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0日，唐正琪于日本东京去世，享年27岁。在生前身后的报道里，她似乎一直只是“人权律师的女儿”。
在她短促的人生里，父亲唐吉田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是他的女儿，唐正琪被迫失学，在公益机构里长大，从未有过一个正常的童年。也正因如此，她窥见了一个名为“公民社会”的世界。
像父亲那样，为了捍卫人权，搭上个人自由和身心健康？还是满足母亲的期盼，两耳不闻窗外事，甘于安稳却平庸的人生？摆在年轻的唐正琪面前的两条路，在当今中国根本上无法调和与兼容。
身为人权律师的女儿，意味着儿时的家庭创伤、被剥夺的教育机会，却也可能是另一个对她开放的世界的“捷径”。但她决绝地舍弃这一标签，一心想靠自己的努力赢得认可，按照自己的意愿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2019年，她远赴日本，打工，申请大学，跟朋友看樱花，过得拮据却快乐，探索既能有正常私人生活，也能参与公共的路径。
然而，突如其来的疾病，让唐正琪的第三条“中间道路”戛然而止，她丧失了自由意志和话语权，重新跌落回属于“人权律师的女儿”的宿命。生死之间，皆躲不过披着“国家安全”之名的魅影纠缠。
撰稿：萤光
编辑：桑尼 部落格
平台编辑：穿墙而过
“主啊，你知我无良友像你，天堂若非我家，我必流离无依……”在一片唱诗和祷告声中，27岁的唐正琪（小名：琪琪，キキ）走完了在日本东京求学的最后一站。
3月2日上午，近50位各界人士参加了唐正琪的告别礼拜仪式。他们主要是她的父亲唐吉田的朋友、关心中国人权的在日华人、媒体人等。事后媒体报道多聚焦于唐吉田终究未获准出境办理女儿丧事、甚至再度在国保控制下失联，理由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人权律师团体持续呼吁的努力付诸东流。
十天前的2月20日，唐正琪在感冒发烧三天后患肺炎去世。在许多人眼中，这不啻为一种“解脱”。此前长达近三年时间，因肺结核引发的脑膜炎，她始终处于深度昏迷中，依靠人工呼吸机维持生命。从老家吉林赶来照料的母亲刘凤岚，几乎寸步不离，和她一起困在不到20平米的一室户里。
“琪琪是整个事件中最悲惨的人，从小没有受到很好的照养，刚要独立开始新生活就病倒了……”一位曾去探望过唐正琪的中国民间人士记得见过一张照片，病榻上的她因长期插管，面目已经变形，身上却还铺着写有倡导标语的横幅，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除了‘人权律师女儿’之外，有多少人在意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孩子，有着怎样的梦想吗？”
倔强的中国留学生
举行葬礼的殡仪馆靠近御花茶屋站。据传，幕府时期的一位将军因打猎时胃痛在此休息，受到茶屋老板的女儿悉心照料后痊愈，便以她的名字“花”将茶屋更名。葬礼上，唐正琪生前在日语学校的同窗友人未见出席，只有班主任老师来到葬礼现场，对于未能帮助她圆大学梦深表遗憾。
经过两年学习，唐正琪通过了日语N1（最高等级）考试，但申请东洋大学却遗憾落榜。2021年4月，在单人公寓里倒下之前，她已经在另一所专门学校（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机构）就读，就此解决了签证问题，准备再次申请。
在首次大学申请的志愿书中，唐正琪写道，她从网络新闻获知有支援未成年人上学的NGO存在，但做了各种调查研究后发现，大部分援助都针对男孩，即使是接受支援的家庭，也都优先给男孩，甚至把女儿拿到的支援金全部拿给儿子。
“如果能够学习，女孩也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贫困和家庭歧视中逃脱，她们的人生肯定可以发生改变。”唐正琪称，她梦想在将来成立一家专门支援女孩上学的NGO。因此，她希望进入大学后能够进行三个方面的系统学习：
一是社会学相关知识，比如不让孩子接受教育，是否和地区独特的文化环境有关，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如何互相影响，包括家族中女性是否有工作会对家庭有怎样的影响等；二是社会调查方法和数据分析，她特别提到想增进自己与他人交流的能力；三是心理学相关知识，以改善失学女孩的心理状态，“因为家庭原因而没有办法上学的女生们，她们心里面会面临很强的压力，我认为她们陷入了没有希望的状态。我想要给她们勇气，想要给她们援助，想要让她们可以去学校。”
据《端传媒》此前报道，唐正琪对性别平等的活动特别感兴趣。她曾和父亲唐吉田谈论，自己感受到日本男权社会色彩太浓，女性话语权很少，包括课上女老师的评论从男性视角出发，她对此特别提出了不同意见。
唐正琪出事后，在日中国留学生海月在媒体上读到上述志愿书，长叹了一口气。比起非名校不考的留学生，海月认为唐正琪在择校方面相当务实，无奈“这份志愿书写得太普通了”，她似乎刻意回避了一部分的自己独特而重要的经历，反而就像普通城市中产孩子写出来的文书那样“看起来太‘漂亮空洞’，也太‘事不关己’”，“否则或许她能进更好的学校。”
东京大学教授阿古智子与唐吉田是旧识。她长期使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现代中国问题，在此过程中与中国人权律师及其家人保持密切互动。因此，女儿要来日本留学，唐吉田便拜托阿古帮忙照顾。然而，唐正琪到东京后，长达半年时间一直没来见她，令他们一度感到担心。为了减小她的经济压力，阿古智子还曾几次邀请“琪琪”到家里来免费借住，也都被她一一婉拒，“没关系，我可以自己解决。”
阿古智子家是一座三层独栋住宅，地处东京繁华的城市中心，装修雅致而充满人文气息。时常有中国访客在此借住或聚会，其中不乏受打压的其他人权律师的孩子，每每围绕人权、国际关系、社会问题等，展开批判性的交流。唐正琪也很愿意参与和中国问题相关的讨论，不过她经常推说“很忙”不能来，在人群中话也不多，没有给阿古智子留下深刻印象。较为特别的是，唐正琪是少有的更愿意用日语而非中文直接与她对话的中国人。
2020年11月，唐正琪最后一次来到阿古智子家吃饭，这也是两人唯一一次面对面单独交流。阿古智子向“WOMEN我们”回忆，当时唐正琪讲起，同在麦当劳店打工的一个女孩自杀未遂，手上还能看到伤痕，她略带批评的口吻谈道，“像这样自己伤害自己很傻，（导致）工作效率也很低。”
阿古智子随即开导她：每个人都有特殊的成长背景，家庭、生活环境不好，没有条件学习，不能说是“傻”。她顺势提起唐正琪的大学志愿，建议她学习心理学，更多理解别人的心理状态。“我记得那一天她表现得非常理解，还说‘下个月还想到你家，跟你一起聊天’，好像很开心的样子。”阿古智子说。后来她果真听取了这一建议，修改了志愿书。
唐正琪租住的葛饰区，位于东京都市圈边缘，房租相对较低。不到20平米的一居室，月租约6万日元，加上水电、网络费用，折合近四千元人民币。海月前去探望时注意到，这个公寓楼很新，有自动门锁，一楼就是以物美价廉著称的日本业务超市，附近还有沿河的公园，“是便宜的房子中比较好的。”这让她感到，唐正琪颇有自己的主见和眼光。
但这还是给她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当初她不顾母亲极力反对留学，单方面断绝来往，除了此前自己工作积攒的一点积蓄，只能靠窘境中的父亲东拼西凑供她留学——考学失利后还要“复读”一年，只会让她压力更大。周末她去麦当劳打工，时薪折合人民币70元左右，按照在日留学生每周20小时的打工时间限额，月薪顶多5600元，只能覆盖她的开销不足六成，更何况疫情期间工作时长只会缩水。
据阿古智子了解，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母亲托赴日的朋友给她带来钱和礼物，她愣是拒绝会面。因为学习成绩不错，后来她获得了学校每月人民币两千元左右的奖学金，经济困难才稍微缓解。不过，她身后还是留下了一笔数额不大的网贷。
“她在日本时一直很低调，国内的政治迫害还伸不到她身上来，”海月认为，唐正琪的遭遇更像是许多中国穷留学生的典型困境：“省吃俭用”地过日子，“穷忙”之下更没有时间精力社交。她猜测，唐正琪后来之所以发病如此险恶，可能跟营养不良、睡眠不足导致免疫力差有关，加上缺少家人支持，又不愿和朋友商量、求助，这才延误了治疗。
阿古智子说，日语学校的班主任也曾评价，“琪琪的性格是比较顽固的。”老师曾建议，提前和她一起练习模拟面试，她不太接受，自认为报考的学校比较简单，有信心通过。等到真正面试时，她却发挥失利，说不出话来。
另一方面，也有时运不济的原因。阿古智子曾在社交媒体撰文指出，近年来，在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指导下，日本的大学不得不严格限制招生名额，导致进入大学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很多大学对英语成绩也有了较高要求，无怪乎老师要求唐正琪重点关注英语，她的房间里也被发现有许多英文教辅书。
“我觉得琪琪自己也有一些心理问题。她比较自立，是不想靠别人的那种孩子，否则她完全可以放松一些，但是很可惜……”阿古智子感慨，“这是因为小时候的环境造成的，还是她的个性使然，我也搞不清楚。”
被“监护”在公益机构的“小大人”
事实上，唐正琪就是曾因家庭原因失学的女孩中的一员。从她九岁那年起，父亲唐吉田辞去吉林延边州检察院的公职后，辗转深圳、北京、安徽等地做律师，陆续代理征地强拆、上访、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者、法轮功学员等维权案件，唐正琪也曾短暂地随迁到深圳上小学；待到十五岁时，她不得不离开传统学校教育的轨道，时值2012年年初，唐吉田因“茉莉花事件”被北京警方非法拘禁近一个月，受尽折磨，染上肺结核。
那几年里，公民社会方兴未艾，唐吉田频频越过“红线”：例如，2008年推动北京市律师协会直选，签署《零八宪章》，后来他因退庭抗议风波被“清算”，于2010年被吊销律师执业执照。当年，他依旧活跃于农村土地维权、批判重庆打黑、反酷刑等公共行动和倡议。也是这一年，因为对事业发展的分歧，他和妻子在起初瞒着女儿的情况下离婚——此前他已经结交了同在维权圈的新女友。
刘凤岚曾向阿古智子诉苦，刚结婚时，唐吉田曾因为看到她和别的男人说话而动手打她，后来他经常被警察跟踪骚扰，国保还会上门核实他的行踪，令她和女儿紧张不已。在这样的高压氛围下，母女俩的关系也伴随着控制、冲突和暴力。
据《端传媒》此前报道援引唐吉田朋友的说法，由于父亲受当局打压，唐正琪在学校被区别对待，父亲也不希望她接受“洗脑教育”，“就这样失学了。”
曾在南京民间公益组织“天下公”工作的何佳告诉“WOMEN我们”，人权律师子女的受教育权屡屡受到侵犯，比如“709律师”王全璋、李和平的子女都曾遭遇逼迁、被学校拒绝入学或被迫休学。“有的当地国保也会和老师打招呼，偷偷告诉其他老师同学，孤立人权律师的孩子。”2013年下旬，何佳曾和唐正琪有过几个月的短暂相处，她回忆，“小唐具体在学校有什么遭遇，她没怎么跟我们说。”
印象最深的是冬天的某个傍晚，唐正琪跟着她回住处借书看，两人一起坐在床边，聊了很多。何佳依稀记得可能推荐了当时畅销的某些公知著作，其中还有一本有许多动植物插图的航海日志，她俩都觉得很有趣。“小唐”慢慢讲起小时候一些不太愉快的记忆，还说“你要是我的妈妈就好了”。
那一刻，何佳仿佛看到“小小的她在东北的雪地里无助地哭”，“当时我正怀着我的女儿，听到这句话很讶异，也很心疼，却不知怎么回应……也因为这次长谈，我从没觉得小唐叛逆，一直觉得她挺懂事的，有些超出她年龄的成熟，还有一些荒凉和孤独。”
得知“小唐”病逝后，何佳近日在社交媒体上撰文怀念她，遗憾那晚没有好好抱抱她，夸赞她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养育小孩这些年，我才能更知道当时的小唐有多不容易。她是很需要爱和关心的孩子，但可能知道要得到这些并不容易，就装着什么都不在乎，甚至还故意表现出一些淡漠。”
何佳的丈夫韩呈祥比她早两年在“天下公”工作，那时“小唐”就已经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弄明白“小唐”在机构的“定位”，坦言“超出了自己当时的认知”。
当年她不过十五六岁，“不大不小的年龄”，却有自己的“工位”。她做的是类似行政助理的工作，每个月拿800元志愿者补贴，也时常去机构主办的培训和外展活动上帮忙。同时她也在上日语培训，包括程渊在内的机构负责人则像是“实质的监护人”，每两周约她谈一次，抓她的学习进度。“有时候他们说她，学得怎么样了，为什么没去上课，她就和正常青春期的叛逆小孩一样，会回怼‘家长’。但其实私下她是感激他们的，亲口说过他们都是很好的人。”
韩呈祥逐渐得知“老唐”的遭遇后，依旧不理解他为何要把孩子“托养”在机构，“毕竟我们在工作，大多都是男士，照顾起来也不方便。”而据何佳所知，唐正琪并非孤例，同期还有另一个人权律师未成年的儿子托养在其他机构。家长们的目的相似，让孩子在机构接受锻炼作为“过渡”，学好外语后就出国留学，“可能也是有前人趟出过这样一条路”。
在他们眼中，唐正琪很多时候表现得像个“小大人”。韩呈祥还记得，有个“文艺青年”气质的实习生曾说，自己想一直实习、不想做全职，这样更少受到束缚，唐正琪直白地说他这样想“”太幼稚”。某天韩呈祥和妻子发生争吵，唐正琪还来劝他，不能跟女生这么说话，而是应该怎么怎么样，给他出主意。
她对时局显然也有自己的看法。父亲患肺结核后一直吃药，何佳问过她，是否有免费药物可用，她答说政府给的药效果都不好，还评价了医疗体系的种种弊端，“小小年纪有那样的见地很厉害。”
在“天下公”的两年，唐正琪对权利倡导耳濡目染。女权行动派最早发起的“占领男厕所”行动，艾滋感染者马治发发起的“全国艾滋反歧视街头征集握手拥抱”，她都有所响应和参与。“当时她年纪小，思想比较开放，接触了很多公益圈的各种人和活动。对于这些活动，如果能参加的，她都愿意参加。”韩呈祥说。
与之相对，她也将公益机构艰难的生存状况看在眼里。有一次，“天下公”组织艾滋、妇女平权相关议题法律研讨会时，场地酒店因苏州公安维稳施压、临时毁约，“天下公”坚持将该酒店告上法庭，还对外公开了法院对公安的庭审记录。唐正琪不止一次向身边人讲过，“要好好学习，将来多赚钱捐给机构”。
韩呈祥于2013年下旬离开“天下公”，再次听到唐正琪的消息已是她病危之际。他一直以为，离开机构后的唐正琪早已赴日留学。然而，这个计划不知何故中断。从表面的时间记录上看，2014年3月，唐吉田因“建三江事件”被行政拘留，期间还被国保殴打至肋骨断裂，并确诊腰椎结核。
据《端传媒》报道，他们一家三口曾赴香港给唐吉田看病，在深圳罗湖口岸，母女俩已经通关，只有唐吉田被警察拦下。唐正琪抓拍了照片，边检警察发现后强行要求她删除，冲过去一下扑倒了她，手机也甩了出去。在唐吉田的记忆中，女儿刺耳的尖叫声，持续回荡在罗湖口岸大厅。
据何佳夫妇描述，青春期的唐正琪对父亲态度矛盾，会用“不太在乎又带着几分骄傲”的语气评价他所做的事。一方面，她认同父亲的人权事业；另一方面，父亲偶尔来南京看她，带她参加朋友们的饭局，她回来后也会嚷嚷“无聊”，对他们席上经常高谈阔论自由民主感到不耐烦。在得知何佳怀孕后，唐正琪更是私下劝诫韩呈祥，“你以后不要去当人权律师”。
2015年“709大抓捕”发生后，人权律师成为高危职业。那几年，唐正琪走上了母亲为她指定的道路：去广东读职高，获得珠宝鉴定师资格，以此为职业工作了几年。在母亲心目中，回老家跟着她做生意，有一套写她名字的小产权房，结婚、生子，陪伴家人左右，就是最安稳幸福的人生。
漫长的告别
但受过新生的公民社会和女权意识的洗礼，唐正琪终究不甘心如此被“安排”的命运。2019年，在父亲的支持下，她重拾起日本留学梦。在东京的两年多，或许是她精神上最为自由舒展的日子。身边几乎没有人知道她的家庭背景。在忙碌的考学和打工之外，她像儿时一样钟情于日本漫画和小说，换穿各种造型的JK制服或少女系连衣裙，有时和朋友一起去参拜神社寺庙，分享美食和甜品。
“听语言学校的老师说，她是非常enjoy（享受）自己在日本的生活的。”据阿古智子了解，三月底，参加完语言学校的毕业典礼，唐正琪和关系最好的女同学计划了一趟毕业旅行。她们去了茨城县爬山，还在偕乐园赏樱。唐正琪的微信朋友圈封面，亦是一张她手捧樱花的背影照片。
在采访过程中，我再三托人寻找和联系与唐正琪年龄相近的友人，希望更多了解她生活日常的一面，然而并不顺利。韩呈祥告诉我，有位久未联络的前同事，当年因为“腐女”同好与唐正琪走得较近，（他还记得“小唐”喜欢画的美少女系卡通画，贴在办公室的墙上）但在程渊受当局打击入狱的阴影下，不好意思为此去打扰人家。在东京生活的一位记者朋友则说，她也做过类似努力，但发现自日语学校毕业后，唐正琪的同学们已经各奔东西，联系不上。
原本阿古智子已经跟她说好，新的一年可以帮她一起准备申请文书、面试练习等，唐正琪约定过来的时间是五月初。然而，四月底，阿古智子先接到了唐吉田的电话，说女儿生病已经失联几天，拜托她去家里看看。凭借门下通风口的热气，阿古智子和求援而来的警察确认她在屋内，持续呼唤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听到琪琪微弱的声音，按照指示的位置拿到钥匙。进门后，只见她躺倒在地，紧急叫了救护车。
阿古智子事后了解，原来至少两周前，唐正琪就开始受到头痛困扰。她以为是感冒症状，去了三家医院检查都排除了新冠感染，直到第四家医院初步诊断怀疑是肺结核——很难说这和她父亲患有肺结核是否有关联。还没来得及做详细检查，发着烧的她就突然倒在住处，陷入半昏迷状态。
阿古智子回忆，琪琪在救护车上恢复了一些意识，说头痛得受不了。“我真的很想问她，为什么不跟我们联系，只想着要自己解决。我猜可能是她担心新冠肺炎传染，不想给别人添麻烦。”疫情期间，许多医院床位不够，辗转几个小时，阿古智子终于联系上圣路加国际医院，医院表示愿意接收。
唐正琪凌晨1点入院，阿古智子到6点才离开，不久她收到了唐正琪充满关怀的语音留言，“抱歉阿姨，昨天你没有睡吗，你要好好休息啊。”阿古智子没有料到，四五天后琪琪就失去了意识，做完手术，医生判断她醒来的几率渺茫。
圣路加国际医院是东京顶尖的综合医院，被视作“日本皇室御用医院”，而且由于天主教背景，对贫困家庭素有医疗费减免政策。得知唐正琪父亲的状况，加上媒体的大量跟进报道，该医院主动免去了唐正琪大部分的医疗费用，在治疗上也并不吝惜输血、营养等补给。
唐正琪母亲刘凤岚赶来日本后，阿古智子一直充当着她和医院之间的翻译和中间沟通人，记下的琪琪住院医疗笔记高达100多页。她时而还要面对一位绝望的母亲裹挟着阴谋论的质疑和怒火——因为原本就反对女儿留学，强烈的愧疚悔恨与其对日本的仇视交织在一起。朋友们私下分享了一些信息表明，国内国保部门一直对刘凤岚的生活保持一定程度的介入。
“琪琪的状态和脑死亡差不多，医生说还有一点点脑电波，但很微弱。”阿古智子说，如果换做是她，她会选择拒绝延命治疗的“尊严死”，可惜琪琪并没有在生前留下个人自主意愿的声明。她的父母则有着强烈的治疗愿望，选择上人工呼吸机。母亲尤其抱着她仍能醒过来的决心，不顾医护反对，坚持从国内进口中药为她私自治疗。
一年半后，2022年10月，病情相对稳定的唐正琪出院回到位于葛饰区的寓所。来自人权团体和教会的爱心人士不时前来探望。许多人都提到房间的狭小拥挤，弥漫着浓浓的中药味，安静时还能听到琪琪非常沉重的呼吸声。日本政府提供康复护理服务，每天五位护工轮流上门为琪琪按摩、做复健。但这些无法抵消母亲日夜的操劳、担忧和孤独。
关注妇女权益的黄思敏律师向“WOMEN我们”表示，她不愿将人权律师家属看作一种“附带的悲剧”。“在过去的公共叙事里，他们往往是抗争中的‘牺牲品’，或是次要的‘故事线’。人权捍卫者把抗争策略和目标放在自己觉得重要、宏大的东西上，而家属受到的影响、在社运中的参与，从来都很少被谈及。”
“但是我们所追求的公正，跟具体的人和具体的关系是分不开的。这些在我们过去的论述或生活经验里，好像是被严重弱化了的。”黄思敏反问道，“我们在追求一个什么样的理想和社会，如果是牺牲周围的人，关系中同样存在压迫、歧视和暴力，你怎么能用平等、尊重、非暴力的方式推动社会运动、联结更多的人？这两者是相悖的。”她认为，改变应该从正视家人的处境和感受开始。
“看见一个受苦的灵魂”
在知天命的年纪，女儿遭遇飞来横祸，唐吉田此时想要更多背负起父亲的责任却不可得。据阿古智子透露，在痛苦中，成为基督徒的唐吉田每天为女儿祷告。他还录下很多给女儿听的音频，除了朗诵诗歌、唱家乡歌谣、讲她儿时的趣事，也饱含对过往的追忆和忏悔，“主要是她小时候经常在外地工作，没有给她很多关爱，让她很孤独，没有给她很好的学习环境这些。”
这样坚持了两三个月，刘凤岚不太乐意继续播放他的录音。他转而拜托朋友们帮忙。有时朋友好心转告，看到琪琪听完视频，有些面部反应，但医生认为这只是不自主的生理现象而已。
事发的头两个月，唐吉田曾不断努力争取出境探视。他从北京飞到福州尝试转机，被警察拦下，口头告知限制其出境的依据是出入境管理法，涉及“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此后他数次向北京公安局政府信访、甚至给彭丽媛写信，迎来的却是进一步剥夺人身自由。
2021年12月10日，在前往欧盟举办的国际人权日活动途中，唐吉田“被失踪”，半年后才传出从北京转往老家“指定监视居住”。2023年2月至11月，他曾短暂恢复自由活动，此后依旧回到国保控制之下，被没收手机，只允许在特定时间与前妻交流女儿病情。
今年2月20日，阿古智子通过微信询问唐吉田是否已获知琪琪去世的消息，对方说知道，但“现在不方便”，要求琪琪妈妈和他直接联系。之后她还问他是否想让她替他在葬礼上说几句话，再无回复。阿古智子认为，这意味着国保控制着他，彼此不敢多言。至今，唐吉田仍处于失联状态。
“真正的国家安全应该要考虑每个国民的幸福，我很想听听中国政府对‘国家安全’的解释，我真得不懂。”阿古智子感慨，自己也是一个母亲，很难想象同样的遭遇发生在自己身上会如何。她曾多次参与并发起联署，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唐吉田出境探望女儿，还曾带着征集的联名信只身前往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但无人签收。
“WOMEN我们”了解到，在安排唐正琪后事的过程中，有一种意见是希望将葬礼尽量延迟至“全国两会”后，希望增加争取唐吉田成功出境的机率，但很快被否决。刘凤岚显然等不起了，她无时无刻不想早一点带着女儿的骨灰回国。据主持唐正琪告别礼拜仪式的喻冬牧师透露，刘凤岚同样拒绝了在葬礼上加入“追忆故人”的环节，而是按照完整的基督教追思礼拜的形式进行，具体原因不明。
3月4日至11日的“全国两会”会期及其前后，历来是中国各地全面维稳的“高压期”。如果说，国保想要控制唐正琪去世引发国际负面舆情，由于唐吉田的“完全隐形”，他们至少成功了一半。
2021年，经一位香港的基督教传道人介绍，喻冬认识了刘凤岚，最初每周两次去医院陪伴她，为这对母女送去福音和安慰。
喻冬牧师说，他大概知道唐吉田在人权方面的工作，但和他几乎没有直接交流，因此在仪式开场的讲道中并未特别提及他。“我们看重的是（琪琪）她个人的灵魂，这也是主所宝贵的；我看到一个受苦的孩子，还有一个需要帮助的妈妈，这是我做这些事的出发点。”他讲述的是亲口听母亲描摹的唐正琪，“一个很乖巧懂事又温柔的女孩子，从来没有和人吵过架或者拌过嘴”。
“人有一次生，也有一次死。这个事实，已让我们从唐正琪姊妹来看见，并得到证明，”，喻冬牧师在告别礼拜上讲道，“她比我们先经过死亡的关头，到永远安息之处。从今以后，世界黑暗的权势不再压迫她，一切的痛苦也不再搅扰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