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我两年前就想写了,中间也好几次说想写,但一直没写。

最新的由头是前几天山东台吕台长那句“不做跨省的舆论监督”,“不看别人的笑话”,以及河南南阳火灾13学生遇难,张丰兄说“河南媒体不去采访,不去监督”,“连消防部门的通报都不发”。

所以,我想还是写一下新闻的“通报时代”。我的私心是希望以后还会有人提这个词,然后说是我提出来的,可惜我的勤奋和勇气与我的虚荣心完全不匹配。

为什么我很看重“通报时代”这个词?因为它有很强的符号意义,如果要写这几年新闻空间越来越窄憋的现实,相信我,不会有比这更合适的抓手。围绕“通报”,写个几万字的论文,绝对精彩,在此特别推荐学界的朋友写一篇,我草草说几句,就当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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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新闻“通报时代”
作者: 彭远文
发表日期:2024.1.22
来源:微信公众号“往事与随想”
主题归类:新闻审查
CDS收藏:公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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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丰县到上海

我是有条件写这个的,过去六七年我一直在做突发新闻报道。最早提“通报时代”是2022年2月丰县事件,那时感触很深,虽然在此之前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了。

以前不管怎样,媒体多少会有一点报道的,但到了丰县事件,媒体自主报道完全绝迹。就社会新闻而言,丰县事件是非常大的新闻:举国关注,只要上网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持续时间特别长,将近一个月(以目前的热点更迭速度,能持续一周已是大新闻)。然而这个量级的新闻,媒体几乎完全缺位,在此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每一天大家都在“等通报”。所有人都在网上说,“赶紧发通报啊”,我们对这个事情有哪些哪些疑问。然后一直没有媒体报道,媒体也在“等通报”(说明一下,不是记者不想报道)。所谓“通报时代”,就是“所有人都在等通报”,“没有新闻,只有通报”。最后被逼无奈,民众只能自发去做调查,有人被按住,有人虽然发出来了但很快被删除。

官方前后大概发了五次通报,从丰县到徐州再到江苏省,但每一次通报均引发了更多的质疑。没有媒体报道,单凭官方通报完全不能取信于人。直到最后,才有新华社和央视的报道,试图盖棺定论,但内容只是对最后一次通报的照本宣科,已经没有人信了。实际上,我个人大体相信最后一次的通报内容,它符合我的农村生活经验,但我更能理解公众的不相信。

丰县事件是一个典型案例,它具备了“通报时代“的所有特征:媒体报道的完全缺位,其他信息渠道的消声,官方通报成为唯一信源但无效。时至今日,丰县事件仍是不解之谜。

另外一件事是两个月之后的上海yq,体量更大。在我心目中,那是2022年最大的新闻,没有之一;就我的新闻从业生涯而言,堪比08年的汶川地震。它对中国的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可视为一个转折点,从很多方面都可以做如是观。同样,在漫长的三个月里,大家每天都在等上海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像样的媒体原创报道,极其罕见。

过去媒体发达的时候,上海那段时间的媒体原创报道,10万篇不夸张吧?全国几百家媒体,平均下来每天一篇原创报道,三个月也有10万篇了。对比一下08年汶川地震,稍微像样的报纸,每天何止一篇,动辄几个版,电视台更是全天播报。有心人可以统计一下,上海期间,全国媒体的原创报道(不算通报和转载)有多少篇?恐怕连1万篇都没有。此处需要学界发力,做一下量化数据分析。

上海清晰让我们看到了“通报时代”的后果,媒体不要说做瞭望者了,它连已经发生的错误都无法呈现,遑论纠正。就此可以宣告中国新闻彻底进入了“通报时代”。

此后很多新闻事件,都在呈现这一特征。

比如,贵州大巴侧翻致27人死亡,媒体只能照抄蓝底白字的几十字通报,能多写一句“据悉事故车辆为yq隔离转运车”,已是千中无一的良心媒体。

再比如北京长峰医院火灾,在官方通报出来之前,网上几乎看不到一张现场照片和视频,简直创造了现代社会的奇迹。

二、“通报时代”的内容生产和传播

先说内容生产。

以前的记者恐怕无法想象,在今天,“等通报”对于新闻生产有多重要。这么说吧,稍微有点敏感的新闻事件,如果没有官方通报,一律不报。

所以经常会听到领导问记者:“有通报吗?”“没有啊,没有先等等。”再积极一点的,“哎,让他们赶紧发个通报啊。”我有个前同事,搞了公号,名字有点黑色幽默,就叫“请以通报为准”。

以前当然不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年前,这种情况还不多见,有通报当然好,没有通报,内部检查确认事实无误,也就发了。但到过去两三年,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极其高频,极少例外。

原因很简单,“通报”就是官方背书,是护身符。万一有事,可以拿出来做挡箭牌,否则背不起这个责任。

从外在表现形式看,现在相当大一部分媒体报道,都是“抄通报”,甚至一字不改,一字不加。

问题在于,如果媒体都要等官方通报出来,那媒体算什么呢?不说别的,单说时效性,你还比官方通报慢,有什么价值呢?我之前说,如果说以前新闻市场规模价值100块钱,现在只值10块钱,就是这个意思。

即便行业里最牛的财新,也不能不拿官方通报作为挡箭牌。比如前些天疯传的那篇《嫌疑人srz之死》,也要等到一审宣判结果出来之后才能刊发。简单复盘一下:事情是2018年9月底发生的,中间有多个事件节点,包括三次尸检,嫌疑人被立案侦查,检察院提起公诉等等,正常情况下,这应该是一个连续追踪报道的题材,但要一直等到2023年11月一审宣判才能发出来,已时隔了五年之久。此处可以把判决书理解为官方通报的一种,是权威性更强但时效性几乎没有的通报。

再简单说几句受众。我已经很久不上微博了,但大致还有些印象。虽然业界还保留着对财新、澎湃、新京报这些媒体的尊重,但在微博,都是“谣媒”。何谓“谣媒”?跟官方通报不一致的,即为“谣媒”。经常可以听到的是“让子弹飞一会儿”,“不要急,等通报”。

在“等通报”的过程,受众逐渐形成了消费习惯,消费习惯再塑造价值观——在相当一部分受众眼里,“通报”即为事实。

最大的赢家是政务号:各类“XX发布”“XX平安”成为超级大号,比很多媒体的粉丝还多,也就是说,今天很多人获知信息,不是来自媒体,而是来自官方。有心人如果统计一下政务号的发展趋势,与媒体的影响力进行对比,很可能正好呈现一条交叉的曲线。

如果要写“通报时代”,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章节:官方通报怎样一步一步成为一个份量越来越重的信息渠道?比如说,微博头条抖音快手这样的平台,是如何扶持这些政务号的?GR(政府关系)在这类公司中是如何运作的?背后的原因并不复杂,正如媒体会拿官方通报背书一样,政务号也是平台生存至关重要的一个工具。

所以“通报时代”是一个各方共谋的结果,但背后都指向了一个源头。

也许有人会说:信官方难道有错吗?如果官方的透明度越来越高,信息越来越多,它替代媒体有什么问题呢?

这里提两件事:一个是去年3月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关于政务公开的第六章被整章删除;另外一个是裁判文书网,虽然保留下来,但大缩水已是必然,以后想看到srz案这样的判决书,恐怕难了。

所以,所谓“通报时代”,就是一个公权大幅扩张,媒体同步萎缩的过程。

说回山东台吕台长那句话。他当然该骂,但不能只骂他,那也是捏软柿子。在我看来,山东台还算好的,过去这些年,除了上海台和山东台,大部分地方台早就不做新闻了,也就吕台长,还会在同行面前说不做跨省舆论监督——拜托,在同行眼里,这还算议题吗?

以及南阳火灾,河南媒体连消防通报都不发,看来中国新闻不仅进入“通报时代”,现在还要进入“不通报时代”了。用张丰兄的话说,“估计权力也会惊诧甚至失望:也不给我一个机会来禁止?”

“通报时代”是媒体人的悲哀,但我不想传递悲观。

越是这种时候,还在坚持报道真新闻的媒体和媒体人就越是可贵,比如这次南阳火灾,除了财新,其他媒体也在跟进,三联/南周/中青/都有报道。除了媒体,还有个人,比如前面提到的张丰,基本上每天一篇——写到这里,我去看了一下他的公号,一分钟前又发了一篇:《记住13个孩子死去的样子》。还有之前提到过的褚朝新、宋志标、余少镭,“越秀山边”和北青“深一度”。这里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公号:“鸡蛋bot”,我愿意称它为最好的新闻自媒体,一个很年轻的年轻人写的,特别棒。

人生了这张嘴,不仅仅要吃饭,更要说话。少看通报多说话,与诸位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