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审判》在中国首映，却引发一场“中国男学者最low的审判”。
那些回避和消解女性视角的傲慢，归根结底，是抑制女性创作，是男性中心主义者在抢占一切话语权，包括评论和阐释的权力。
「爹的多重宇宙」
谁能想到呢，今年戛纳金棕榈得主电影《坠落的审判》终于能在国内上映的好大事，第一天在北大的首映就遭遇了连翻好几轮跟头的大翻车。
网友戏称，导演茹斯汀·特里耶简直见证了一场5dl现场版《中国男学者最low的审判》。
这次首映请的对谈嘉宾有戴锦华老师，和title特别长、昆德拉单传弟子、北大法文教授董强，还有存在感特别强、话量超过所有嘉宾包括导演的主持人陈铭。
一句话总结是，女性导演创作出的女性主义电影，以此为基础的对话，却被两位精英男性学者几乎完全劫持，他们一个心不在焉、答非所问、当场偷拍；另一个滔滔不绝、言之无物，被台下观众起哄三次之多，集体大喊“让导演说”。
陈铭直接上了热搜第一，令我们诧异的是号称全中国最会说话的人、妇女之友、男性精英，原来也有如此爹爹不休、如此不加反思的傲慢的一面。
相信大家都在网上刷到了不少精彩片段，两位男学者的kenergy时刻，简直像古典的三幕剧，女人向虚空开枪，他们纷纷跳起接住子弹，跟女性主义创作形成完美闭环。
第一幕：
男教授不知年轻表诧异，男主持辩手上身开防御。
只见董强教授一上来就表示没有料到导演这么年轻这么漂亮，本以为会是一个年长很多的导演。
惊讶一次算是男教授对导演的夸奖，惊讶两次，惊讶三次，甚至董强教授发朋友圈都要重申一遍，未免显得太少见多怪了。
在场很多听众都感到相似的不适，为何一再强调女导演的年轻貌美，仿佛导演能力和外貌年龄是互斥的关系，还是说艺术殿堂始终不把女性视作合格的创作者，比起艺术家，女性更适合放在被凝视的缪斯的位置？
这种不严肃的态度贯穿对谈始终，台下观众眼睁睁看着台上本应参与讨论的董强教授，在人家说话的时候掏手机、拍观众、拍导演、自拍，全程是未经许可的偷拍视角。
而主持人陈铭则更像一个时刻准备左右开弓的辩手。
当戴锦华老师表达电影展现了一种看似婚姻中男女权力关系倒置，但其实男女处境和做法又有不同的复杂性时，陈铭直接开启防御模式，把现象讨论变成了男女对立的价值判断。
或是潜意识抵触心理作祟，或是辩手基因上线，接着陈铭cue董强教授表态，又逼着戴锦华老师不得不回应两方观点，把一个可以你A他B寻求共识的讨论场，变成了孰对孰错的辩论台。
偏偏很多影迷都是冲着电影的女性处境表达来这儿的，不凑巧男性方阵的论辩能力实在拉胯，导致整个场的能量完全不对，明显感到男学者发言时观众席呛声一片，戴老师说话则掌声不断。
辩论来到高潮第二幕：
聊神学聊佛教从诗词歌赋到人生哲学，偏偏看不见婚姻中的性别。
董强教授要为男性智识之光驳回一局，他果然知识渊博，光是“坠落”这个意象就让他想到了蒙田、诗歌、法国文学和存在主义，反复玩味“男性坠落”这一意向（戴老师：不就是跳楼嘛）。
与此同时，董教授几次三番不认同看电影带入性别议题，每次均附上英文 I’m sorry to say that，显得胸襟稍欠，毕竟是他重申看电影有无数种方式，也是他唯独受不了性别议题。
如果说董教授对性别议题的排斥是显性的正面硬刚，那陈铭对此的态度则是被动防御、消极抵抗。
他确实会提到女性主义，但又会把这个词淹没在一大堆无关紧要的形容词中，他的长难句之复杂，从句之缠绕，排比之华丽，骈句之洋洋洒洒，恍惚间他才是演讲台的终极主角。
仔细听似乎什么都提到了却什么都没说，造成一种抽象的忙碌和精致的空心，巧妙把性别视角消解成哲学大词中的一个，反正起承转“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为了不直面性别议题，甚至开始拆解“真相的佛学意涵”，这才彻底激怒了观众，嘘声四起。
男学者道西说东、言而无物的表演舞台终于来到尾声，也就是第三幕：
男教授身份危机秀法语，男主持表面道歉暗阴阳。
中间有一个惹人发笑的小插曲，陈铭在自己发表大段全是水分的男言之瘾后，导演回答一个问题稍微长了一点，翻译小姐姐开始拿笔记笔记，只见陈铭学长语重心长的对翻译说：加油！
他可能出于善意，但这句话透露出的上位者对下位者的俯视姿势一下子就听众敏感识别，不说还好，一说真有观众去查，没想到这位女翻译员才是大神。
原来翻译老师叫缴蕊，是电影学博士、人大文学院讲师，又懂电影又懂法语又会同声传译，她是比台上两位男学者更合适的对谈对象，但她完全没有抢任何人风头，而是扎实翻译，传达准确。
只要想想绝大部分翻译都是男学者空洞无味的套话就感到极大的资源浪费。
网友支招说根本不必翻译他们的空话，只消说“its nonsense，they are mansplaining your film to you（他们在你的电影面前向你爹味说教）”，或者直接播放《I’m just Ken》就好。
总之两位学者场面上挂不住，为了维护最后的尊严，开启终极滑稽表演。
董强教授最后一定要大秀法语提问，“不然无法身份认同”，这跟电影里形成截然相反的互文，片中人在放弃一种安全的身份，而电影外教授在强化一种男性性别身份的体认，再次宣示自己学术权威的地位。
可惜他的法语提问还是不着重点，“你认识安妮埃尔诺吗？”，约等于看到一个中国导演就问他认不认识诺奖获得者莫言，这只是低级的卖弄，他没有在建设性地讨论问题。
包括董教授最后发在朋友圈的九宫格也很典型，从一长串领导致辞开始，到偷拍打卡法国著名女导演结束，配文全是荣誉头衔，再一次惊讶导演年轻，总之全文尽显一种爹味的空心。
陈铭学长则往后退一步，主动道歉，但他的道歉更像是虚伪的开脱。
他意识不到自己喧宾夺主的问题，反而把观众的怨恨推罪给男性身份，再次印证男性精英那毫不自知的傲慢。
这种傲慢还带着鸡贼，男性精英们表面上不关注性别议题，其实内里对性别又极其敏感，一碰就防御反弹，但敏感的同时又不屑于学习，只能毫无说服力地车轱辘话。
导致他们的虚弱很容易被看穿，宛如皇帝的新衣。
这场闹剧般的女性电影映后谈，折射出男性精英的真相，他们假装平等交流虚心学习，其实丝毫没有意愿分享公共讨论和话语权的意思，反而有计划有策略地消解女性议题设置。
他们毫无负担地浪费所有人的时间，引发众怒反倒无辜起来：难道生而为男就是我的原罪吗？
明眼人看得清楚，这就是抑制女性创作，这就是妨碍女性议题流向公共，这就是阻挠女性掌握话语权，别演了，怪尬的。
让女人们聊正事
看吧，两个男性就可以把原本难得的女性交流平台污染成mojo dojo casa house，猴戏再次盖过好不容易大陆院线上映的女性电影《坠落的审判》。
可见女性要在这种传统由男性垄断话语权的文化工业里分杯羹，简直举步维艰。
无论是怎样的热度吧，她姐还是希望大家借此机会去电影院看这部拿到去年戛纳金棕榈的佳作，我们需要去了解世界范围内的女性主义作品已经发展到了何种地步。
它是一部讨论层次非常丰富、文本极其精妙的电影，几乎很难被剧透，也意味着必须走进电影院去看才能感受到它全部的魅力。
电影围绕的是一场丈夫坠楼死亡的案件剖析，人们试图用各种方式（庭审、录音、心理医生、写作…）去还原真相，每个人都是不可靠叙述者，结果真实反倒愈发陷于迷雾，这段婚姻又在极尽放大的解剖和检视中分崩离析。
导演敏锐捕捉到婚姻内部微妙的权力关系，同时这种权力结构被放置在公共目光审视中又在发生权力变化。
她在采访中提到拍这部片的起因，导演虽在一个核心家庭里，但并不符合传统范式，她是一个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有事业追求的女性，丈夫（同时也是本片编剧之一）会在育儿上承担更多劳动，他们有一个10岁的女儿，所以她会思考以女儿的视角如何看待这个家庭。
同时她也受到了大热电影《婚姻故事》的启发（鲍姆巴赫导演，与女友葛伟格共同编剧，葛伟格即《芭比》导演），茹斯汀喜欢片中斯嘉丽和亚当那场狂暴的争执，但她觉得女方不应该那么弱势，她可以表现得更加强硬。
其实茹斯汀敏锐察觉到《婚姻故事》虽对男女双方都有看似公允的呈现，但男性导演还是会天然站在丈夫立场为他说话，于是茹斯汀就想要给婚姻中的女性送上更有力的回应武器。
其实过滤掉男学者的迷惑发言，导演茹斯汀和戴锦华还是聊到了很多有意义的讨论。
譬如导演自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女性创作者，女性主义自然也是电影非常重要的方面。片中关于母职的探讨、关于女性婚育的选择、关于家庭内部平等的实现，都是既复杂又重要的女性议题。
导演提到女主角同时是一个以自身经历为灵感创作的小说家，于是电影还探讨了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关系，私人生活是否具备公共性，谁更有权力书写等议题。
故事之外导演作为女性创作者，又再次是以生活经验和一个婚姻的小故事进行电影创作，女性自传体写作在历史上一直饱受污名，事实证明这部电影是具有公共性的，女性区别于宏大叙事的生命经验同样值得书写。
除了这场翻车对谈，其实导演茹斯汀还有一场和女导演杨荔钠以及女演员齐溪的交流，这场全女对谈和北大首映形成鲜明对比，整场交流的感受是如沐春风。
她们绝不会喧宾夺主，反而说多几句便带有歉意，因为不想挤占他人表达的空间，女性天然有着更平等更包容的意识，不愿用个人意志倾轧对方。
她们聊到不完美的女性形象，杨荔钠发现自己更愿意塑造有复杂性的女性角色，完美女性更像一种虚假的不可信的幻觉，茹斯汀认为女性不完美才是自由的姿态。
《坠落审判》女主即是如此，桑德勒的表演呈现了一个高度自驱、能为自己辩护、拒绝受害者叙事、近乎冷酷的女性知识分子，她有很多瑕疵但依然充满魅力。我们太需要这种不完美的女性魅力形象。
谈到女性主义标签，茹斯汀表示她体认这种标签，同时也应该超越这个标签，女性视角重要不仅在于被看到，更在于打开观众的视野，带来新的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创造沟通的可能。
这与之前戴锦华在电影课提到的女性视角是一种他者视角，望向他者的过程也是回望自我、望向彼此的过程形成互文，女性视角就是一种人类视角，只不过更加关照弱者的处境。
已经拍出《春梦》《春潮》《春歌》三部曲的杨荔钠感觉做女性电影完全是天性使然，这是她处理与世界的共生关系的路径。齐溪则认为相比标签，她更关系有没有更多女性作品出现，她们首先需要上桌，需要更多展露光芒的地方。
与男性学者在舆论场上雄辩交锋不同，女性很少产生这种权力争夺的执念。
提及“女性电影人话语权”，杨荔钠导演感觉第一反应话语权（power play玩弄权术）是一件很男性的东西，她感觉那天北大男教授肯定有拿麦克风的话语权，而女性即便真的掌握了摄影机，也未必真的有话语权，（杨导可爱地加了一句：可以这样说吗）这是很敏锐的洞察，女性对失权的感触是很深的。
不过她确信，越来越多由女性主导的作品出现，对电影世界平等的推动有着巨大的作用。
果然让女人们谈话才是正经事，跟沙滩排球大战那样的儿戏一下子拉出差距来。
别再让男性视角霸凌咱了
我们很清楚，面对一部以性别议题为创作核心的电影，男教授旗帜鲜明地拒绝性别视角。
潜台词当然是，女性主义的讨论等于不客观，不重要。
本质就是另一种男性视角霸权。
要知道几千年来文艺作品都是男性视角的故事。
男人写男人，男人代入男人的故事，女人也能代入男人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永恒不变的逻辑是：男人=人，女人=工具。
男人们在舒适区待了几千年，如今不得不听那些曾经只被视为花瓶背景板的女人发声，自然是“太沉重了”，太刺耳了。
不过他们总有消解这股刺耳声音的办法——要么回避拒绝，要么轻蔑贬低。
戴锦华就曾提到过这样一个现象，在各类学术会议上，跟男学者们谈论电影、谈论文化问题时，他们都很尊重人。
但只要一提到性别研究、女性主义，男学者就都纷纷表示要上厕所，要抽烟了。
因为女性的话题被认为是次要的话题，是“少数人”的话题。
他们刻意不去谈论，一旦谈论起来必定伴随着无法掩饰的傲慢。
看看金球奖颁奖典礼上，男主持人对男性电影和女性电影的差别对待。
他能很正经地介绍前者，甚至能背出《奥本海默》原著长达多少页。
但转到《芭比》时，却变成“关于一个顶着大胸的塑料娃娃的故事”。
台下演员尴尬。观众气愤。批评他公然性别歧视。
结果该主持人拒绝道歉，说这只是个玩笑，现在的人也太开不起玩笑了。
是不是很熟悉。连回应都是如此“男人味”十足。
而回避女性视角、贬低女性创作的傲慢，归根结底，是男性中心主义者试图掌握一切话语权，包括评论和阐释的权力。
一边拒绝讨论性别议题，一边又要把女性作品定义为“女人的东西”。
放在北大这场对谈中，前者就是古董教授对“男女讨论”的不屑一顾。
后者则是自诩“女权男”的陈铭对导演私生活的窥探。
她拍这部电影，一定是她的婚姻反映吧？
很遗憾如此陈旧的解读方式，时至今日，仍被锁定在女性创作者身上。
我们实在见过太多女性创作者受害了。
譬如李清照的词，总被解读成，她在思念远行的丈夫。
尽管根本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她跟赵明诚曾新婚久别。
譬如20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大师之一乔治亚·欧姬芙，以大幅花卉和植物画闻名于世。
然而她画的花，总被认为是女性生殖器象征。
尽管六十年多年来，她一直坚决否认这一点。
但直到今天，很多人仍坚持如此解读。
鲜花还是阴道？我们确信，不会有哪个男艺术家，被这样的偏见和误解困住。
还有“世界第一女记者”奥丽娅娜·法拉奇，她在上世纪出版过一本畅销小说，名为《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书是以一个母亲的口吻写的。法拉奇没有给女主人公起名，因为她希望每个女人，都可以代入这个故事。
结果当时的记者都认为书里的女人就是作者，未能出生的孩子，就是她的孩子。
然后一些人开始猜孩子爸是谁。
法拉奇很生气，她没想到一部文学作品，居然被当成了个人的历史。
“不幸的是，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在女性作家身上。如果我是个男作家，想必就不会有这些糟心事了。”
当男性掌握着评价和阐释的权力时，他们习惯性地将女性局限在更小的天地。
女性主体的创造性总被视而不见。
在他们眼里，女人似乎没有虚构和想象的能力。
以至于女性创作者，很难像她们的男性同行一样，享有对其作品进行多维度多层次解读的特权。
以前我们常说，需要更多女导演，更多女性作品。
但现在我们发现，即便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女性作品，对它们的评价和讨论还是依旧狭隘、陈旧。
因为评价和阐释的话语权始终没有掌握在我们手中。
另一心酸的对比是同时期两场对谈，一场因两位男嘉宾的争议性言论获得极大关注，另一场全女性创作者的精彩对谈，反而无人问津。
我想他们夺去的已经够多了。
从过去到现在。
我们不愿看到因为一些可笑的kenergy时刻，又反过来夺走电影的风头。
所以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走进影院。
让一切回归到电影本身。
回归到一位优秀电影创作者对婚姻、对女性的思考和理解。
至于电影如何，我们自己看，自己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