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就是梅大高速遇难者“头七”了，这些天来，舆论对这一惨剧的议论不断变换聚焦点，在核心事实稀少的情况下，单凭各种情绪拉扯，竟维持了此事的热度。概括起来，它被讨论的方式，非常直观地展示了同个时代的人拥有完全不同的生存体验。
事故发生当初，舆论的主要基调是震惊，哪怕是那些最冷血、最冷静的人，也会在第一时间被遇难人数之多所惊骇——况且，官方对遇难人数采取了滚动通报的方式，没有比快速增加的死亡更震撼人心的。一些次生的议论随之而起。
惨剧初期的议论，建基在一些被快速收集的背景资料上，梅大高速的业主方、建设单位与运营方被机构呈现；它的每公里造价、涉及公司的涉诉情况被舆论的放大镜盯住。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确凿的、能与事故挂钩的信息，但想象中的不堪也能维持议题。
这里多说一句，在传统的传播学理论中，议程设置被当作大众媒体发挥引导作用的核心机制。但在现今的传播格局下，支撑议程设置的信息基础虽不能说不复存在，但早已受到街谈巷议的粉碎性瓦解，维护议程实际上取代了设置议程的重要性。
对事故的人祸的想象，让舆论呈现出一种弥散性的问责氛围。人们固执地认为，天灾不足以构成这次惨祸的根源，也无法匹配人们的心意难平。但在这个阶段，这种对人祸的揣测尽管广泛且强烈，却表现出克制的一面，表现出对官方调查承诺的期待。
一个转折性的舆论之变，在于机构媒体紧随社交媒体之后，确认了至少一个家庭和一个冷柜货车司机的救人事迹，并开始了详细又重复的报道。他们幸免于难，然后以平常人的救人动作，阻止了悲剧的蔓延。他们被称赞为惨剧现场上方的平凡英雄。
幸存者挽救其他车辆的故事，确有新闻价值，从他们所在村的表彰行为看，确实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但在线上，在舆论场上，有关“平凡英雄”的赞歌，既有喝彩的，也有喝倒彩的。准确说，这种赞歌受到很多嫌弃，而嫌弃是对事不对人的。
嫌弃英雄赞歌的人，并非不认可挺身而出警告后车的人，其实也很敬佩这些人在危急时刻的利他举动。与其说嫌弃，不如说人们觉得时机不正好，那边死伤者人数在攀升，惨剧原因不明，“他人亦已歌”不是一个恰当的反应，尤其是密集程度很高。
“平凡英雄”的报导者及其在传播中制造的信息优势，一下子被道德评判瓦解掉——在这种道德评判中，人们认为这些机构媒体没有尽到新闻职业的本分，没有在调查惨剧成因上“攻坚克难”。也许评判者也明白这是一种苛责，但他们还是反感赞歌的规模。
这是本次舆论中显著的一对矛盾，亦即：在核心信息难以获取，另辟蹊径张扬“平凡英雄”事迹的传播意图，受到了希望人祸想象被证实而不得的人们的抵制。相较于下一个要出现的舆论内在矛盾，这对矛盾有着宏观背景，一时也不知从何讲起。
最新出现的舆论矛盾，袒露在评论区，产生于一些人希望公布伤亡者名单与另一些反对这么做的人之间。而这个矛盾之所以产生，与三联周刊等媒体的报道有关，也与自发性的悼亡讣告有关。后两者带来的不是别的问题，而是惨剧透明度的问题。
三联周刊的报道是一个很惯常的操作，除了严谨复述了事发当时的情景，还采访了少数遇难者所在的福建村庄，并理出了许多遇难者都是归乡大打工者这一线索。这个报道衍生出的评论区争论，就是该不该公布伤亡者姓名，反对者众。
除了这个报道，天津传媒学院为纪念遇难学生许子诺发表讣告，成为整个舆论至今最为重要的事件。它的重要性在于，第一次以教育机构的名义正式悼念梅大高速惨剧的遇难者，而且是真名实姓，态度上没有任何躲闪，没有任何忌惮。
在某种意义上，天津传媒学院的悼念举动是一种回答，是它所代表的师生对评论区争执的一种“回应”，意味着对真挚的悼念者而言，“要不要公布遇难者姓名”根本不是问题。当然，这一种来自真实世界的姿态，已无法在舆论场取得共识。
这就是本次事件在舆论上不断反应、焦点持续变化的简单概括。此外，也有一些命定论的真假喟叹，被认为是转移焦点的假旗行动，则不展开议论。同时，也有幸存者将矛头指向电车政策的反思，响应者不多，好似事故伊始对大基建前景的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