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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林叙绪自述:寄往未来的信——前记者记忆中的白纸一夜
作者:林叙绪
发表日期:2023.11.23
来源:歪脑
主题归类:白纸革命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歪脑编者按:2022年11月24日,疫情封控中的乌鲁木齐吉祥小区发生大火,官方称10人遇难。此后数日,上海、北京、成都、广州等多个城市的民众自发聚集祭奠死者,并表达对新冠清零政策不满和其他政治诉求,爆发抗议。本文作者林叙绪身在现场,她以此自述文章回顾一年前的记忆。

其实,我不是真的要写信给你,我只是需要想象你就坐在我对面,这样我才能稍微安心一点,然后大胆地讲出这一切。

回忆那一夜,其实是痛苦的。我曾想过很多次,我要写下来,但一开始不敢写,现在则是记忆模糊了。我怀念那些当时因恐惧而被迫删除的照片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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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天晚上,我们在你家吃饭。记忆中的一个点是那天的饭很难吃。北京持续封控,我们已无从判断哪里的餐馆还开着门,外卖也点不到,配送要等上一两个小时,只好让还在路上的朋友Y随便带点吃的,只要他能找到开门的餐馆。结果,他带来了两大盒沙县蒸饺。端上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笑了。

那天我们的相聚当然不是为了吃一顿饭。前一晚,从南京到上海都爆发了不小规模的抗议。南京传媒学院的学生举着白纸站出来,为新疆的同胞默哀。从那些视频碎片里,看到学生们与校长谈判,提出“事后不要追究任何人责任”的要求。有媒体前辈说,如果这些学生因此受到了伤害,希望以后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大家能帮一把。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很想哭。我曾经是学生,我曾经感受过那种怕得要死的生活——怕被举报、被叫去谈话、怕无法毕业,怕因此失掉进入这个行业的机会。我如今不是学生了,没有什么软肋再被人拿捏,但最终首先站出来的,还是那群什么都没有的学生。

那天晚上,Y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定位:乌鲁木齐驻京办,他说自己会出现在那里。

坦白来讲,我不是一开始就果决地要去现场的。在这之前的一个月,我刚刚定下一个新的人生计划,希望自己能好好地把日子过下去。我必须承认,有那么一些时刻,我一直在不断地说服我自己,“只是散散步,不会怎么样吧”,“要是遇见警察,我只是个路过的,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2

那天晚上我们还有聊什么吗?我不记得了。然后我就出门了,出门前,我在你家拿了一件羽绒服。

我们到的很早,先是去了黎巴嫩大使馆附近,却发现已停了警车。我们吓得赶快让司机把车继续往前开。天气很冷,亮马河边散步的人也很少,但很快我就发现有一些年轻人,在跟我们一样来回踱步,我和其中一群人对上了眼神,然后问了一句:“你们是来散步的吗?”,对方说是,我们就一起在河边走起来。

我们过去在河边散过好多次步。那还是2021年,亮马河使馆区的河段刚刚修好,官方试图把它打造成一个美丽的、拿得出手的名片,我们在一个白色的棚子底下喝酒度过了那一年的中秋节。到了2022年,这里突然火了,因为封控而无处可去的人们涌来河边,划桨板、游泳、散步。

大约快晚上八点,有几个年轻人抱着花放在了一张公用的长凳上,马上就过来两个穿着制服的人,说这里不能聚集。我们又去了河对面。在那间非常富丽堂皇的酒店前,沿着河道停下来,放下花和蜡烛,酒店安保人员就来了,说不允许我们点火燃蜡烛。那时候,全部的人已经挤在了这条狭小的河边步道上。

我不用说你也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个国家的警察总会第一时间赶到。一个年轻的警察试图让我们疏散开来。理由无非就是那些,疫情啦,不让聚集啦。有人说,“那我们就像做核酸一样,间隔一米,排队悼念”,于是真的有人自发开始维持场秩序,人们站成三排,保持间距。

其实我们彼此心知肚明,排成什么样有什么关系呢,不让我们聚集在一起才是真的。

那位警察一直说理解我们的心情,但仍然不让我们在这里。很多人明显压着非常多的愤怒,有人问那个同样年轻的警察:“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聚集在这里?”,“知不知道新疆发生了什么?”,那位警察说他不知道,人群里传来不可置信的声音,“他不知道!” 但我其实很不愿意见到这一幕,不希望另外一个普通人来承受我们的怒气。

后来人越来多,警车和警察也越来越多了,他们把河的两端围了起来。那是整个晚上最“轻松”的一段时间,为了悼念,我们唱起歌来,有人提议为死亡的同胞唱一首歌,我们唱了《送别》。后来又陆陆续续唱了《国际歌》和《国歌》。我唱得很大声,很久没有办法在KTV唱歌了,那就在街头唱歌吧。

我们也尝试了喊话。理所当然地遭受了劝阻:不能喊过激的话语。于是不知是谁带头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喊起“好好好好好好”,“中国人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民”,“我要做核酸”。荒诞消解掉了很多悲伤的情绪。

一个女声从很远的另外一边传来,她说,我是新疆人,谢谢你们。我在心底想,是我们对不起新疆人。还有一个大哥站在河对岸喊话:你们让我觉得北京有了希望。我后来看到一些媒体从河对岸拍的照片,人群和手机灯光在河里映出倒影,很好看。

3

直到一个同行的朋友被警察拍了照,她得先离开,我和她走出河道,又回到桥上,发现那里已经停满了警车。

我应该和她离开吗?那天晚上实在有太多这样“是走还是留”的时刻,我决定继续留在现场。

越来越多的人从河道里出来。桥上的警察不断提醒人群不要在桥上聚集。那个时刻,我鬼使神差地喊了一句,既然不让我们在这里停留,我们就走起来吧。

然后又有一个女声出现了,“有没有人跟我一起走!”于是,人群再次聚集在一起了。我们走了起来。那是那天晚上游行的开端。

外国记者们涌过来了,那些记者扛着摄像机,在街头采访。一个女记者拦住我,她的翻译问我们为什么要上街,问我们的诉求是什么?我答了些什么呢?我完全不记得了。

我不知道如何讲我的诉求。对于生活在此地的人们来说,诉求是一个太陌生又太危险的词语。它不出现在餐桌上,不出现在课堂谈论里,不出现在街头标语里,更不出现在公共媒体上。所以我不知道我的诉求是什么。我也不敢讲出我的诉求是什么。

在镜头面前我感到非常难堪,非常羞愧。一方面,我们站上了街,却不知道如何讲出我们的诉求,这真可笑啊,我脑子里想起香港的青年和泰国的青年,在所有的地区的抗议者中,恐怕我们是最没用的一群人。另外一方面,在我自己的职业生涯里,我从来没有问过这样直接的问题。我也没有面对过这么直接的新闻现场。我们以前经历的那些到底是什么呢?

然后我就从镜头面前逃走了。

我从第一排逃到了第二排,然后又故意走得很慢,又往后逃了一点点。身边的女生察觉到我的紧张。她安慰我:不要紧的。

没走几步,人群停下来开始喊口号。那些口号算是我们的诉求吗?“新疆的同胞不应该被忘记!”“贵州的同胞不应该被忘记!”

一个年轻的女孩找出来四通桥的标语,带头喊了起来:“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独裁要民主……” 一个月前,四通桥的抗议刚刚发生时,许多朋友在聚会时说,如今的环境令人最绝望的一点是,桥上这样的事情除了送人头毫无意义。我那时候也点头附和。但一个月之后的这个夜晚,当四通桥上的标语被这么多人喊出来,飘荡在北京的夜晚。我明白了,这些就是意义所在啊。一切都会有回响的。

4

我们从新源街一直走到新源南路。一个外国摄影师爬上了电线杆子拍我们,站在人群里的同行说,“中国记者把自己献祭出去,让外国记者拿荷赛(世界新闻摄影奖)。”然后我们全都笑了起来。

为什么我们不在电线杆子上呢?为什么我们只能站在人群里?这好像就是我们这一年的处境,我们不再是旁观者,从前习得的职业经验也不太起作用了,什么要抽离出来,不要和采访对象贴得太近。可是究竟要怎么抽离呢,生活在此地,人人共享同一份痛苦。

这一年我进行了从未有过的频繁的私人书写,偶尔想起来的时候也觉得很羞愧,怎么就开始写自己的这些破事。但每次文章发出来,发现这些原本属于私人的小小的痛苦,竟然在评论区获得这么多共鸣。

如果有得选,我们当然希望自己爬上那个电线杆。

那一晚,警察在每一个路口都设置了警戒线,然后我们就用手抬起警戒线继续往前走。

人越来越多,口号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路边的小区居民也下楼来围观,一个年迈的阿姨在街头发表了演讲,她说“人人都是受害者,那个独裁者也是这个时代的受害者”。在她的背后,有人开始高喊,释放彭载舟!

后来警察越来越多了,准确来说是便衣,很好认,全都戴着N95口罩。在某一个路口,他们强迫所有人掉头,在所有的路口,他们强迫人做出选择:你要从这个路口出去,还是要继续留在游行的队伍里。

前一晚上海的经验在互联网上流传,大家互相转告着,不要走散,一定要一起回家。可是我无比绝望地想,在游行现场,一定会有人留到最后,一定会有人最后才回家啊。

那段路上,身边有人和警察差点起了冲突,一个警察揽过那个小伙子的肩膀,说我们去一边聊,所有人就一起围上去想跟那个男生站在一起,但我从那个警察的眼神里感觉到另外一层意思,他不想矛盾激化,然后事情变得不可挽回。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的,现场的人们一边往回走,一边高喊“人民警察保护人民”,当时喊出那些话的人们,恐怕并没有预想到,不久之后,大家会再次、彻底地和这些“人民公仆“站在对立的位置上。

那段路之后,不断有朋友给我发消息,她们正在赶来的路上。

由于跟我作伴的朋友腿脚不好,她得先回家。在那个时刻,我再次面临“是走是留”,其实我最好的选择是跟她走,我没有有效期的核酸证明,无法乘坐任何交通工具,我可能回不了家。

但我还是留下来了,老实讲,就是不太想离开。送朋友上车之后,我一个人漫无目的走着,想要去人多点的地方,然后我看见很多量空的大巴车驶过来,前一晚的上海经验已经让我们知道那就是警车。

我绕路走回了亮马桥,快走到时,我又听见了很多人的声音,原来后面赶来的年轻人又在桥上进行了第二波抗议,但他们被分开了,间隔着马路。车辆来来往往,一辆橙色的车开过去好几次,车载音响很大声地在播放《国际歌》,过往的车辆也不断鸣笛。

警察已经把现场围起来了,不允许再有人加入。

5

不知道是几点了,手机上不断有新的消息,有一条是“催泪弹和警察正在往三环方向去”。其实这条消息现在看起来也没什么,可是在那个夜晚,我太害怕了,我终于决定离开,我扫了一辆共享单车,走的时候是逆行,一个警察还问我去那儿,然后给我指了个方向,也许还挪开了他的警戒线?我听见他说,“你快点走”,然后我就走了。

我最终决定回你家,推开门的时候你一个人沉默地坐在客厅,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因为害怕,我一路上都在跟另外一个朋友连线。到家之后,我们没说几句话,我在你家的沙发上睡下了。

事情结束了吗。第二天,我离开你家,快到地铁站的时候,我在地上看见一张纸,有人用胶布贴着,上面写着很多城市的名字,以及“我们和中国行动者站在一起”。我感到雀跃。

那之后的生活好像没有变化,我依然靠着健康宝截图混上地铁。好几年了,我每天都关注消失的歌手和消失的文章,愤怒于公共空间的不可言说。我做过一个设想,会不会有一天,人们只是因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就被驱逐在集体之外,比如无法享受公共资源,无法坐高铁,不能被招聘,被排除在社会秩序之外。春节前那个时刻,我突然反应过来,我们现在过得可不就是一种被驱逐的生活吗。甚至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你就是无法自由乘坐公共交通,也不能去公共场合。

然后我们就接到了那些电话。来自各个辖区派出所的电话:27号晚上你在哪里,你和那些人在一起,你干了什么,你有没有在现场。

几乎每隔几个小时,我就和去过现场的朋友们通一下消息,我们试图串联起一套假的话术,但我们真的很不会撒谎,我们习惯了记住每一个现场。刚当记者时,有前辈教我,把自己变成一台录像机,要录下现场看见的一切事情,更要打开自己的所有感官,去闻现场的味道,去听现场的声音,更何况是那样的一个珍贵的夜晚。我们组织了半天,也组织不出来一套话术来应付警察,然后我们达成了共识,彼此不要讲出彼此的名字,其它的自己随便编造,自求多福。

我的电话是在第三天深夜来临的(我后来才知道警察早在两个白天就上门来找过我,只是我白天都不在家),我没有接电话,看着电话一直在响,直到它自己挂断,然后新的号码打进来。尽管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做好了准备来面对警察,但其实是没有的,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很快。

我决定先删掉手机里的几张照片,还有保存的许多其它地方的视频,又删掉了许多聊天记录,后来干脆开始删好友。

那时候其实已经很晚了,我强迫自己入睡,第二天再来面对警察。第二天我很早就醒了,我看见警察又打了一个电话,但我还是没有接,我不是在逃避,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只是想睡饱,我想到那些进去了很长时候没有出来的朋友,在想如果万一到那个地步,不能睡觉,是很痛苦的,所以我要睡饱。

我后来看见那封“德黑兰狱中来信”,作者说入狱之前她才去淘了几张唱片,她非常割舍不下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我非常有同感。我想我现在可真是娇气地很,我需要新鲜牛奶和水果,如果真的万一进了看守所,我会很绝望的。

我一直睡到中午,也不知道怎么还能睡得着,然后我终于准备好起床,面对这一切。果然没过多久我又接到了电话,对方让我去某派出所。

那天很冷,出门前我交代了一下工作。我没有导航,我以为我能找到那个派出所,但我走岔了路,走了半个多小时,感到有点累,想去街边随便找点吃的,但我没有核酸证明,北京也还没有解除堂食禁令。我算是吃不上去派出所之前的这顿饭了。

我磨蹭了这么久。但怎么也没想到,因为那时体制内还在执行“防疫至上”的命令,没有口罩和核酸证明的我,进不去派出所的大门,警察搬来椅子在胡同口给我做了笔录。于是这件事暂时就这么中止了。

6

然后好像就放开了对吧。奇迹般的。竟然真的放开了。

突然不需要做核酸了,人们到处转发各地拆除核酸亭的照片,突然之间,好像三年来的压抑和怒火都不知道该朝谁发了,我们这三年到底算什么呢,说把人关起来就关起来,说放开就放开。

整个城市又跟死寂一般了,这次是真的毫无活力了,人们不是躺在床上就是涌去医院。我每天躺在床上,一周也没出门,我看着窗户外面平时拥堵的环路一辆车也没有,偶尔有几辆救护车呼啸而过。

坏消息是圣诞节前传开的。北京的记者被抓走了。但好奇怪,我们这个行业,一点声响也没有,甚至是听说在有同行提出要关注这件事的时候,竟然有其他的同行跳出来说“有没有可能不关注才是保护呢?”

这真的是我们日常的逻辑吗,在做报道时,我们不是一直喊着关注才是力量吗,怎么到了记者被抓走,就变成了“不关注才是保护”呢。我无意苛责谁,也知道到这个地步,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缄口不言。

我真的很害怕被抓的人又被遗忘。或者说我投射了我自己的意识,我很怕我被抓走了,然后朋友们忘了我。那天晚上我们聊起这件事,结果你说你之前想好了,如果有一天你进去了,你希望你的朋友们继续开心生活,比如去你最喜欢的餐厅一起吃饭。

我幻想过有没有可能大家再次站出来声援一下我们的同行,我也幻想过如果去过现场的每个人都认罪,那就相当于人人无罪。但我也知道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了,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已经在准备回到正轨了,不会再愿意回头去拉拉谁。而那样的夜晚也只会有一次。

这些年我认识的朋友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拥有公民精神的,Ta们善良,勇敢,有自己热爱的事情,真正关心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什么,会在很多小事上争取自由和平等。还有一类朋友,是你见第一面就知道,Ta们如此决绝,很可能为了自由,在某一天会把自己献祭出去。

我们都知道,在北京被抓捕的这些年轻人,其实都不是要真的把自己的人生献祭出去啊。那段时间我有点歇斯底里,一方面我还不能确认我自己是否安全,另一方面,我始终觉得她们是“替罪羊”,是在替所有去过现场的人承担罪罚,哪怕这罪罚毫无道理。

后来消息越来越多,有人说是顺着一个境外的群抓人,也有人说只是因为被外媒拍到照片就被抓走了。我越来越像一只惊弓之鸟,没有备注的陌生来电也让我紧张好半天,我不断回想我到底干了什么,我在那么多外媒上留下了清晰的脸和声音,到底要怎么办呢,还有那个该死的,不知道会不会播出来的街头采访。

中间有一段日子是没有再抓人,你不断告诉我应该是没事了。我自己其实也知道应该找不到我头上了。可是身体还是很紧张,我又开始没由来地呕吐。我只好翻出上半年医生开的镇定剂。

我知道应该删除所有的记录,那些照片,那些视频,但我又很想写下这一切,我其实更害怕什么记录都没有,平时我们那么在乎要有亲历者的声音,这一次,我们也应该自己记录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段时间我甚至开始检索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比如人能选择在什么地方坐牢吗?有过犯罪记录的人还能出国旅游或上学吗,能办下签证吗?答案是去大部分国家都没问题,我又放下心来。到后来,我在担惊受怕和听天由命之间反复横跳,我想外面的日子这么难熬,进去什么也不管,等朋友每次探视给我送几本书,好像也不错啊。

快过年的时候,因为有关系更近的朋友被抓,不断有朋友跟我讲,你快走,你快离开这里。所有人都让我走。一位原先闹过点不愉快的前辈几乎隔几天就打电话给我,她说,你也知道我不是很喜欢你,但我希望你平安。

那阵子,我出门去买根甘蔗也会揣着电脑和护照,我不知道这样会有什么用,如果警察真的在这时候上门,我难道有勇气带着电脑和护照跑吗,恐怕是没有的。但“逃犯”就是不知不觉地真正变成了一种处境,这种处境在很多时候反复出现,比如弦子的庭审现场,比如走过四通桥下时,比如偷偷潜进强拆的村子时,又比如拿着假的核酸证明乘车时。

7

我最终没有“出事”。此刻我安然坐在近南半球的一间咖啡馆里。好像终于不用担惊受怕了。这里有我喜欢的明亮大窗户,大木桌子,无数的蕨类,无数有着厚重硕大叶子的植物。这是一个理想的空间。在北京,我也曾经找到过很多类似的空间,在上一个春天,我曾经期待气候回暖,我会在北京咖啡馆的天台上吹风、晒太阳,写作。

但后来发生的一切令人绝望,属于北方的舒适天气很短暂,2022年那个由春入夏的短暂窗口期,我们是在封控中度过的。

如今安然坐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应该感到喜悦,但事实上,我不断感觉到有东西在拖拽我,把我拉回那个夜晚。写这样一封信很难,我每写一段就觉得喉咙很痛,我不断深呼吸。我不知道这封信发出去会不会有什么意料之外的变故,可是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了,没有能在公共领域留下什么真正的报道,这样一份私人书写,也算为拼凑历史碎片尽一份力了吧。

我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停留在了去年冬天“封控”刚刚放开的时候。不知道朋友们现在快乐一点了吗?自由一点了吗?

我们常去的那家酒馆关门了。但好消息是几位朋友们都出来了。这让我稍微安心一点。

你知道我很喜欢骑电动车,一开始骑很慢,后来就越骑越快,然后解了限速,总是把把手拧到底,我迟早有一天会开到非常非常快的速度,到电动车的极限。其实在争取自由和表达这件事上也一样,我知道迟早有一天,我会一路狂奔下去的,这不是什么显得勇敢的自夸,而是一种被逼无奈,一种无法理智决策的本能。

应该还有更好的结尾。但先写到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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