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我两年前就想写了，中间也好几次说想写，但一直没写。
最新的由头是前几天山东台吕台长那句“不做跨省的舆论监督”，“不看别人的笑话”，以及河南南阳火灾13学生遇难，张丰兄说“河南媒体不去采访，不去监督”，“连消防部门的通报都不发”。
所以，我想还是写一下新闻的“通报时代”。我的私心是希望以后还会有人提这个词，然后说是我提出来的，可惜我的勤奋和勇气与我的虚荣心完全不匹配。
为什么我很看重“通报时代”这个词？因为它有很强的符号意义，如果要写这几年新闻空间越来越窄憋的现实，相信我，不会有比这更合适的抓手。围绕“通报”，写个几万字的论文，绝对精彩，在此特别推荐学界的朋友写一篇，我草草说几句，就当抛砖引玉。
一、从丰县到上海
我是有条件写这个的，过去六七年我一直在做突发新闻报道。最早提“通报时代”是2022年2月丰县事件，那时感触很深，虽然在此之前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了。
以前不管怎样，媒体多少会有一点报道的，但到了丰县事件，媒体自主报道完全绝迹。就社会新闻而言，丰县事件是非常大的新闻：举国关注，只要上网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持续时间特别长，将近一个月（以目前的热点更迭速度，能持续一周已是大新闻）。然而这个量级的新闻，媒体几乎完全缺位，在此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每一天大家都在“等通报”。所有人都在网上说，“赶紧发通报啊”，我们对这个事情有哪些哪些疑问。然后一直没有媒体报道，媒体也在“等通报”（说明一下，不是记者不想报道）。所谓“通报时代”，就是“所有人都在等通报”，“没有新闻，只有通报”。最后被逼无奈，民众只能自发去做调查，有人被按住，有人虽然发出来了但很快被删除。
官方前后大概发了五次通报，从丰县到徐州再到江苏省，但每一次通报均引发了更多的质疑。没有媒体报道，单凭官方通报完全不能取信于人。直到最后，才有新华社和央视的报道，试图盖棺定论，但内容只是对最后一次通报的照本宣科，已经没有人信了。实际上，我个人大体相信最后一次的通报内容，它符合我的农村生活经验，但我更能理解公众的不相信。
丰县事件是一个典型案例，它具备了“通报时代“的所有特征：媒体报道的完全缺位，其他信息渠道的消声，官方通报成为唯一信源但无效。时至今日，丰县事件仍是不解之谜。
另外一件事是两个月之后的上海yq，体量更大。在我心目中，那是2022年最大的新闻，没有之一；就我的新闻从业生涯而言，堪比08年的汶川地震。它对中国的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可视为一个转折点，从很多方面都可以做如是观。同样，在漫长的三个月里，大家每天都在等上海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像样的媒体原创报道，极其罕见。
过去媒体发达的时候，上海那段时间的媒体原创报道，10万篇不夸张吧？全国几百家媒体，平均下来每天一篇原创报道，三个月也有10万篇了。对比一下08年汶川地震，稍微像样的报纸，每天何止一篇，动辄几个版，电视台更是全天播报。有心人可以统计一下，上海期间，全国媒体的原创报道（不算通报和转载）有多少篇？恐怕连1万篇都没有。此处需要学界发力，做一下量化数据分析。
上海清晰让我们看到了“通报时代”的后果，媒体不要说做瞭望者了，它连已经发生的错误都无法呈现，遑论纠正。就此可以宣告中国新闻彻底进入了“通报时代”。
此后很多新闻事件，都在呈现这一特征。
比如，贵州大巴侧翻致27人死亡，媒体只能照抄蓝底白字的几十字通报，能多写一句“据悉事故车辆为yq隔离转运车”，已是千中无一的良心媒体。
再比如北京长峰医院火灾，在官方通报出来之前，网上几乎看不到一张现场照片和视频，简直创造了现代社会的奇迹。
二、“通报时代”的内容生产和传播
先说内容生产。
以前的记者恐怕无法想象，在今天，“等通报”对于新闻生产有多重要。这么说吧，稍微有点敏感的新闻事件，如果没有官方通报，一律不报。
所以经常会听到领导问记者：“有通报吗？”“没有啊，没有先等等。”再积极一点的，“哎，让他们赶紧发个通报啊。”我有个前同事，搞了公号，名字有点黑色幽默，就叫“请以通报为准”。
以前当然不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年前，这种情况还不多见，有通报当然好，没有通报，内部检查确认事实无误，也就发了。但到过去两三年，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极其高频，极少例外。
原因很简单，“通报”就是官方背书，是护身符。万一有事，可以拿出来做挡箭牌，否则背不起这个责任。
从外在表现形式看，现在相当大一部分媒体报道，都是“抄通报”，甚至一字不改，一字不加。
问题在于，如果媒体都要等官方通报出来，那媒体算什么呢？不说别的，单说时效性，你还比官方通报慢，有什么价值呢？我之前说，如果说以前新闻市场规模价值100块钱，现在只值10块钱，就是这个意思。
即便行业里最牛的财新，也不能不拿官方通报作为挡箭牌。比如前些天疯传的那篇《嫌疑人srz之死》，也要等到一审宣判结果出来之后才能刊发。简单复盘一下：事情是2018年9月底发生的，中间有多个事件节点，包括三次尸检，嫌疑人被立案侦查，检察院提起公诉等等，正常情况下，这应该是一个连续追踪报道的题材，但要一直等到2023年11月一审宣判才能发出来，已时隔了五年之久。此处可以把判决书理解为官方通报的一种，是权威性更强但时效性几乎没有的通报。
再简单说几句受众。我已经很久不上微博了，但大致还有些印象。虽然业界还保留着对财新、澎湃、新京报这些媒体的尊重，但在微博，都是“谣媒”。何谓“谣媒”？跟官方通报不一致的，即为“谣媒”。经常可以听到的是“让子弹飞一会儿”，“不要急，等通报”。
在“等通报”的过程，受众逐渐形成了消费习惯，消费习惯再塑造价值观——在相当一部分受众眼里，“通报”即为事实。
最大的赢家是政务号：各类“XX发布”“XX平安”成为超级大号，比很多媒体的粉丝还多，也就是说，今天很多人获知信息，不是来自媒体，而是来自官方。有心人如果统计一下政务号的发展趋势，与媒体的影响力进行对比，很可能正好呈现一条交叉的曲线。
如果要写“通报时代”，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章节：官方通报怎样一步一步成为一个份量越来越重的信息渠道？比如说，微博头条抖音快手这样的平台，是如何扶持这些政务号的？GR（政府关系）在这类公司中是如何运作的？背后的原因并不复杂，正如媒体会拿官方通报背书一样，政务号也是平台生存至关重要的一个工具。
所以“通报时代”是一个各方共谋的结果，但背后都指向了一个源头。
也许有人会说：信官方难道有错吗？如果官方的透明度越来越高，信息越来越多，它替代媒体有什么问题呢？
这里提两件事：一个是去年3月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关于政务公开的第六章被整章删除；另外一个是裁判文书网，虽然保留下来，但大缩水已是必然，以后想看到srz案这样的判决书，恐怕难了。
所以，所谓“通报时代”，就是一个公权大幅扩张，媒体同步萎缩的过程。
说回山东台吕台长那句话。他当然该骂，但不能只骂他，那也是捏软柿子。在我看来，山东台还算好的，过去这些年，除了上海台和山东台，大部分地方台早就不做新闻了，也就吕台长，还会在同行面前说不做跨省舆论监督——拜托，在同行眼里，这还算议题吗？
以及南阳火灾，河南媒体连消防通报都不发，看来中国新闻不仅进入“通报时代”，现在还要进入“不通报时代”了。用张丰兄的话说，“估计权力也会惊诧甚至失望：也不给我一个机会来禁止？”
“通报时代”是媒体人的悲哀，但我不想传递悲观。
越是这种时候，还在坚持报道真新闻的媒体和媒体人就越是可贵，比如这次南阳火灾，除了财新，其他媒体也在跟进，三联/南周/中青/都有报道。除了媒体，还有个人，比如前面提到的张丰，基本上每天一篇——写到这里，我去看了一下他的公号，一分钟前又发了一篇：《记住13个孩子死去的样子》。还有之前提到过的褚朝新、宋志标、余少镭，“越秀山边”和北青“深一度”。这里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公号：“鸡蛋bot”，我愿意称它为最好的新闻自媒体，一个很年轻的年轻人写的，特别棒。
人生了这张嘴，不仅仅要吃饭，更要说话。少看通报多说话，与诸位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