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辩手席瑞在评论唐山打人事件时，层层分析其背后的动因，着重聚焦于一点：男性对女性的危害性，永远不该是男性气质的呈现。不仅如此，他指明了这种有毒的男性气质之所以盛行的文化心理机制——不仅是打人者，还有那些袖手旁观的男性，无法体察到女性的处境。
评论区里有人惊叹：“这是我第一次听懂和认真听清男性为什么在女性有危险的时候，对她所处的环境和对这个女性有鄙视甚至于旁观的原因。我一直以为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因为女性有时候也有这种想法。现在我才明白男性为什么，因为没有同等的感受，他甚至可能觉得女性是因为本身种种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女性本身就是一个弱者，经常会受到这种危险的困扰。”
另一位将之概括为一句话：“就像席瑞说的，男性永远没办法站在女性的角度去想问题。”
但是等等，请注意：席瑞本人就是个男性啊！毫无疑问，他本人的清晰论述就在证否这个判断，至少他（甚至比一些女性更好地）做到了“站在女性的角度去想问题”。事实上，这样绝对化的论述，也不可能出自席瑞这样的知名辩手之口，因为那太容易遭到反驳了。
当然，你也可以争辩说，这并不矛盾：“男性”是一个全称，说“男性不能理解女性”，并不意味着“每一个男性都不能理解女性”——在哲学上，这就是all（所有，全部）和everyone（所有，每一个）的区别。所以第三帝国时期常有这样的说辞：“犹太人都是魔鬼，但我认识的那个犹太人真的是好人。”
也就是说，就算有一些例外，但人们仍然可以坚持认为那个全称判断是成立的，毕竟信念很难被经验事实所动摇——何况，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一点也确实是成立的。
赫尔曼·黑塞曾感叹过：“一个人若要完全理解另一个人，大概必须有过类似的处境，受过类似的痛苦，或者有过类似的觉醒体验，而这却是非常罕见的。”
完全的同情理解，即便一家人之间也很难做到；甚至就算是在女性内部，不同处境和体验也会阻碍共情。《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一书中指出，美国反堕胎的激进分子多是操持家务的妇女，占了63%，而选择权利激进分子的女性，则94%有工作。
更有甚者，同一个人都可能因经历差异而转变立场。1973年历史性的罗伊诉韦德案中的女主角诺玛·麦科维，在赢得诉讼多年后，宣布放弃拥护堕胎合法化，转为支持生育的积极分子。保守主义者艾伦·卡尔森曾讽刺：“所谓社会保守主义者，就是一个有女儿正在上高中的自由主义者。”
照此说来，男性要理解女性可想有多难了，毕竟他缺乏相应的体验，有些人干脆认定那是不可能的——对中国男性中就更不可能了。
类似的说法，我听过无数回。我自认在男性中算是支持女权的了，可是每次讨论性别议题，有什么和女性稍有不一致的，就经常听到对方甩过来一句话：“维舟毕竟是个男的。”
我当然是男的，对自己的性别身份也没有任何不满，只不过话说到这份上，就讨论不下去了。很多的讨论，到最后就是下个判断，然后结束对话：暴露出本质特征，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了，行，到底还是个男人/上海人/理客中，不跟你说了。
这种泛性别思维，原本其实是男性用得更多，他们常常嗤之以鼻地表示“女人毕竟是女人”。其关键之处，是无法个别地看待人，我的其它特性，都被认为不如男性重要，因为男性才是我的本质属性。这样，本质被认为是不可超越的，就像血统，天生就有，无法改变，也是一种特权。
这样的本质主义论调，意味着屁股决定脑袋，一个人不可能采取和自己身份不一致的立场。照这逻辑，那就不存在慈善这回事了：做慈善的那些富人，怎么可能真正理解、同情穷人的处境？事实上，很多人对“白左”的反感正是基于此：那些人高高在上、惺惺作态，与其说是真正理解同情，不如说只是为了展现自己的优越感和姿态，由此自我陶醉而已。
在性别政治中，也一直有人相信，那些“男性女权主义者”是不可信的，往好里说也是缺乏道德真诚、动机可疑的。有位朋友（他本人也是男性）挖苦：“一个男的，非要完全设身处地站在女性角度考虑，不吓人吗？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对太能‘共情’你的人，还是留个心眼……”
我能理解这种警觉（对弱者而言，这总比轻信要好），但从群体政治的视角来说，这是令人遗憾的。《性权利》一书着重强调，“性是一件冒充天然的文化造物”，它看似天生决定着我们的身份角色和感受（谁给予，谁索要，谁要求，谁服务，谁渴望，谁被渴望，谁获益，谁受损），但实际上这些都是文化建构的产物，既非不可改变，更非无法超越。
女性其实也深知这一点，尤其是那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往往一方面断言男性不可能“真正理解”女性，另一面又痛恨某些女性认同男权文化。当你相信只存在性别划分的两大对立阵营，对方阵营不可能转化，而己方阵营则总有人倒戈，那就很陷入一种自我孤立、自我强化，进而不断自我净化的境地。
在社会实践中，争取权利的博弈几乎总是在一个复杂的话语场域中展开的，没有那么非黑即白。现代社会默认社会成员由善意的陌生人组成，其顺利运作也未必需要“真正理解”——要指望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太难了，但哪怕是做到一部分，也是好的，关键是争取一切可能的支持。
我当然理解，“男性永远没办法站在女性的角度去想问题”这样的话，与其说是一种斗争策略，不如说是表达一种失望、一种控诉；然而，这不应该是一个让自我陷入无力、无助的结论，恰恰相反，如果这是当下的现实，那正需要我们去做点什么，改变这一现实——比如，那些生了男孩的妈妈，就不能“从娃娃抓起”，从小培养新的一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