时间我甚至开始检索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比如人能选择在什么地方坐牢吗？有过犯罪记录的人还能出国旅游或上学吗，能办下签证吗？答案是去大部分国家都没问题，我又放下心来。到后来，我在担惊受怕和听天由命之间反复横跳，我想外面的日子这么难熬，进去什么也不管，等朋友每次探视给我送几本书，好像也不错啊。
快过年的时候，因为有关系更近的朋友被抓，不断有朋友跟我讲，你快走，你快离开这里。所有人都让我走。一位原先闹过点不愉快的前辈几乎隔几天就打电话给我，她说，你也知道我不是很喜欢你，但我希望你平安。
那阵子，我出门去买根甘蔗也会揣着电脑和护照，我不知道这样会有什么用，如果警察真的在这时候上门，我难道有勇气带着电脑和护照跑吗，恐怕是没有的。但“逃犯”就是不知不觉地真正变成了一种处境，这种处境在很多时候反复出现，比如弦子的庭审现场，比如走过四通桥下时，比如偷偷潜进强拆的村子时，又比如拿着假的核酸证明乘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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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终没有“出事”。此刻我安然坐在近南半球的一间咖啡馆里。好像终于不用担惊受怕了。这里有我喜欢的明亮大窗户，大木桌子，无数的蕨类，无数有着厚重硕大叶子的植物。这是一个理想的空间。在北京，我也曾经找到过很多类似的空间，在上一个春天，我曾经期待气候回暖，我会在北京咖啡馆的天台上吹风、晒太阳，写作。
但后来发生的一切令人绝望，属于北方的舒适天气很短暂，2022年那个由春入夏的短暂窗口期，我们是在封控中度过的。
如今安然坐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应该感到喜悦，但事实上，我不断感觉到有东西在拖拽我，把我拉回那个夜晚。写这样一封信很难，我每写一段就觉得喉咙很痛，我不断深呼吸。我不知道这封信发出去会不会有什么意料之外的变故，可是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了，没有能在公共领域留下什么真正的报道，这样一份私人书写，也算为拼凑历史碎片尽一份力了吧。
我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停留在了去年冬天“封控”刚刚放开的时候。不知道朋友们现在快乐一点了吗？自由一点了吗？
我们常去的那家酒馆关门了。但好消息是几位朋友们都出来了。这让我稍微安心一点。
你知道我很喜欢骑电动车，一开始骑很慢，后来就越骑越快，然后解了限速，总是把把手拧到底，我迟早有一天会开到非常非常快的速度，到电动车的极限。其实在争取自由和表达这件事上也一样，我知道迟早有一天，我会一路狂奔下去的，这不是什么显得勇敢的自夸，而是一种被逼无奈，一种无法理智决策的本能。
应该还有更好的结尾。但先写到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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