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孔子是鲁国人，现在也可称为山东人。他生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各地负面新闻都很多，作为一个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孔子对包括鲁国在内的各诸侯国，都毫不留情地进行舆论监督。
在鲁国本地，被孔子盯得最紧的，就是掌权的季氏等三家大夫。三家有钱有势，不把鲁君放在眼里，甚至干出一些天子才能干的事。孔子完全不惧怕这样的黑恶势力，对他们的负面新闻，发现一件揭露一件。
比如最有名的：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第三》）
佾[yì]是古代跳舞的行列，也可理解为团体操，一行八人，八佾，就是八八六十四人，周礼规定，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不同的等级配不同的阵仗，可季氏在家里表演舞蹈时，竟然用八佾。孔子出离愤怒，才会说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金句。
类似的还有，季氏等三家在祭祖时，竟以《周颂·雍》这首歌来当结束曲；季氏甚至还去祭泰山。这些都是天子、诸侯才配干的，孔子同样毫不犹豫地指出，季氏等三家一再干出非礼（僭越）之事，到底我们要忍到什么时候？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论语·八佾第三》）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论语·八佾第三》）
孔子的学生冉有，给季氏当家臣，不但阻止不了季氏的僭越，还用心帮本来就富可敌国的季氏敛财，孔子怒了，公开宣布将冉有逐出师门：“他已经不是我学生了，你们可群起而攻之！”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第十一》）
孔子对本地的舆论监督，不限于此，可以这么说，他只要看到任何“灰色地带的东西”，不管是发生在国君、卿大夫、老百姓，还是发生在他的学生身上，都要发表异议，完全不顾被批评者的感受。他这么干，当然也是不希望别人看鲁国的笑话。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虽然是他说的（《论语·卫灵公第十五》），但他看别国的笑话，并对别国进行监督时，嘴上也毫不留情。
那时候的“国”，跟现在国的概念不一样，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不管大小，名义上都受一个共主——周天子所领导，所以“国”有点像现在的省，只不过独立自主性强一些罢了。孔子的跨国监督，其实更像是跨省或异地监督。
比如对晋、齐，孔子怼起这些地方领导人来，可不管什么霸主不霸主。他说晋文公诡诈而不正派；（《论语·宪问第十四》：晋文公谲而不正。）著名的齐国总设管仲，被孔子批评器量狭小，聚敛无度，不知礼。（《论语·八佾第三》：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如果说，晋文公、管仲这些人，都已经是历史人物，批评起来很安全，那么，当齐国发生重大负面新闻时，孔子不但以批判为武器，还想进行武器的批判：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论语·宪问第十四》）
陈成子即田恒，陈氏原是从陈国逃到齐国政治避难的大夫，在齐国改姓田，势力慢慢坐大，发展到田恒这一代，他干脆把齐简公杀了，独揽齐国大权，开启了田氏代齐的新世代。
这是孔子最担忧的“礼崩乐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所以他的表态，也是最强烈的一次：当时已离退在家的他，斋戒三日，沐浴更衣，上朝奏请鲁哀公，说齐国大夫陈恒把国君杀了，我们应该出兵征讨，以正纲常。
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干涉他国内政吗？当然不是，前面讲过，齐、鲁，都同属于周天子的诸侯，鲁国开国之君是德高望重的周公旦，可代天子行征伐。齐国发生了政治叛乱，鲁国名义上是可以出兵平叛的。
问题是，齐大鲁小，鲁哀公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哪有能力管，于是搪塞说，那你去跟季氏三家说吧。孔子说，我毕竟当过鲁国大夫，这样的大事不敢不来报告，您让我去跟三家大夫说，那我就去说咯。于是就跑去跟季氏等三家大夫说，齐国发生叛乱，我们得出兵平叛。季氏说你开什么玩笑，管好自己的事吧。孔子还是那句话：“我当过鲁国大夫，所以这事不敢不报告。”
言下之意，我尽力了。
表面上很无奈，其实也是一种表态。做不做，是你们的事；说不说，是我的事。所以那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可以这么理解：我不希望在鲁国出现的这些负面新闻，也出现在其他地方。
被孔子批评得最多的，还是卫国，特别是卫灵公。
卫国是孔子曾寄予厚望的地方，他不止一次想在这里谋个位，实现人生理想，可是，卫灵公却一次又一次让他失望。
首先，孔子希望卫灵公能行仁政，可卫灵公关心的，却是怎么强军，孔子撇下一句“我没学过”，第二天就走了。
第二次，孔子已在卫国呆了一个多月，却因卫灵公的好色而离开：某次，卫灵公跟他最宠爱的南子同乘一辆车出去玩，由宦官雍渠陪坐，让孔子乘另一辆车跟在后面，车队大摇大摆从街市上走过，灵公跟南子在车里调情，引发市民围观。孔子忍无可忍，又飙出一金句：“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完蛋操了，我就没见过跟好色一样好仁德的。
第三次，卫灵公死后，太子蒯聩因暗杀南子失败而流亡在外，卫人就立了太子的儿子姬辄继位。太子蒯聩不甘心，跟儿子争位，父子搞到刀兵相见。在位的姬辄有意思请孔子到卫国帮忙执政，孔子的学生子路问老师，卫君请你去，你首先要做什么。孔子说，那当然是“正名”，因为，名不正言不顺。
言下之意，卫国当今最大的负面新闻，就是国君得位不正，如果我去执政，首先就会把他父亲蒯聩请回来上位，等蒯聩死了，再由姬辄继位。
这已经超越“舆论监督”的范围，直接要把人家撸下来了，卫君能用他吗？自然是又一次不了了之。
卫国辖地为今天河南北部，这也可视之为，历史上河南人第一次被山东人跨省监督了。
对楚国的当红人物，孔子也是嘴上不饶人。
叶公，曾被黑化为“好龙”的那位，治理楚国的叶邑颇有政绩，孔子想去他那里寻找机会。两人刚见面，叶公就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我以法治叶颇见成效，百姓都很正直，有一个当父亲的偷了羊，他儿子都去举报他。
孔子一听，立马开杠：“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第十三》）我们那儿的正直是：父亲会为儿子隐瞒，儿子会为父亲隐瞒，这才是人性，才是正直。
得，叶公自然也不可能待见孔子了。
就这样，孔子一次次因为舆论监督而失去工作机会，搞到“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
可他不但不会后悔，反而对那些从不进行舆论监督者充满了鄙视。
子曰：“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第十七》）
乡愿，即那些看似老好人，却没有道德底线，只知道媚俗舔世的人。孔子认为，这样的人，正是道德的破坏者。
孔子之后一百年，另一位山东人，对“乡愿”骂的更狠——他就是有“亚圣”之称的孟子。
在《孟子·尽心下》中，孟子的学生万章问他，什么是乡愿，孟子说：“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像阉人一样只会讨好方方面面的好好先生，就是乡愿。
万章接着又问，既然那地方的人都说他是老好人，怎么会是“德之贼”呢？
孟子说：“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
你想骂他，又觉得他好像也没啥好骂的。他只是跟浊世同流合污，为人貌似忠厚老实，行为也规规矩矩，容易得到大多数人的喜欢，只是，这样的人，对公德、对正义毫无贡献，当然就是“德之贼”啊。
要不还得说，还是山东人说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