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个小故事吧，上赛季初期，中超的山东泰山队主教练郝伟被有关部门带走，几轮后韩国足坛教父级人物崔康熙上任。当时为了欢迎新主帅，有泰山球迷挂出了崔康熙身穿龙袍的合成照片，称其为“康熙大帝”。
这个梗其实并不新鲜，毕竟崔康熙此前在中超已经有过两次执教经历，许多球迷都这样称呼他，何况还有那档经典台湾综艺节目“康熙来了”珠玉在前。但立刻有人跳了出来，认为球迷此举简直是“辱国”，原话是“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形象来舔一个外国老头，这是对中国历史伟大人物的侮辱，也是民族自信心的沦丧。”
你看，这个社会上总不缺这样的人，干啥啥不行，上纲上线第一名。
我从不认为康熙是什么伟大人物，所谓“康乾盛世”水分也很大。更何况，在现代文明社会，伟大与否与能不能拿来调侃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
思维停留在前清时代的人当然不会懂，你没法指望那些将康熙视为伟大人物、脑袋后面没辫子但心里却有辫子的人，能够站起来而不是跪着思考问题。他们的自尊心其实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自己心里住着的皇帝。所以，当别人不肯跟他一起跪下时，他就会很激动。
昨天，中超的山东泰山队踢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在亚冠淘汰赛中客场4:2击败日本川崎前锋队，实现两回合总比分逆转。开局的2:0冲击波和补时读秒阶段的绝杀球，着实令人热血沸腾。在后金元时代，中超球队能在亚冠赛场上踢成这样着实不易。
最值得赞美的是主教练崔康熙。去年接手山东队时，他绝对是临危受命。上赛季开始没多久，山东队原主教练郝伟、前国脚金敬道、曾经的中国足球第一希望之星郭田雨都被有关部门带走。同样被带走的还有曾经的韩国K联赛MVP、中场核心孙准浩，他在山东泰山队中的战术地位极其关键。
伤筋动骨、士气大挫的泰山队，在联赛前八轮只有一胜，悲观者已经提出保级问题。但崔康熙来了之后呢？球队一路追赶，冲到联赛第二的位置，并在遭遇一次次离谱判罚的情况下，将联赛冠军悬念保留到最后阶段。亚冠小组出线，足协杯也进了决赛。
能够在短时间内让一支风雨飘摇的球队脱胎换骨，崔康熙的水平不言而喻。但在简体中文网络关于崔康熙的文章里，“低情商”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词。文章里总是说，崔康熙治军严厉，但性格固执、情商太低，无法处理好人际关系。
可是，一个能够迅速调整球员心态、增强团队凝聚力、使团队迸发最大战斗力的主教练，一个能够捏合、把控整支球队的人，你说他没情商，骗谁呢？
唯一的解释是，你说的情商跟真正的情商不是一回事，这其实也是中国社会的常态。
在现实中，我们会发现许多词都遭到曲解。甚至可以说，在无逻辑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再好的词也会被弄得面目全非。
“感恩”就是个例子，往往被用来进行道德绑架和混淆是非，比如家庭里的“我一把鼻涕一把泪把你拉扯大，你居然25岁了还不结婚生孩子，你对得起谁”，又比如面对社会阴暗面时，不问是非先说“感恩”。
“中庸”也是如此，所谓“中庸之道”是指待人接物不偏不倚，不因个人喜好而有偏颇，也不因对方的权力地位而偏颇。可许多没文化的人直接将之等同于“和稀泥”，变成了“谁也不得罪”（当然，得不得罪主要看人，有权有势的首先不能得罪）。
“情商”也是一个完全被曲解的词。按照定义，它包括自我意识、控制情绪、自我激励、认知他人情绪和处理相互关系这五种特征，是一个人内在能力的表现。不过它早已经被歪曲化，变成了“会说话，不得罪人”，变成了市侩圆滑，变成了表里不一和口是心非，很多人将情商当成了能否升官发财的关键。
从这一点来说，崔康熙当然没有“中国式情商”，因为老头子确实很固执，强调专业，不喜欢迎合。
这段时间一直被骂的梅西，其中一条骂名也是“低情商”。不过有意思的是，也有许多说梅西情商低的人，实际上是打算以此为他辩护，认为他不是有心敌视，不是不尊重领导，只是情商太低。
这种辩护也很可笑，因为跟不跟领导握手，其实真的跟情商无关。当然，跟村长科长握手都要弯弯腰的人不会懂这个。
有人曾经这样总结：“中国式情商，并不是真正的情商。在中国式情商里，并没有热情、自制、激情、坚持，以及自我激励和鞭策、鼓舞。有的只是左右逢源、拐弯抹角，甚至是口是心非，满嘴谎言。”
更有趣的是，情商里的那些要求，比如相处的分寸感、不强加于人、说话的艺术等，都被视为一种“对别人的要求”。那些喜欢把情商挂在嘴边的人，往往毫无分寸，也毫无说话的艺术，但这不妨碍他们对别人进行指控和要求。
比如说，A不爱应酬，但被B逼着去应酬，A到了现场有些木讷或者冷淡，B就会说A没情商。可是，B从来不会考虑自己逼着别人去应酬，这种毫无分寸感的表现是不是“没情商”。
中国人对“情商”的歪曲，主要基于人情社会。新年期间，“回县城过年被暴击”成了热门话题。抛开各种故事中的流量成分，它的确呈现了一种社会现实。
但如果对这种“现实”的理解停留在县城生活的巨变，那就浮于表面。留在县城的老同学开豪车、搞市政工程，体制内家庭无比安逸，还有商业体的繁华之类，内核不过是人情社会的阶层板结固化加落后地区的“反应迟钝”而已。
小县城乃至三四五线城市，还有那些经济相对弱势的省会城市，体制内家庭更为板结化，往往是“全家都是体制内”，父母是，孩子当然也跟着是。毕竟在这样的地方，体制内是唯一收入稳定的地方，而且还意味着较高的社会地位。这种家庭自然是滋润的，毕竟地方财政全靠转移支付养着，至于基建，基本都是靠城投债撑着。通过关系做生意的空间也更大，政府工程当然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做的。相比互联网等行业遭遇暴击、发达地区的体制内降薪，县城只是反应迟钝而已。
我的朋友明扬前两天也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互联网大厂员工回家乡过年，年薪百万仍然不受待见，原因是他在老家亲戚眼中完全没有利用价值。相比之下，在县城里做个实权部门的科级干部，那就已经是当地的“上等人”，享受着巨大的社会红利，比如子女入学等办事优势，在亲戚眼中也有极高的“利用价值”。因为越是小地方，关系网就越重要。如果一个人放弃互联网大厂的百万年薪，回县城老家考个公务员，在家族中的地位立刻会从底层跃居排名前列的潜力股。
当然，人情社会无处不在，农村的人情之风更盛。所谓礼尚往来，往往都是你给我多少礼金、我给你多少红包的斤斤计较。县城强调的关系网，大城市同样强调，唯一区别是大城市除了体制内之外，还有外企与私企等其他选择，小县城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正是因为人情社会的根深蒂固，所以中国人对“人情世故”才会如此看重，才会对“不跟领导握手”之类的事情如此敏感。
美国学者易劳逸曾在《家族、土地与祖先》一书中概括了古代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几大特征——
“首先，中国曾是一个以社会地位为本位的社会。中国人都十分清楚社会是一个由不同阶层构成的结构，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十分清晰的位置，而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则取决于他们各自的位置。虽然两个人在社会分层中处于同一阶层，并因此处于同等的社会地位，但大多数地位关系都是一种垂直结构：一个人地位相对较高或相对较为权威就必然意味着另一个人地位相对较低并需要依附地位较高的人。
其次，中国人倾向于建立一个由‘有用的’人组成的人脉圈子或者关系圈子。中国人早在儿童时期，在家庭社会化过程中就清楚的意识到，一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是无法在社会上立足的。他们因此放弃个人独立自主权而去寻求他人的支持、指导和保护。一个中国人写道：‘中国人关于互相依存的观念，与西方人依靠自己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人们非常渴望与有钱有权以及有影响力的人建立关系，即使与邻居、同时或同学之间的关系也被塑造成为一种将来可以利用的关系。
第三个特征是关注‘面子’。‘面子’是取决于他人判断的一种自尊。一个人如果在别人那里有声望或者有个好名声就是‘有面子’。中国人非常看重恰当的和道德的行为，也非常在意是否‘丢脸’。”
这几个特征的概括，直至今日仍然相当靠谱。如今的中国人，仍然强调社会等级和身份，重视关系，也要面子。要做成一件事，最有把握的方式就是“认识人”。
所以易劳逸还写道：在中国，互动关系中的下级对待上级总是特别顺从，在对待上级的态度上总是迁回的，非常不愿意提出批评意见，并且特别乐于取悦有权力的人。在中国，当一个人第一次见到某个人时，总是尽快去了解这个人的背景：他是个什么官？他家里有什么背景（他的父亲是官员还是学者，是穷还是富，或者是个无名小卒）？他有钱吗？他过去在哪里上学？他拥有什么学位？通过搞清楚这个人拥有多少财富和何种权力、受过何种教育等判断出这个人处于哪个社会阶层，才有可能采取合适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人。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的结构是何等根深蒂固。
这三个特征的本质就是“权威依附模式”，或是“主奴根性”，家庭中强调父权、手工业中强调师徒关系，官僚体系则强调上下级关系。而且，人们会在特定社会圈子里做“主子”，但随时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奴仆，比如有人在家中显示权威，但出门见到官员立刻下跪。这也造成了一个更糟糕的问题：中国人普遍缺乏抽象的正义原则，因为是非观念不是根植于自己的独立判断，而是根据社会圈子而变化，一个人无法“自己对自己负责”。
易劳逸对古代中国很感兴趣，将之视为一个迷人国度，他对近世中国的剖析也非常细致和严谨，也正因为这样，他对中国古代社会未能及时转变感到失望。对专制的顺从，对国家主义的向往，本质上都是对传统的“坚持”。中国人社会行为的第一基本原则，就是“对权威表现出明确的服从态度”。
在这种态度之下，对人情世故的看重、对“情商”的歪曲、对体制内工作的看重，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