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李小江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作为一个女性研究学者，她有过自己的时刻。在四十年前，女性主义还没有迎来自己的时代，中国的妇女研究还是一片冷僻的荒野，三十出头的李小江是郑州大学的一名教龄很短的讲师，出于某种自发而又不可抑止的激情，她源源不断地撰写、主编、组织翻译了一大批女性研究丛书。一位学者说，“李小江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引领了那个年代的妇女研究运动。”声名最盛时，有西方学者将她称为“中国的西蒙娜·波伏娃”。
盛名之后，她奇怪地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消失了很多年，有朋友以为她已经去世，事实上她在辽宁的一座小城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不会客，不接受采访，依然还在做女性研究。
思想者的荣誉与悲哀都系于时代，李小江被时代选择过，也被抛弃过，但无论在哪种境遇中，她都没有放弃过。她真正做到了自己的书《解读女人》封面上的那句话：无论怎样的逆境或幸福之中，永远不要放弃自己。
这是她的故事。
“我都快死啦”
73岁的李小江女士仍然还在高强度地工作。她每天5点起床，6点开始坐在电脑前，除去吃饭和一个小时的午休，她会一直工作到晚上八九点钟。
对于时间，她有一种内在的紧迫与焦灼。在她的住处，每个房间里都有钟表，书房、卧室、厨房、甚至包括卫生间，客厅的墙上更是挂了四只圆形钟表，这样可以保证，“一抬头就能看到时间。”
今年除夕当天，她问一位居住在美国的学者要几篇论文的电子版，用于写作，对方问，“你怎么今天还在干活？”他和李小江是认识四十多年的老友了，年轻时李小江就以勤奋高产著称，半个世纪快要过去了，大家都来到一个身体和精神加速滑向衰朽的年纪，而李小江仍然展现出令人敬畏的意志。他在电话那头表示叹服，李小江哈哈大笑，“我都快死啦。”
去年7月，李小江在大连的一家医院查出乳腺癌复发。她第一次确诊乳腺癌是在2007年，当时她失去了一只乳房。去年她在江西做调研时，原先的刀口处长出了一圈直径1厘米的紫色肿块，一开始她没有太在意，以为是当地气候湿热引发的皮肤病。在大连确诊之后，医生很快安排她做了手术，但今年3月复查时，医生告诉她癌细胞已经发生骨转移。在乳腺癌的病程中，骨转移通常意味着已到晚期，医学能提供的帮助已经不多。
李小江的书房床头挂着一只蓝黑色水滴状吊坠，那是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送给她的。在去年一次和学者戴锦华的对谈中，上野千鹤子将李小江称为“我非常尊敬的一位中国女性学研究者”。她们本来约好今年要见面，但因为李小江的身体状况不得不取消了。
对大多数人来讲，李小江是一个让人感到陌生的名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名字要响亮许多。那时女性主义还没有迎来自己的时代，中国的妇女研究是一片冷僻的荒野，三十出头的李小江是郑州大学的一名教龄很短的讲师。出于某种自发而又不可抑止的激情，她源源不断地撰写、主编、组织翻译了一大批女性研究丛书，一位学者告诉我，“李小江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引领了那个年代的妇女研究运动。”声名最盛时，有西方学者将她称为“中国的西蒙娜·波伏娃”。
在她主编的、最为影响深远的那套《妇女研究丛书》中，我们能看到一串耳熟能详的名字，《浮出历史地表》的作者是孟悦、戴锦华，《性的社会史》的作者是后来被称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潘绥铭，《中国妇女人口》的作者是开创了中国人口学的朱楚珠……十多位作者中，很多当时还是寂寂无名的青年学者，后来在性别研究领域里各自“开宗立派”，而曾经推动这一切的李小江却奇怪地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
时代精神不息轮转，只有向那段历史投注目光的人会偶尔发现她，西安交大一位做妇女理论的博士最近辗转联系到她，“她说，突然发现中国还有这么个人，”李小江告诉我，“还有很多认识的人以为我已经死了。”
我注意到她是在谷雨实验室去年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写女性主义图书出版热潮，希望邀请李小江做一次对谈。但她在邮件中婉拒了，“我不喜欢凑热闹，尤其是女性主义的热闹。”这则回复构成了我好奇的起源，在女性主义叙事成为某种时代潮流的当下，这位曾经孤独走在所有人前面的学者，却对女性主义展现出了一种疏离的态度。
在此之外，我也好奇这样一位学者的生命经历：她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在沉寂的、几乎被人遗忘的漫长时间里，她在做什么？她在思考什么？又或者，她还在思考么？
“要么死，要么做事情”
李小江从大连大学退休十多年了，现在住在辽宁庄河，这是一座位于黄海北岸的小城，离大连很近，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十余条河流在此入海。
见到她费了很多周折，她在这座小城过着一种安静的、甚至称得上决绝的隐居生活。一些朋友想去看望她，国外几所大学的博士生希望以她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我也两次托人联系她，她都婉拒了，“岁月有限，怕打扰。”这种打扰甚至也包括她的家人，丈夫和儿子去庄河的次数非常少，孙子出生两年了，她只在视频里见过他，“我不让他们来。”她也不希望邻居太热情，那意味着更为繁重的社交压力。
在庄河的一家茶室，我见到了李小江。她是那种身材称得上高大的女性，看上去很瘦削。因为服用靶向药的关系，她掉了一些头发，戴了顶粉色毛线帽。除此之外，你很难看出眼前这个人正在和一种绝症作战，她有一双看上去充满决断、少有疑虑的双眼，嗓音高亢，常常大笑，身上几乎没有展露出任何病人的虚弱和颓丧。
我们在茶室聊起漫长时间里的人和事，她展现出一种历史学家般的准确，三四十年前的地点、年份、人名、对方读的专业、后来的去向……我后来在查阅资料时，发现长达五个多小时的交谈中，她几乎没犯过错。这也许得益于她长期写日记的习惯，她的书架有一层专门放日记本，从青年时代开始，每一本都贴着编号，排号靠前的看上去已经非常陈旧了，最后一本的编号排到了87。当然，这种准确和清晰还能保持多久是不确定的，她告诉我，乳腺癌通常有两个转移方向，一是骨转移，二是脑转移，得知是骨转移的时候，她甚至感到了一种庆幸，“还好不是脑转移。”
她需要保持清晰的大脑来做事，目前她手里还有上千份的女性口述资料要整理。1990年代她曾组织当时国内最大规模的女性口述史调研，花了十年的时间，采访了包括抗战时期的女性军人、普通农妇、慰安妇等上千名女性，在2003年出版了《让女人说话》四册书。在确诊乳腺癌复发前，她在陕西、江西、云南等地做了很多年的田野调查，采访了许多农村妇女、少数民族女性以及女手工艺人，这两年还采访了庐山万杉寺的30位比丘尼。
“历史是我个人的兴趣，与两个‘不信任’有关，一个是在我所处的环境中，对被告知的历史不信任……另外就是对男性中心的史学不那么信任。研究历史，在我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像是反叛，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发现真相。我知道这其实是做不到的，但做的过程对自己是一种安慰，至少，我亲眼见识和亲耳听到的东西，比在教科书中被告知的历史来得真实。”她说。
她和我聊起和这些普通女性做口述采访的经过，她去过33个民族的聚居地，上百个村落，提着小录音机，坐在那些女性的家里头聊天，留下了上百万字的考察笔记。她记得在陕西旬邑县，有一位擅长剪纸的农妇，把十二幅剪纸摆在炕头，内容是她自己的人生故事，她把这些故事用哼歌的方式唱给李小江听。农妇一生多舛，17岁就嫁了人，结婚后遭遇丈夫的家暴，在阴暗的生活里，她的剪纸却总是色彩浓艳。
李小江赞赏女性在困苦生活中仍不放弃的自我表达，她希望能够在病情进一步恶化前完成这些资料的整理和分类。
某种程度上，是这些事情镇定住了她的生活，没有在死亡面前惊慌失措。对她来说，需要克服许多困难才能坐到书桌前：骨转移会让身体时常感到疼痛，现在服用的靶向药容易让皮肤过敏，同时感到疲惫，她时常需要在家里的按摩椅上躺一会儿。因为白血球偏低，她总是觉得冷，书桌下长期放着一只暖脚器。
她几乎不在别的事情上浪费时间，生活称得上无欲无求。家里用得最多的电器是微波炉，一位朋友曾在她那里吃过一顿令人印象深刻的饭，她用微波炉加热了几片面包，佐以芝麻酱，拍了两根黄瓜，调料只放了盐，“真的是一言难尽的一顿饭，但李老师平时就这么吃，她也不想多花费时间在做饭上面。”这位朋友告诉我。
2019年9月，上野千鹤子来中国，李小江邀请她来自己当时担任客座教授的陕西师范大学做一次演讲，题目是《超高龄化社会中的福祉与性别》。演讲之外，她俩做了一次对谈，聊起对于生命的态度，上野千鹤子说，即使有一天痴呆了也不愿意死，李小江不同意，她说，要么死，要么做事情，“生命本身就是一件最大的麻烦事，只有做事才能让生命本身变得有趣并呈现其价值，否则，维持生命就是一件无聊的事情。”
“这下你所有的伟大理想都完蛋了”
关于自己的生命，李小江曾规划过许多种用途，但无论哪一种，女性研究都不在其列。
因为个子高，她曾经当过篮球运动员。下乡时，她做过钳工（技术非常优秀）。“文革”结束后可以考大学了，最开始她想学美学，希望能拜在朱光潜先生的门下，但老先生已经不再招生。她退而求其次，选了文学，1979年考上了河南大学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她是那种聪明勤奋的学生，导师牛庸懋教授研究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希望她能承其衣钵。从现在来看，这个愿望当然落空了，牛庸懋很多年后依然为她感到惋惜：“小江如果不去研究妇女，会更有出息。”
李小江出生于1951年，她告诉我，她们这个年纪的女性成长于一种“男女平等”的叙事之下。在她的记忆里，报刊杂志流行的是“妇女能顶半边天”和“铁姑娘”的故事。新中国提出“妇女解放”的口号，毛泽东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许多女性得以进入传统男性的领域，那时候出现了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第一位女汽车司机、第一位女厂长等等。在农村，妇女以能和男性从事一样的重体力劳动为荣，美国历史学家贺萧曾调研过陕南的四个村子，在《记忆的性别》一书中记录了与村民的一段对话：“你说咋样叫男女平等呢？”“男女平等，你男的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你能担水，我也能担水。你能担土，我也能担土，你能抬石头，我也能抬石头。”
李小江坚定地相信这些话语。小时候，她是个比男孩子还野的“假小子”，喜欢爬树、翻墙、打弹弓。十六七岁下乡，她抢着和男社员一起干最累的体力活儿，担稻捆、摇耧、种麦子。她同时渴望自己和男性一样有所成就，有一次读到英国作家杰克·伦敦的传记《马背上的水手》，当水手的作家在白天遭受了风暴、严寒和沉重的苦役后，晚上仍然会在铺位上举着油灯读托尔斯泰、福楼拜、莫泊桑……李小江决意效仿先贤，不管白天的劳作有多么辛苦，晚上都会坚持读书。她悄悄搞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找个没人的地方，塞上耳塞偷偷学英语。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无疑是危险的，她记得，室友一度怀疑她是“美蒋特务”。
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学界没有专门的女性研究，李小江也几乎没有意识到男女的区别，“在一个所谓平等的环境中，要自觉认识到自己的性别身份是有困难的，我知道自己是女人，却不认为‘她’有什么特殊含义，不知道‘她’与男人有什么不同。那时候如果有人提出搞妇女研究，我恐怕自己就是一个激烈的反对者。”
直至迎头撞上婚姻和生育。
1975年，李小江结婚了，两年后，她生了个儿子。她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过这段生活，“我原本是决计不结婚的，可是我恋爱了，它导致我心甘情愿与另一个人生活在一起。结婚时我还表示不要孩子，可不久就强烈地需要一个孩子来求证我们的爱情。”她至今都记得生完孩子后母亲来探望自己时说的一句话：“这下你所有的伟大理想都完蛋了。”
母亲的断言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李小江在读研，学业、孩子、丈夫、家务……所有事情都在争夺她的精力和时间，她很快便感到左支右绌疲于奔命。她记得有一次重要考试的前一天，儿子发高烧，她照看了一夜，心想如果天亮前还不能退烧，那就放弃这次考试。幸好儿子的温度最终降了下来，她赶上了考试。
她感到一种无所适从的痛苦，“如果还以过去那种独立的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要求自己，我感到处处是障碍。但是要我放弃，心里也一百个不愿意。你在这时候才感觉到自己掉进了一个陷阱，一个历史的、关于女人的陷阱。”
李小江是那种性情倔强的人，她从这种痛苦中生发出困惑，以及解决这种困惑的决心。她想要弄明白，在一个宣称“男女平等”和“男女都一样”的社会，为什么只有女人陷入了这种双重角色、双重负担、双重人格的陷阱？
没人能给她答案，她面临的现状是：1986年之前，中国大陆没有一个专门研究妇女的机构，没有一份妇女理论刊物，也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设有专门的妇女学教学岗位和学位。李小江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开始了这项工作。
“将我逼上妇女研究道路的，不是社会，不是十年浩劫，也不是职业，而是女性的生活道路，它几乎可以看作是一件自己的私事。”她说。
那时候资料匮乏，她几乎穷尽了能看到的所有的书。最开始是历史和哲学，她看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胡塞尔、萨特……看得废寝忘食，研究生的室友调侃她“不务正业”。研究生同学郑慧生后来专做秦史和甲骨文研究，李小江请他为自己逐字讲解甲骨文中透露的女性信息，还逐句介绍了《山海经》中所有的女神。
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她说：“我企图在史书中寻找女人的历史，却发现妇女未载史册。哲学也一样，哲学家中99.9%都是男性，很多人不结婚，但都有女人照顾他们的生活。你说人类是由男女共同构成的，那你所有关于人的学问和历史中怎么能没有女人的位置呢？”
在意识到女性“历史性的缺位和失败”之后，李小江想要找回女性，她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为了“文学中的妇女”。1982年毕业后，她在郑州大学中文系任教，开设了第一堂妇女文学课。
李小江真正作为妇女研究学者被认知，是在1983年，她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发表一篇名为《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在这篇1.7万字的理论文章中，她梳理了全世界女性社会地位和权利的历史变迁，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以前的主流观点是社会主义实现阶级解放的同时也实现了妇女的解放，但她认为，“阶级解放不等于妇女解放”，“妇女的进步和社会制度的变化不完全同步”，此外她还提出对“男女都一样”说法的质疑，认为男女并不相同，“男性与女性的（自然生理）差别是与阶级差别相同的另一种差别，在某种意义上，它具有更为普遍的社会性质。”
在结尾处，李小江引用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一句话，“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用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
这篇文章引发了轩然大波，在人们都认可“男女都一样”的社会中，她提出“女人不同于男人”，批评者认为李小江是在搞性别战线，“说我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代言人，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但其实我那时根本没有出过国。”支持者则认为，李小江将女性从笼罩一切的阶级、国家和民族的宏大维度中抽离了出来，回归个体的真实感受，重新建立了妇女的主体性。
文章发表后的一段时间里，她每天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封信，以至于学校系里取信的人需要专门为她准备一个筐。
在刚刚踏入妇女研究时，李小江曾形容自己的处境是“没有敌人，没有战场，没有盟友，也没有后援，”这篇文章之后，她以一种喜忧参半的方式收获了全部。
“我不得不扬长而去”
梁军认识李小江是在1985年的一次讲座上。在一篇文章里，她回忆过，李小江穿着白底灰条的连衣裙走进教室，身材高大，看上去很有风度，一开口讲话，声音有点尖细，梁军心里想：“她的发声位置不太正确呢！”
但她很快被李小江所讲的内容吸引了，李小江讲的是《女性自我认识》，剖析女性迥异于男性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女性生命道路的“中断”、女性双重角色的撕扯等。在那节课上，梁军清楚地记得李小江的最后一句话是：“既然我们身为女性，就要坦坦荡荡地正视女性的存在和价值，接受女性命运的挑战。”
梁军记得，课堂上有人哭了，她听完之后也很受震动。40岁的梁军自己当时正陷于一种消沉的状态，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于河南财经学院，在事业上也曾有万丈雄心，但渐渐被婚后生活磨损了锐气，她在那篇文章里写：“一头是职业，一头是家庭，不堪重负，又不愿丢弃，终日陷在焦躁、苦闷和抱怨之中，渐渐成了一个无可奈何地被生活牵着走的女人。”但最终还是只能丢弃，1985年初夏，她申请调入当时只是个中专的妇女干部学校，教授世界历史，工作很清闲，她说：“我当时只是想轻松一点。”
她在文章中回忆，自己找到李小江，坦陈自己的困惑，李小江告诉我，在她眼里梁军是那种典型的知识女性，“极富同情心和责任感”，是好老师，尤其擅长表达。她说：“你的条件挺适合搞妇女教育，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把《女性自我认识》接过去讲吧。”
也许是出于一种尚未完全泯灭的斗志，彼时对“妇女”一无所知的梁军接过了李小江的讲稿。此后的8年时间里，她走遍了中国的城市和县城，举办了近2000场不同内容的女性教育专题讲座，有一次为了赶路，她乘坐喷洒农药的小飞机，几乎摇摇欲坠。
梁军的课很受欢迎，她的学员里，有农妇、女工、女大学生、女医生、女教师、女干部。她说：“我发现，对‘女人’的无知，几乎困扰着所有的女人……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感觉和所有的听众是融为一体的，我讲妇女，就好像是在讲自己，我自己的女性意识觉醒，和努力唤醒妇女大众的女性意识是同步的。”
当梁军在全国各地奔波上课时，李小江把时间投入了另一项更具野心的工作，在意识到女性在人类整体知识领域里的缺席后，她希望能创建一门关于妇女研究的新学科，在她看来，对女性的感性认识最终一定要落实到学术的层面上，要在认识论的层面上确认“女性”的位置。
“它（学界）已经生成了一套严格的制度和不容置疑的批评标准——那里没有女人的位置，因此可以将女人置于科学价值体系中的‘无’，这种弥漫在学界的虚无所带来的漠视，逼得我不得不扬长而去，自己干自己的事情，创建妇女学科。”她说。
198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陈智英找到她，问她能不能编一套和妇女有关的丛书，李小江说，要编就编一套妇女研究丛书，她也诚实地告诉对方，如果由她来做，这套丛书将不会是以女性为噱头的畅销书，而是一些可能赔钱的学术著作。出版社总编辑赵磷先生最后拍了板，就编妇女研究丛书，并且列入了重点出版项目。
杜芳琴是丛书中《女性观念的衍变》的作者，她当时是天津师范大学政法系的一位讲师，学汉语史出身，喜欢研究《说文解字》和先秦典籍，空闲的时候喜欢注释古代游记散文。在李小江邀请她写书之前，她对“妇女学”一无所知，只读过李小江那篇《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
1986年，她参加了李小江组织的一次妇女理论研讨会，开会之前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写了一篇《中国妇女形象历史探讨》，这是她第一次涉猎历史中的妇女。她虽然努力做了历史实证研究，但自觉文章写得并不好。这篇文章没能在会议上宣读，但却被李小江发现了，她坚持要把“女性观念的衍变”这本书的任务交给杜芳琴。
杜芳琴是那种内向敏感的女性，一开始她甚至感到惶恐，她没有任何理论功底，只有汉语史培养出的一点搜集史料的能力。1987年夏天，丛书作者们聚于河南，开会时分别阐释自己的写作框架，到杜芳琴时，由于过度紧张，她甚至无法流畅表达自己的提纲和已经写了一半的内容，“我总认为自己的见解不高，怕贻笑大方。”
会后，李小江给杜芳琴写了一封信，她看出了她的窘迫，在信中鼓励杜芳琴，“心得硬起来，供奉起自己心中的上帝，到哪里去寻找肯定呢？只有自己能救自己。”
一年后，杜芳琴把写完的书稿交给李小江，她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半个月之后，“她（李小江）那里反馈来了使我至今感动下泪的热情洋溢的赞誉。”也是这本书起，杜芳琴后来一直专注于妇女研究，后来担任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任，成为了中国女性研究的代表人物。
郑永福也是丛书的一位作者。1987年，李小江第一次找到他，希望由他来撰写一部中国妇女史的专著时，他婉言谢绝了。他称自己当时担任河南大学历史系常务副主任，科研和行政都很忙。但这不是真实的理由，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其实主要是我内心的偏见，妇女史算不上什么大学问，难登大雅之堂，何况我是个男性，研究妇女很可能被人家耻笑。我当时已经有自己的方向，且小有成绩，犯不上涉足妇女史领域，干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但是李小江没放弃，她几次劝说郑永福，1988年夏天，郑永福终于同意了，“实在是盛情难却”。他的妻子吕美颐也是一位历史学者，两人决定合写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一本是《近代中国妇女生活》。答应后，他向李小江提了一个要求：自己做妇女研究的事情不能公开，必须处于一种地下工作状态。原因是郑永福的导师、时任河南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思庸教授一直对郑永福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寄予厚望，他们两人情同父子，他不敢让胡先生知道自己在做“没出息”的妇女研究。
1993年，胡思庸去世，郑永福从另一位教授那里拿到了导师曾给自己做的一份学术鉴定，“读了《近代中国妇女生活》这本书，非常高兴，非常兴奋，非常欣慰……我相信这部著作很可能走出国门，在海内外产生相当的影响。”在过去的一些年，郑永福没有和导师谈论过自己的研究，他以为自己一定让导师失望了，看着眼前熟悉的字迹，他掉了泪。
像杜芳琴和郑永福这样的作者，李小江一共挖掘了将近二十位，他们来自历史、文学、性学、美学、人口学、社会学等不同的领域，她希望他们能从不同的领域，在各自的领域中寻找妇女的位置，她风风火火地投入这件事，1987年郑州大学有一个去牛津访学一年的名额，她也放弃了，“我走了这个事儿肯定就夭折了。”
作者中约有一半是男性，李小江对此并无偏见。她说：“妇女的事是大家的事，我以为大家的事最好大家一起做，我因此总是尽可能地召唤、组织大家去做，不拘形式，不拘性别，不拘能力大小，无论职务高低，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一旦发现合适的人才，立刻请她（他）分担工作。”
这套“妇女研究丛书”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陆续出版，共17册，白色封皮，装帧朴素。它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莱斯大学教授、长期研究中国妇女史的汤尼·白露评价道：“在那个年代，关于妇女的学术研究和李小江的妇女研究丛书几乎是同义的。”
“我们需要新的理论”
回溯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史，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是绕不过去的里程碑事件。那次大会也是李小江命运的分野。
1995年4月，世妇会在北京怀柔县城开幕，中国政府提出要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身着粉色套装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女权即人权”演讲。中国当时流行的口号是“接轨”，我们当下所熟悉的女性主义——在当时还被称为西方女权主义——在这次大会后进入中国。
在李小江看来，这是解放之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在经济政治状况都不好的情况下，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唯一一张能在当时打出去的正面的牌，全世界都认，于是妇女的事在短时间内变成了国家的事情。”李小江说。
一位当时参与大会筹备的官员告诉我，在会议之前，妇联曾邀请李小江代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办两个论坛，但李小江最终拒绝了，此后回归书斋，渐渐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李小江告诉我，对于权力，她始终充满警惕。主编“妇女研究丛书”时，出版社曾希望邀请一位妇联的官员来做顾问，她认为不妥，谢绝了这个提议。在后来出版的另一套丛书《让女人说话》总序中，她写道：“为了保证让女人自己说话、避免不必要的打扰和干扰，项目执行期间，没有任何官方机构介入，也不曾得到官方资助。”
在她40岁声名鼎盛时，曾有机会被拔擢为副部级官员，她婉拒了。
她也不曾加入过任何党派，她的外祖父和父亲都曾担任地方官员，外祖父曾劝她，你得有个组织，她并不赞同，“我就觉得要做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是应该放弃这些职务的，不应该参与大合唱，所以到最后就什么都不剩，只剩我一个光杆司令了（笑）。”
这种高度敏感的警惕来自于“文革”的经历。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天，李小江的父亲被打倒了，他当时担任河南某大学副校长，15岁的李小江看着父亲戴着高帽游街，人们把墨汁浇在他头上。后来的日子里，父亲被打聋了一只耳朵，有一次被人从楼梯上踢下来，断了三根肋骨。学校的学生带着一张床单来抄家，书全都被带走了，只剩下了一套马列全集。
李小江不能明白这一切，从小父亲告诉她要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那是再认真不过的理想，“共产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按照列宁的说法，下面就是实现全国的电气化，我们当时候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她努力学习数理化，希望能为未来的“电气化”添砖加瓦，在“文革”开始之前，她已经学会自己组装二极管收音机，后来，那些机械小玩意儿也都被抄家的学生带走了，她的名字被列为“黑五类”写在学校的黑板上。
她开始看家里仅剩的那套马列全集，看不懂就硬看，至今仍保留着看《资本论》时的笔记，“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决定了你的人生命运中什么是红、什么是黑，我们昨天还是接班人，今天就是黑五类，又是为什么？”
因为这段充斥着痛苦的经历，她对一些冠以“主义”的主流话语始终保持警觉，“所有认知都是被告知的，人云亦云。宏大叙事之下，个人渺小而无力，但不是完全无助没有出路的——任何时候，读书都是一条开窗通天的捷径。再就是诚实地面对自己，真实的生活感受是辨识善恶的一道本能的防线。”她说。
具体到女权主义，除了它是一种“主义”之外，她始终怀疑这种理论在中国的普适性，这种怀疑到今天也不曾改变。
1980年代，李小江参与组织翻译了一批女权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包括《第二性》和《女性的奥秘》，她是最早向国内介绍女权主义理论的学者之一。她告诉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她就和女权主义保持了必要的距离。她记得，这两本书在当时的中国市场反应寥寥，她思考过这种“冷淡”的原因，“中国妇女的现实处境与美国妇女当时的问题有太大的差距，比如，她们陷落在家庭，而我们几乎全都在社会上。她们重返传统的性别角色以致重新丢失自我，而我们则是在远离传统的方向上丢失了‘女人’。尽管当时我们的社会上妇女问题层出不穷，一时也成为热门话题，但这些书的面市却于事无补，连隔靴搔痒也谈不上。”
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学系和历史系教授王政是李小江的同龄人，她在1985年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读书，研究妇女史，她也是在“世妇会”之后向中国介绍女权主义理论的核心学者。她告诉我，在1980年代，李小江试图通过求助于女性气质和“女性意识”来把妇女从凌驾一切的阶级范畴中分离出来，从而在政治上实现女性独立的主体地位，但李小江忽略了1990年代的中国妇女已经开始面对截然不同的困境。
19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开始后，中国的国有企业纷纷开始大规模的组织和人员精简。1998年到2000年，在政府提出的国企“三年脱困”的口号下，每年有700万至900万工人下岗，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下岗潮。1999年的春晚，小品演员黄宏留下了一句著名的台词：“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而女性在其中所受的冲击尤甚。从1980年代初期知青大量返城，就业危机即已出现，当时有经济学家提出，妇女不可能充分就业，提议让妇女回家来缓解就业压力。这遭遇了妇联的强烈反对，但仍然不能改变女性日益艰难的就业处境：大量女工下岗停薪，女大学生分配难，大量曾经参与社会生产的女性在竞争中落败，她们回归家庭，重新做起了家庭主妇。
至1990年代下岗潮到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妇女史的教授宋少鹏曾在一篇论文中写道，1990年代就业机会的整体缩减在男女两性间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下岗女工占到了下岗工人的60%。“女性因为临时性（可能随时需要退出劳动力市场）或不能全身心地从事工作（分心于家内责任），被视为‘劣质’劳动力，被劳动力市场边缘化或排斥。”
王政告诉我，在有关妇女失业问题的讨论中，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在舆论上重新建构女性的社会角色，“有人觉得男女平等的平均主义理想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因此必须被抛弃。新的男女平等不应该表现在权利和分配的平等上，而是表现在男女价值交换的平等之中，比如女性在服务、秘书和公关这些行业中能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还有人认为为了国家发展和经济起飞，中国妇女应该向日本女人学习，回归家庭，做贤妻良母，为国家牺牲自己。”
随着市场经济的狂飙和消费主义的确立，性和身体渐渐成为商品。王政在1990年代回国感受到了这种变化。报刊杂志上的女性以前是壮硕的农村妇女，现在成了各种“现代”女性形象，“基本要素就是消费主义+传统女性美德+性感，女性成了被售卖的对象。”她记得连《中国妇女》的封面都成了性感女郎，她曾参加过一次全国性的妇女研讨会，一位妇联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关于大众传媒中的性别歧视调查，展示了一些妇女刊物的封面，有一张上面写着：“女人就是床上用的。”满座哗然。
在王政看来，1980年代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潮是反思“文革”极左路线，李小江的理论是这种反思的一部分，她强调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的不同，以此呼唤女性和女性意识的回归，希望借此摆脱国家对个人的绝对控制，开拓出属于女性的空间。但这种“做回女人”的理论在市场经济面前“毫无抵抗力”，而且有被“收编”的危险。
“这种自然女性意识并没有对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形成挑战，也正是由于它只具有解构‘男女都一样’这样主流话语的力量，而对‘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毫无触及，所以市场经济可以毫不迟疑地接纳、吸收、利用（自然）女性意识。在市场经济中，女性获得了打扮、化妆、自我表现的自由，同时也更有可能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和玩物。”王政说，“强调女性的差异会掩盖对形成差异的家庭、社会结构改造的必要，而女性的差异又经常被用来合理化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
王政记得，中国大部分女性研究者都意识到了这种困境，在世妇会召开之前，全国的妇女研究者在天津师范大学开了一次会，在那次会议上，她把当时西方女权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成果—社会性别——介绍给了参加会议的学者们。
社会性别（gender）是对立于生理性别（sex）的概念，它更加注重考察形成性别不平等背后的权力和社会因素，认为妇女扮演的社会角色并非是由生理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文化所塑造的。“生理状况不是妇女命运的主宰，男女性别的角色是可以在社会文化的变化中改变的。”
王政记得当时很多人对此展现出强烈的兴趣，“整个两周我都没好好睡觉，因为晚上他们都会到我房间来聊聊，基本上要聊到凌晨两三点钟，希望了解越多越好，那种热忱是你们不能想象的。”
一位妇联负责理论研究的干部也找到王政，说：“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我们应该学习任何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中国妇女问题的理论。”
思想者的荣誉与悲哀都系于时代，有时候被时代选择，有时候被时代抛弃。王政记得，“世妇会”之后，她牵头开办了很多课程培训，“社会性别”作为一个研究范畴渐渐被大多数妇女研究者接受下来。她和李小江在一些研讨会上见过几面，但双方并没有发生过直接的争论，后来随着女权主义理论的迅速发展，李小江几乎不再出现在研讨会上了。
在拒绝参加世妇会后的很多年里，李小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妇女研究丛书”的一位作者曾如此形容李小江当时的尴尬处境：“在国外，有人认为李小江为中国说话，在国内又有人认为她是问题言论的散布者，于是在妇女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像在其他领域中一样的现象，像李小江这样的人的一种作用和所代表的一个时期已经过去，而新的时期又尚未开始，中国的妇女研究就处于这样的一个时刻。”
让人惊讶的是，在艰难的处境中，李小江仍然展现出了一种学者的“历史感”，她希望将这种争论记录下来。她主编的这本《身临“奇”境：性别 学问 人生》在2000年出版，她在书中邀请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为妇女研究和妇女运动作出贡献的一些人写下自己的人生故事、性别意识和学术观点，作者有她自己，也有一些不同立场的学者，包括王政。王政告诉我，那篇文章里她讲了自己形成立场的过程，也批评了李小江的很多观点，发给李小江时她说，“请您批评指正。”李小江读完了之后说：“文章很好。”最后的成稿李小江一字未改。
在约稿的时候，李小江对作者们提出了几条要求：要求讲真话，不讲套话，讲个人体验，不以“我们”代言。另一条要求是对她自己的：无论作者立场观点，尊重原文表述，基本不做修改。这样读者看到的个案，会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文化和立场。“我想让它们都留在这里，不求统一，不做是非评说，以便后来者可能从不同的方向上汲取不同的资源。”
我看完了这本书，它的确是一本能让人感觉到坦诚、包容、甚至勇敢的书，作者有前面提到的梁军、杜芳琴、郑永福，还有1992年开通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的王行娟、1996年创办全国首个资助贫困女大学生助学项目的高小贤、在北大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妇女研究硕士点的郑必俊、参与创办中国最早女同杂志《天空》的邬烈兴……17位的作者在各自的领域里摸索前进，为中国女性社会处境的改善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在北京见到了书中的作者之一刘伯红，她在当时担任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副所长，退休后在中华女子大学讲授性别平等的相关课程，她带着一丝怀念告诉我：“那个时候是激情燃烧的日子，不同的学科大家一起做事，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块做课题、开研讨会，比如说你做传媒，我做健康，她是就业，大家都有一定分工，最后形成一个合力，那个时代是这样的。”
这也让我想起汤尼·白露的一本书《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她在书中梳理和回顾了上世纪的中国女性运动，把丁玲、李小江和戴锦华作为不同时期中国女性思想的代表人物，在最后，她总结道：“与僵化思想的交战会以一场失望与希望博弈的方式展开，值得期望的是，未来是一个公平的未来，而失望却以多种形式出现，但是无论希望升起或破灭，每一个女性主义思想家都最大限度地与她的时代提供的即时前提或假设交过战。”
“无论身处怎样的逆境或幸福之中，永远不要放弃自己”
今年4月，我在陕西师范大学参观了一座妇女文化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以妇女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展示了许多普通女性的生命经历和自我表达，分为“她的故事”“江永女书”“生育文化”“女红”“织物上的历史”五个专题。馆里的工作人员林纷告诉我，馆中一共1200件展品，有400多件都是李小江亲手收集的。“这个博物馆是李（小江）老师的心血。”
林纷最近给李小江打电话，有一个新展览想邀请她来，李小江平静地说自己的癌症复发了，林纷愣在当场，不知道怎么接，李小江说，没关系你接着讲，她和林纷讨论了一些展览的细节，给了一些学术上的建议。
这座博物馆是李小江在离开公众视野后投注了最多时间的事情。1997年，她在郑州的处境日益艰难，受她的研究生同学、陕西师范大学校长赵世超邀请，来到陕师大女性研究中心担任兼职教授。
博物馆是她在1990年代初就想做的事情，“那时候是想抢救妇女的历史和文化，因为女性的很多历史是通过民间文化的形式保存和传承的。”她在河南日报上刊登了一个豆腐块的招募。没过多久，一个农村男人给她送来了两只刺绣用的圆形花撑，花撑的主人是他去世的妻子翟培英，男人写了一封信：“此物乃老妻翟培英闺门刺绣所用。1947年随嫁到我家，算来50余年了。每每把玩，翟培英音容笑貌，如在眼前，如在身边。”
翟培英是一个极其平凡的女人，以女儿、妻子、母亲的身份，度过了普通的一生，然后死去，没有做出重大的社会贡献，没有影响过历史。但李小江记得，对方把花撑送来时，提起老妻满眼热泪，“他觉得她的一生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认为我们应该记住，他认为放在博物馆里就会给别人看到他妻子的一生，然后让人们也记住他妻子这一生。”
还有一位双腿残疾的女性坐着轮椅给李小江送来了自己用红纸剪的“十二钗”，她说：“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用，如果你能用你就留下。
我在博物馆里看到了这两件展品。两只花撑是游客进到博物馆后看到的第一件展品，旁边放着翟培英丈夫的信。“十二钗”的每一钗都单独用玻璃装裱好，挂在剪纸这一部分最开始的位置。林纷告诉我，博物馆后来有了一些名气，一些著名的剪纸艺术家会送来自己的作品，但“十二钗”始终被放在这里。这是李小江为这座博物馆所定下的基调：没有名人的遗物，物品的主人都是那些不会出现被出现在史书中的普通女性。
工作人员乔木告诉我，为了收集展品，她们经常去特别荒凉的地方，有时不得不露宿街头。有一次去云南一个村子收集少数民族的嫁衣，没有宾馆，乔木就窝在街边的墙角睡了一晚上。她们没有钱买展品，只能努力讲明物品的用途，说服对方捐献。乔木把自己外祖母的砚台也捐了出来，上面刻着一个女性在教育孩子，后来别人告诉她那个砚台可能很昂贵，她想要回来，但又不好意思，后来想：“放在家里也是摆着，还不如放到博物馆让大家看。”
女性研究中心教授屈雅君是博物馆的首任馆长，她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过，由于妇女博物馆只有一点学校的补贴，很微薄，李小江担任兼职教授期间没有领过工资，都让屈雅君领了用来筹建、试展。为了赚点零花钱，女性研究中心还一起做过义卖，有老师写了“女书”，有人做了扇子，李小江自己勾了杯垫，但后来义卖的钱被学校认为是“小金库”，被没收了。这种窘迫的经济状况直到现在也没有太大改观，林纷告诉我，现在每次办展览打印材料，她都不去校外的打印店，因为一毛一张太贵了，她在网上找那种一分钱一页的。
李小江告诉我，博物馆做得很辛苦，但心情是兴奋的，“我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到处都是所谓的原生状态，人也淳朴，无论走到哪里，总会让你惊奇，让你的思维永远处于亢奋的状态下。”
在收集展品的同时，李小江还组织了口述史研究，采访一些有故事的物品的主人。这套四册的《让女人说话》在2003年出版，其中亲历战争一册，豆瓣有一位读者这样评价：“他们所采访到的女兵/战争受害者都相当于是亟待抢救的第一手材料……这本书用更细节的表达记录了女性在参战、生理期、生育等各个方面的故事。”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李小江渐渐意识到了理论的匮乏和有限，形而上的理论常会遮蔽掉个体的生命经历，“我觉得首先应该把局部的事情搞清楚，把一个个具体的符号解释清楚，然后才可能做一些理论上的结论，材料的收集不能中止，总会有新鲜的东西不断跳出来校正你的理论。”
去年，刘伯红和牛津大学教授叶玛丽一起去江西庐山看望李小江，在她租的房子里住了一周。刘伯红看到她还在写作，在和那些比丘尼做采访，她很是感慨，“作为一个研究者，她从来没有放弃过。”
李小江告诉我，一个人在精神上站起来，不是靠争论，而是真真正正去做事情，“解释是一件最没有用的事情，自己做事情最重要。我要是管那些杂音，我这一辈子的话，别说是100步，我可能连10步都走不出来。”
在一次大学内部的讲座中，一个女生问她：“我们怎么做才能摆脱社会对女性的歧视？”李小江回答她：“现在好好学习，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有什么困境，都不要气馁。我有一句话，写在《解读女人》的封面上：“无论怎样的逆境或‘幸福’之中，永远不要放弃自己。”
“壮丽的美”
今年6月，李小江从庄河搬到了大连的一家疗养院住，方便她每个月在大连打针。疗养院提供一日三餐，也能节省不少时间。庄河的朋友不放心她一个人，劝她留下来，她拒绝了。她说：“它能保持我正常的生活习惯。最重要的是关上门没有人来打扰我的生活，这样可以保证有效的工作时间是最大化的。”
在整理口述史的工作之外，她仍然对新的知识感兴趣。她关注了一个介绍各种讲座信息的公众号，每天早上起来会先浏览一遍，把感兴趣的记下来。一些年轻的博士生刚从海外归来，有人会在上面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李小江会选感兴趣的去听。她最近听了一位学者关于“舞蹈人类学”的讲座，听完后和对方通了个电话，两人从晚上九点聊到了十一点多。
我和她聊起自己在过去采访过的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人类学家，她展现出对其学术观点和学术脉络相当程度的熟悉。
李小江告诉我，在生命中很多个艰难时刻，是某种对未知的好奇支撑了她。她从小就喜欢爱因斯坦，很多年前还专门去爱因斯坦的故居拜访，她的电脑里至今留着一篇爱因斯坦写世界观的文章。他将客观世界描述为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一切宗教、人文和科学都是为了解开这个谜题，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们会在某一刻获得“灵魂沉醉喜悦中的强烈战栗”和“一种壮丽的美”。她时而能从知识中感受到这种“壮丽之美”，这足以帮她抵御孤独、争议和批评，“这些东西在我活着的时候，它鼓舞了我，壮大了我，让我可以去抵挡那些来自于不同方向的东西。”
也正因为如此，她始终不能服膺女性“主义”，对于女性主义在当下成为了某种“政治正确”，她展现出一种担忧，她认为对女性主义的绝对信仰是一种短视与残缺，“女性主义只是一种视角，不是全部的视角。”她说。
在和上野千鹤子的对谈中，两人曾聊到阶级和性别的关系，李小江说，“怎样看阶级和性别的关系？怎样看社会和妇女的关系？这不仅是我们之间的不同，也是我跟许多欧美女权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她们总是倾向把‘性别’凌驾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上，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这与我们的实际经历不相符。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生活中，的确有很多问题远在女性/性别问题之上，是全民全社会必须共同承受和分担的……所谓“性别研究”，就是清醒地认识到性别因素的存在（几乎无所不在），同时也要同样清醒地看清它的位置：它是重要的，却不是唯一重要的。”
如果将来还有人看她的书，李小江希望最后能被作为一个“作者”或“学者”被记住，“作为一个写作的人，一个不断学习的人，而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宁可把feminism当作认识世界的一个角度、一种方法，而不愿它是我的全部——就让我保留这一点自由吧，让我在我的不认同中保存一点曾经是我们共同的历史中的印迹。”
今年8月底，我和她联系，隔了一天之后她回复语音，说身体不太好，前一天完全不能说话，靶向药失效了，目前在住院治疗。她的声音听上去有点沙哑，但仍然是稳定的，她用一种颇让人信服的语气说：“不用太担心，情况还没有严重到马上会完蛋。”
我怕耗费她更多的气力，请她多多保重自己，她回复了一个可爱小人说谢谢的表情包。她停止了工作，对于她来说，与思想和时代的较量也许已经结束了，过程中她从未放弃。与身体的较量则刚刚开始，我相信她不会轻易缴械投降。
应对象要求，林纷、乔木为化名。封面来自李小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