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安置点
地震之后，那些候鸟似的打工者赶回了甘肃省积石山县陈家村。从南到北几千公里，从温润繁华到满目疮痍。
对于这片在四年前才摘帽脱贫的地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强震，显得是那么“不公平”。面对赶来救援、采访的外来者们，陈家村人毫不避讳地讲述着，从前的贫苦以及眼下的困境。
这里曾经的生计是种田、养牛羊，很多人没读完小学，甚至不识字。日子因为外出打工有了起色，村里人这几年越走越远，一直到了东南沿海的电子厂。县里还出台了鼓励外出务工的政策，提供交通补助、给稳定务工的代表发奖金。在一个经济不发达地区谋求改变，“走出去”是自上而下为数不多的选择。
当陈家村大半人外出务工之后，一场地震提醒了年轻人对这里的重要。从搬运物资、安葬遇难者，再到将来的定损重建，都离不开赶回来的青壮年操持。以后怎么办？去留两难。一户户贴着“危房”的院子里，塌落的是打工攒下的十几万积蓄，“家里没钱了啊”，还是得走出去。
一场地震之后，这里依然是那个需要更多关注、帮助的地方。
一位赶回来的打工者站在自家房前，他两个孩子在地震中遇难
“我要回去”
今年9月，29岁的绽玉娟第一次出远门，她和丈夫离开大河家镇陈家村，到了2500公里外的厦门，最后站在了一台“和麦子收割机一般大”的机器前。夫妻俩都有些发怵，“这我怎么能干得了？”
他们在一家生产儿童扭扭车、溜冰鞋的工厂打工，绽玉娟的工作是给扭扭车装上按钮，然后送检、填写报表。老员工讲了半个小时，就让她自己上手。她从没填过报表，遇到不会的地方，就跑去拽拽别人的袖子请教。到第三天，她已经像个熟练工，还可以帮帮没太学会的丈夫。
三个月过去，她已经适应了这份每天工作11小时、每月收入四千多元的工作。12月19日这天是绽玉娟的夜班，零点后，刚放下手里的活儿，她看到丈夫发来的消息：村里有房子塌了。几分钟后，又有同村工友打来电话，家里地震了。
她立即拨通了家里的号码，女儿告诉她，一家人都平安，但婆婆40多岁的外甥被压在房子下，家里人正在帮忙救援。
陈家村正在经历慌乱一夜。地震来临时，有村民在睡梦中被晃醒，来不及穿衣服就往外跑；有老人和小孩还没反应过来，被倒塌的墙面和屋顶埋在了下面。
跑出来的人们聚在广场上，陈家村微信通知群里，消息不停弹出：谁家房子塌了，谁家的人被压在下面了……村民们相互帮忙，在一堆堆砖块和木头中间，寻找着他们的亲人或是邻居。
救援力量到达时，村内大部分遇难者的尸体已经被抬出来，放在空地上。四社一位村民说，陈家村共有七个社，遇难者有二十余人，其中四社有八人遇难。
婆婆告诉绽玉娟，大家跑出来以后没有地方去，在村里空地上点燃玉米秆，围着坐了一夜。一整晚，绽玉娟和同在厦门的亲友们都盯着网上的直播，讨论着要不要回家。有人说，回去也帮不上忙。“我要回去”，她对丈夫说，“把孩子抱在怀里面，跟他们睡一会儿、玩一会儿也是好的。”
这天，光她知道的，至少有14个在厦门打工的老乡要赶回去。其中，一位和绽玉娟同村的朋友被告知，母亲压在屋子里已经确认遇难，他急匆匆搭上了最早一班飞机。
绽玉娟和另外四个人结伴往回赶，路上，他们讨论着村里的救援情况、可能收到的经济补偿，没有人提起和死亡有关的事。晚上八点多，在从兰州机场到陈家村的路上，绽玉娟收到朋友发来的视频，孩子们和奶奶坐在帐篷里，身上没看到明显的伤痕。
绽玉娟他们五个人赶到陈家村安置点，已经是20日凌晨一点，村民们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歇下。夜里气温降到了零下16度，五个人站在帐篷外围着火炉取暖，因为回来太匆忙，他们的身上都只穿着单衣。绽玉娟急着见孩子们，可电话打不通了。
夜深了，帐篷内慢慢安静下来，只有救援人员还在忙着安置刚回来的人、给没有厚衣服的村民找棉大衣。被安排在一顶帐篷落脚后，绽玉娟盯着一个睡去的女孩看了好一会儿，走到女孩脚边问，“这是？”孩子掀开被角，露出全脸，她有些失望——不是大女儿。
震后的第二晚，她又是一夜没睡。早上七点半，夫妻俩挨个掀开帐篷门帘，叫着孩子们的名字。在同排最里面的一个帐篷，终于有人应声，小儿子见到绽玉娟，抱着她亲个不停。
绽玉娟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孩子
“不让冬天闲着”
19日零点30分左右，已经睡下的马木海麦接到了堂弟的电话，“你快来”，堂弟语气急促，“两个小孩被压着了，没了”，说完，便匆匆挂掉了电话。
回家路上，马木海麦的脑子一团乱。一个月前，他通过劳务介绍到广州工作，这是近二十年来，他头一次出远门打工。过去，他总念着孩子还小，不想离家太远。如今，四个孩子中，大女儿和二儿子已经成家，最小的老四也已经九岁。他想，该出去赚点钱了。
地震的前一天，他和家里打视频，儿媳说两个弟弟太过调皮，他叮嘱两个孩子，“爸爸走了，你们要把嫂子的话好好听。”视频里，孩子笑着问他什么时候回家，“两到三个月，爸爸就回来了”，他说，那时候春天来了，临夏暖和点，就在家附近打点零工，能多陪陪家人。
19日下午2点多，马木海麦赶到陈家村，看到两个儿子躺在空地上，“没办法，送（下葬）掉吧”。
在这场地震中失去孩子的，还有同村另一位打工者佘满素。他原本计划着，等来年三月回家的时候，从惠州买一辆小自行车，那是19号晚上打视频电话时，他答应女儿的。作出承诺几个小时后，就传来了女儿去世、母亲和老婆受伤的消息。
一年365天，佘满素像候鸟一样，在南北方辗转，哪里有活儿就去哪里。西北的冬天太过寒冷，工地没法开工，为了不让冬天闲着，村里大部分务工者会去到南方城市——那里的厂子一年四季都招人，流水线工作，不需要太高的学历。
夏天，佘满素在新疆的工地上做杂活，十月底，他回到积石山待了十几天，便又和同村的两人结伴去到广东惠州，到一家电视机工厂打工。
他的任务是给电视机配件打上螺丝，每天工作约10小时，时薪是19元，这是经过几手劳务公司“层层抽成”后的价格。佘满素只读到小学一年级，这对他来说算是份不错的待遇，比在工地上搬砖轻松许多。他说，如果文化程度高点，就可以找到时薪30元的岗位。
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佘满素还是无法习惯没有孩子在身边的生活。只要一有休息时间，他就通过视频看看屏幕另一端的老婆孩子，常常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今年，他18岁的儿子第一次出远门，开启了家里又一代人的打工生活。
外出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佘满素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陈家村，无工可打的时段从十一月开始，持续到来年二月底，如果不出去，四个月的收入为零；以厂里每月五千元的工资为例，外出一个冬天，可以多赚两万元。
出于同样的原因，绽玉娟和丈夫在今年九月离家，坐上了去厦门的动车。在这之前，她的丈夫在积石山周边的工地上打零工，一天收入120到180元，疫情的三年间，一个月可能只有十几天有活干。绽玉娟一家7口人，“根本养不活”。
“这里一年四季都这样吗？”刚到厦门时，绽玉娟对这座南方城市充满好奇：冬天路上也能看到花花草草，气候不像西北那样干冷，闲暇时，坐两三站公交就可以到海边，脚踩在沙子上面，软软的。
一天24小时里，她无数次会想起孩子，最放心不下的是三岁的小儿子：“不知道这个时候他有没有哭，有没有闹？”
下班后到公园散步，看到别的父母带着孩子在沙滩上玩，绽玉娟总会心生羡慕，“要是把我的孩子带过来，也在这里玩，应该会很好。”她想起以前的夏天，他们一家人常带着零食到黄河边玩耍，看河里的人游泳。
第一次到海边，绽玉娟给孩子们打视频，女儿却没有想象中的兴奋，反而有些嗔怪，“你们去哪里玩了，都不带我。”这让她心里过意不去，再到景区时，她只敢拍张照片发过去，配上一句：好好学习，等你放寒假了，我带你来这里。
她喜欢厦门的生活，自由、湿润，与之相对的，陈家村则代表了封闭、落后与枯燥，除了回娘家和到亲戚家串门，她几乎很少出村，到了冬天，没事干，也没有钱赚。
一位村民走在陈家村震后的街道上
“被迫离开”的无奈
一位77岁的低保户说，“如果不是这（地震），没人会知道我们这里有多穷。”他和老伴、孙女住的没抹外立面的水泥砖房，是四年前政府给低保户建的安置房，和村里那些老旧的土房子相比，算是不错的。
积石山县曾是国列省列扶贫开发重点县，也是甘肃省23个深度贫困县之一，2019年，全县2989户13546人脱贫，53个贫困村退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15%，实现整县脱贫摘帽目标。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全县630户2821人剩余未脱贫人口全部脱贫，1389户5989人边缘易致贫人口消除返贫致贫风险，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2014年，厦门市海沧区与积石山县建立结对关系，厦门也成了当地外出务工的首选城市之一。记者采访到的村民大部分只有小学文化，他们就职的岗位集中在电子产品加工、健身器材加工、餐饮服务等行业。
找到小儿子的那天早晨，小儿子问绽玉娟，“你还要不要走？”
“我要走。”她说。
“能不能不走？”
“不走，在家里没钱呀。”
大女儿没有说话，站在一边流眼泪。
三个月前，她和丈夫去厦门那天，女儿也是这样哭，小儿子紧紧抱着她，不让她离开。
对于这种“被迫外出”的无奈，在积石山县从事多年劳务中介的马元深有体会。每年8月份开始，来向他咨询招工的人就多起来。他说，大部分找工作的人都更愿意在离家近的地方打工，“哪怕一个月只能赚三千，我们也愿意守着家里。”
近几年，县里为了鼓励大家外出打工，出台了很多务工奖补政策，比如发放交通补助、对稳定务工3个月以上的代表发放3000-10000元的补助。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22年10月底，县里共输转农村富余劳动力8.124万人。2023年以来，县劳务部门对接厦门、济南、中山、南京等30多家省外用工企业，动员有就业意愿的劳动力外出务工。
一位陈家村村民讲述了自己的打工史，13岁那年，他先是去了邻近的青海化隆县，15岁时从西北远赴上海，在电子厂干了14个月，因为是没到法定年龄的“黑工”，总被克扣工资。在近20年的打工生涯后半段，他的落脚点已经远至广东惠州，但他最怀念的还是开始在化隆那段时间：“都是家乡的人，说话、吃饭都是一样的。”
在陈家村四社村长韩志刚的记忆里，打工潮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村民们先是到新疆、青海从事建筑、修路等工作。大约是2018年，村里的青壮年开始去到广东、厦门和南昌等地务工，“以前去的都是男人，后来进电子厂的机会多了，很多女人也去了。”
四社一共有97户家庭，现在将近80%的人都在外地。打工的好处是经济状况终于有了起色，以前家家户户靠种植玉米、养牛羊维持生计，一年挣不到一万块，现在年轻人一个月在厂里就能挣到三四千。
随着外出务工的人越来越多，村里整体经济情况得到改善，韩志刚明显感觉到，近两年有钱了，读高中、上大学的孩子变多了。“像村里五六十岁的人，很多都是不识字的”，韩志刚说，自己只读到了小学二年级，如今他的孩子上小学一年至少要花费四五千。
让他犯难的是，村里也离不开年轻人。就像这次地震发生时，很多人家只有老人和孩子，“如果年轻人在，说不定能带着他们一起逃出来。”即使现在，搬运物资、安葬遇难者这些事情，也都需要从外地赶回来的年轻后生们操持。
一个19岁就离家打工、把父母也接去湖北定居的村民，这几天特意开车赶回了陈家村，他说，就是希望能给亲戚邻居帮上些忙。
村里的青壮年在搬运救灾物资
钱、房子、生计
沿着陈家村的路，随处可见掉落的砖块、瓦片和木头，甚至是被震掉的大铁门。道路两旁的院门被贴上了“可以入住”或是“不得入住”的字样。村里的屋院结构大体类似，三间主屋正对着大门，左右是两间侧屋。
散落在地的砖块里，有不少是空心砖。和绽玉娟一起从厦门赶回来的马文祥说，一块空心砖六毛钱，一块实心红砖则要一块多钱，为了节省成本，一些村民在建房时，会把空心砖和实心砖混着用。
倒塌的房子中，受损最严重的是土房和木头房。一位村民介绍，相较于水泥房，木房子除了成本低，保暖性和透气性也更好，房龄超过十年的房子，多采用砖加木头的结构。近几年新修的房子则以水泥砖房为主。
去年，马文祥夫妻俩用外出打工攒下的钱，在老旧木房旁边主屋的位置上，建起更稳固、牢靠的水泥新房，地基被垫得很高，从院子走上屋里，要踏上四级水泥台阶。在抵御自然灾害时，这样的房子显然更有优势，除了台阶和墙面有裂缝外，看不出太严重的破损。
这三间主屋的建造和装修花了大约18万，夫妻俩努着劲儿攒了一年多，政府可以补贴25000元，款项暂时还没下来。今年九月份，新房完成装修，两人还没有入住，就再次去往厦门打工，“不出去打工坐在家里没钱啊”，他说。
和马文祥夫妻俩一样，外出打工者们的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了盖房和装修上。
21日下午，绽玉娟推开自家院门，离家三个月，她仔细打量着屋子，地板砖裂开了一米多长的缝隙，原本贴墙站的衣柜移了位，离墙有十公分的距离，柜门齐刷刷开着把衣服“吐出来”，梳妆台上的瓶瓶罐罐掉落在地上。
家里主屋和侧屋都是三年前重新翻修的，今年刚装修完，总计花了30多万，包括公婆的“赞助”，以及借别人的10多万。夫妻俩计划，边打工边还。心疼损失的同时，绽玉娟又有点庆幸，新修的房子结实，如果是之前的土房子，大概率无法逃脱坍塌的命运，“要是家人没了，挣再多钱也没有用。”
一位少年走出自家搭起的帐篷
因为不知道怎么开口安慰，绽玉娟一直没敢去同村马海林家里看看。马海林是她婆婆的亲外甥，40多岁，在地震中遇难。
马海林家三间主屋和三间侧屋结构类似，墙面用的自制泥巴和成土砖，木棒和木板作屋顶，再盖上一层瓦片，几乎是当地“最低廉”的房子。主屋是十七八年以前修建的，墙体贴上了瓷砖，侧屋建的更早些。按当地风俗，公婆住进相对较新的主屋，马海林和妻子分别住在两间侧屋。他家日子不宽裕，马海林在乡里工作，妻子在家照顾老人和两个读初中的孩子，一家六口人全指着他五千多元的工资。
地震时，屋顶塌落的木板砸在马海林妻子身上，好在墙面是往屋外的方向坍塌，她扒开木板，从临近屋门的位置爬了出去。主屋损毁不严重，公婆也跑了出来。但马海林住的侧屋外面堆了一排玉米秆，压着墙面向屋内倒塌，砖和木头一起砸了下来。妻子叫了几声他的名字，没有人应。邻居过来一起帮着挖人，半小时后，马海林被抬出来，已经没了呼吸。
震后几天，外界的救援物资一批批送达陈家村安置点，但帐篷仍是紧缺，几家几户合住在一个帐篷里，一顶12平米的蓝色帐篷里，最多同时住着八九个人，想翻个身都困难。
走还是留，成了陈家村打工者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低温天气下，房屋重建工作无法进行，村民们可能要在帐篷或是活动板房中度过这个冬天。
绽玉娟还是决定要走，“在家这样待着，也没有什么事做”，她和老板请了十天假，延期不回，可能会被扣工资。
“这个工一年之内是打不了了”，马文祥夫妻俩商量着，老婆先出去打工，他留在家里。因为担心之后房屋定损、重修一类的事务，家里要留个主事的人。这天马文祥到凌晨三点都没能睡着，他在朋友圈写下：好多熟悉面空（孔）已隔离两世。
（应受访对象要求，文中马元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