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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一所重点高中的心理自救
作者:人物
发表日期:2024.10.12
来源:微信公众号“人物”
主题归类:中国教育
CDS收藏:公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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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春是广西省崇左市一所重点高中的副校长,也是一名任教多年的英语老师。她观察到,从2021年开始,学生的心理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

紧迫性是从每年高一新生的心理普测数据体现出来的。2023年,1500名新生入学,就测出100名左右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抑郁。抑郁的孩子分配到不同的班级,给科任老师和班主任都带来不小的挑战。班主任需要时刻警惕学生失踪、自伤,科任老师也变得小心翼翼。

学校做了很多努力,去防止可能的极端事件,比如钉上了窗户,在高楼上值守;同时不断补充心理老师,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心理监测机制;取消低年级的月考,减少学生的考试压力;休学的学生复学时,也会经历一个学校和家长联动的过程,帮助学生更平缓地融入学校生活。

但黄花春觉得,这些仍然不够。崇左是一个边陲城市,下辖7个县市区,其中4个县和越南接壤,会有一些涉外婚姻家庭,又因为经济欠发达,很多人外出务工,留下很多留守儿童。社会的、经济的、家庭的很多问题,在处于弱势的孩子身上体现了出来。

这些年,黄花春试图在更前端解决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学生排解不了负面情绪?思考之后,她做出改革,每天上午上过两节课后,学生有30分钟的自由活动时间,可以参加社团活动,搞搞街舞、轮滑,也可以聚在一起排排戏剧,或者就是晒晒太阳。她发现,对于精力充沛的孩子来说,有喜欢的事情做,一忙起来,心里反而能少了很多困惑。

还有很多问题仍然考验着一所学校的智慧。面对抑郁学生,如何划定家校之间的责任?如何平衡好高考与生命安全两条线?发生极端事件后,学校又如何维持老师教育最基本的底气?这些问题仍待探索和解答,但黄花春感到明确的是,「真正的校园不应该是死气沉沉,而应当活起来,让校园充满多元文化与快乐,这才是一条正确的教育之路。」

文|程静之

编辑|槐杨

监测不到的学生

能感觉到,从2021年到2024年,我们学校学生的心理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

2021年是最艰难的一年。早在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学生因心理问题自杀的第一例极端事件。事发在一次月考当天,班主任巡查早读时,发现有名学生用MP3看网络小说。这在学校是不允许的,班主任就走过去跟学生说,7点半要考试了,建议先把MP3交给老师保管。那位班主任平时为人温和,也没有批评学生,说完这么一句话,学生也没有讲什么,交了MP3,就安安静静在那里等待考试。

刚好学校新建了教学楼,走廊上的监控设施都很完备。我们后来从监控视频里看到,早读结束之后,那名学生和同学说说笑笑,走到了5楼考场。他们先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但等同学进了教室,他毫不犹豫地纵身跳了下去。在场同学一下子都惊呆了,有的同学甚至才刚刚转身离开他,完全无法理解那一瞬间发生了什么。

这一例之后,到那年年末,又是一例;再到次年4月,又是一例。之后,学校每个学期都要应对几次突发事件。

学生的心理危机不容忽视,不光是我们高中,还包括当地的中学和小学。教育主管部门对此也是感到焦头烂额。其实,早在2019年,教育部门就很重视学生的心理问题,对高中学校的要求是,每年都要对高一入学新生做心理健康普测。现在我刚好分管这一块工作,开学第一周,就会安排心理老师和班主任把全年级学生平均分配,每个老师大概会分到15~16名学生,进行面对面谈话,问题包括:日常与父母的沟通频次怎么样?如何调节不开心的情绪?难受时是否会跟好朋友聊天?如果发现学生存在异常,科任老师就会打上星号,然后把学生转给心理老师,进行下一步具体的抑郁量表检测。

每年检测结果出来,会发现,相当一部分学生都存在异常。2023年,第一个学期开学,我们对1000多名高一新生进行普测,结果大约有100名学生存在中重度抑郁,其中20名学生在入学前就已经去专业医院查过抑郁。

这些学生分到不同的班级,对整个班级影响都很大。曾经,有一个班分到差不多10名抑郁的孩子,其中3名还是重度抑郁,班主任就感觉座位都不知道怎么排了。作为科任老师,刚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对待抑郁的学生。给这个班级上课时,一走进教室,就感到整个班都闷闷的。上课期间,那几个孩子要么趴在桌子上睡觉,要么低头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试着邀请他们一起做小组活动,但他们不吭声。一节课下来,我就感觉在自言自语,害怕得不敢再去向他们提问。

这还不是最焦头烂额的状况。有时候抑郁的学生上完一节课,第二节课突然不在了,当堂的老师会感到责任重大,立马停下课堂,去卫生间、宿舍、顶楼这些地方寻找。现在每节课开始,科任老师都是先检查人数到齐了没有,如果没到的学生不是请假,他们就会立即通知班主任。

因为患有抑郁症的孩子越来越多,现在的孩子和过去不一样了,都是公开谈抑郁。不知道状况的科任老师去上课,问班上怎么少了这么多人,学生就会回答,他们请假治疗抑郁去了。还有的时候,老师遇到学生不回答问题,在课堂上生气,课代表就会说,那位同学是生病了,得了抑郁症,请老师理解一下。

感受到心理问题的紧迫性之后,我们学校开始花大力气把一些岗位匀出来,宁可先招聘到足够的心理老师,近三年几乎是一年招聘一名的频率,到现在已经配备了6名心理老师。每位老师都有具体的课时量,确保每个班级、每个星期都能排到一节心理健康课。每天会有一位心理老师值班,负责接访紧急的学生。老师日常也接受预约咨询,通过量表、谈话、沙盘等方式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如果学生到了自伤、需要吃药的地步,心理老师就要联系班主任和家长,带学生去专业的精神机构诊疗。

但我们困惑的是,连续4年来,走向极端的学生反而是平时监测不到的孩子。有一类甚至是成绩比较好的学生,因为不想破坏在老师和同学心中上进的形象,就在各种检测中把真实的情绪隐藏起来。他们正常参加活动,给人感觉很开朗,直到在我们看来一件小小的事,比如一次考试失利,班主任的一次提醒,就引发一些极端状况。

面对这些状况,作为基层老师,我们会感到失去教育的底气,不知道怎么对待现在的孩子,即便没有心理问题的学生犯了错,老师也不敢再吭声。长此以往,教育环境就会变得越来越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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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电影《年少日记》

回想「班主任」三个字,内心还是在发抖

每一次极端事件发生之后,不仅是学生,对相关老师也是一次重挫,如果没有做好心理疏导,老师也会陷入严重的心理危机。

所有老师中,班主任压力是最大的,每天早读到教室,晚自修也不敢放松,时刻盯着学生到齐了没有。这几年,很多老师都是为了评职称才当班主任,达到必要的年限之后,他们会马上申请说,宁可多任一个班的课,也不想多当一个月的班主任。而班级里一旦发生极端事件,有的班主任宁可一辈子不评职称,也不敢再担任这个职务。

为什么说班主任是最痛苦的?在我们遇到的第二例极端事件中,是下晚自修后,有个班的团支书突然在教学楼坠楼了。那位坠楼的团支书还有几分钟存活时间,班主任第一时间到了现场,又救不回她,就是眼睁睁地看着她失去生命。

当天晚上,班主任去派出所做了笔录,我全程陪着他,一直处理到凌晨5点,没发现他情绪出现什么异常。但到了事发第二天晚上,有学生跑来跟我说,感觉班主任不太对劲。我就开始在校园里紧急找班主任,那天气温很低,又下着雨,我找了好一会儿,最后是在升旗的旗台那里发现了他。他正抱着国旗的柱子,默默坐在那里淋雨。

那位班主任年纪轻轻的,才三十多岁,可等我把他扶到办公室里一看,他的头发根真的是一夜之间几乎白完了。他坐着一声不吭,我就跟他聊起,人生真的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让我们感到出乎意料和难以承受,但还是要勇敢去面对。慢慢做了一些疏导之后,我说实在难过,你可以哭。那么一个高高大大,平时对工作和生活充满热情的老师,就在办公室里痛哭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他说,真的没办法接受,昨天团支书还活蹦乱跳,在他的课上还那么认真回答问题,甚至在出事之前,她还用班级QQ给同学发了最后的留言,继续做好「青年大学习」。平时的访谈排查中,他问团支书是否遇到学习上的困惑,有没有困难需要老师帮忙,她都说没有,一切都很好,以至于他完全都想不到团支书会出问题。

后来,我们就让心理老师给那位班主任做心理疏导,但他刚走进教室,看到撤走的座位,还是感觉承受不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才算走出来,可以把心思放在教学上。他真的是一位很优秀的老师,总是在尝试各种创新的办法教书,我就试着做了几次动员工作,问他可不可以再当班主任?他就说,虽然还是热爱教育工作,但是回想「班主任」这三个字,他内心里还是在发抖。

这位班主任还算恢复得好的。我了解到有一所高中学校,极端事件发生后,孩子遗体没有火化,家长一直打官司,春节还在学校门口拉横幅,校领导不正面应对,把压力全部推给班主任。家长不断给班主任打电话,那位班主任就感觉崩溃了,不仅辞去职务,还跟学校请了长假,她已经完全上不了课,甚至一步也走不进教室了。

我能理解这种崩溃。作为副校长,我是会把老师保护起来的,家长的电话全部都是由我来应对。曾经有一位家长,打电话骂了我半个月,记得有一次接完家长的电话,我正在炒菜,就一边炒菜一边哭,心里也特别委屈,特别疼,但是我得承受住家长的情绪。

遇到极端事件,我们要面对很难的一关正是在家长。从家长角度,谁也不愿意养大的一个孩子没有了,都想向学校索要赔偿。但对一所学校来说,有限的公用经费维持校园运转已经是举步维艰,就我们学校来说,只能是申请校方责任险,另外提供几万元的人道主义慰问金作为赔偿。但家长刚开始肯定都不会同意,因为立场和处境不同,双方就会陷入不可调和的冲突。

我们和第一例因为MP3而坠楼事件的家长僵持的时间最久。家长告到基层法院后,法院根据收集到的证据,认为班主任在沟通时没有批评学生,而学生已经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坠楼又是在一瞬间发生的,最后就判决学校承担10%的责任,赔偿7万多元。家长不满意这个结果,上诉到中级法院,最后司法程序走了一年多,二审依然是维持了原判。

后面发生每一起,我们都会拿这一例判决去跟家长好好沟通。其实我们也是为人父母,理解养一个孩子的辛苦,和失去一个孩子的痛苦,但学校的教育不是万能的,不是说把孩子交给学校就可以了,如果老师已经在各方面尽职尽责,孩子最终还是出了问题,家长也要共同承担责任,否则,对其他在校孩子也是不公平的。

现在,虽然整个社会对学校有一定的理解,但招生的时候,家长也会顾虑,觉得发生极端事件的学校能不去就不去了,好的生源可能就这样流失了。

我们也了解到,很多学校会把教学楼、宿舍楼挂上各种防护栏、防坠网,让学生没有机会跳。

我们学校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么做,但做完预算之后,发现拿不出这笔经费,才换成制定一些措施来严防。现在,我们把所有窗户都钉死了,只留下一只手能伸出去的缝隙。教学楼都安装了监控,一层楼梯入口设置了大门,学生下了晚自习,保安人员巡查完会锁上门。我们还安排科任老师轮流巡楼,到了课后时间,凡是高楼的地方全部都有人在值守。

除了老师,我们还在每个班级挑选学生做「情绪观察员」。学生主动报名当志愿者,一旦发现同学情绪反常,要立马汇报给老师,通过双管齐下的方式,及时扼杀不好的苗头。

好几个学生都是在采取极端行动之前被制止了。我自己就制止过两次,一次是上个学期末,我刚刚下课,突然望见对面一个学生把窗户摇开了,一只脚跨出来,准备往下跳。另一次是听到学生说有人要跳楼,我从二楼办公室一路冲上六楼,看到2名学生拖住了跳楼学生的手。我赶紧帮忙,后面又有老师和学生加入,一共七个人才算把一条生命给抢回来。

从学业,到家庭

上面的措施虽然有一定效果,但我们也意识到,极端事件往往事发突然,比起「严守」,更重要的是了解学生心理疾病的成因,做好「预防」,用一句老话来说,「上医治未病」。

我们发现,除了开学,还有几个关键节点需要注意:高一高二是期中、期末考前后,高三是月考、模拟考前后,学生会因为不想面对考试或者成绩不理想,采取极端行为。

以前,高一高二每个月都有月考,高三会有很多模拟考,临近高考的那个学期更紧张,几乎每两周就有一次考试。现在,我们考虑到学生的心理状况,已经取消了低年级的月考,但高三还是要顾及高考,考试仍然是差不多的频率。

我们只好在考前和考后开展主题班会,告诉学生要平和地看待考试,只要每个阶段认认真真学好,成绩是多少就是多少。我们也会跟学生谈高考志愿和职业生涯规划,帮助他们认识自身的状况,减少未来做职业选择的迷茫。但即便如此,学生的心理状况还是没有改善多少。

我们去向心理老师那儿了解,逐渐认识到,考试只是一个导火索,并不是学生产生心理问题的根源。目前心理老师排查出来,偏远地区来的留守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更高。

这跟我们学校的招生策略有关。今年之前,1500名高一入学新生中,大概有三分之一来自县乡。但崇左市所辖7个县市区,有4个边境县和越南接壤,会有一些涉外婚姻家庭,另外这些地区经济欠发达,成年人几乎都是去外面务工,导致县里边有很多留守儿童。他们成长中会感到孤独,内心世界空洞,而一旦陷入抑郁,家人又很难给到他们足够的陪伴和支持。

每个星期天下午,学生有「黄金4小时」,可以外出接触寄存的手机。我们观察到,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是跟同学或者朋友打视频,聊QQ,几乎不会跟父母打电话。到了中秋、国庆这样的假期,这些孩子宁可留在学校,也不愿意回家。曾经,我问过一个孩子不回家的原因,她就说,从市区坐公交车到县城,要两三个小时,然后还要坐很长时间的三轮车才能到家。但因为父母不在,家里就是冷锅冷灶,她只能去伯父家吃饭和睡觉,与其寄人篱下,还不如待在学校。

我们进一步了解,发现重度抑郁孩子的家庭情况更复杂,基本就是两种类型:一类是父母关系不合或者离异;一类是家庭里存在冷热暴力。

比如一名学生,高一进来就是重度抑郁,在学校里总是割脉,半夜要找心理老师和班主任。我们劝她休学,但她说宁可死在学校,也不肯回家,原因就是她有一个家暴的爸爸,她害怕回去会被打,也不忍心看到妈妈老是挨打。

我们也跟孩子妈妈聊过,她说自己就是打理几亩田地,照顾一个上小学的儿子,家里全靠孩子父亲做建筑工,一天挣三五百养活。但孩子父亲每天干活累了,回家就想喝酒,喝完酒就家暴。她没有独立养活孩子的能力,离不了婚,就试着找妇联做了很多次工作,但是家暴行为还是没办法制止。母亲其实是希望养好那名女孩的,鼓励她考上大学,那孩子就在学校里苦苦挣扎,在夹缝里边活得格外艰辛,直到后来熬到了毕业,她说再也不会回到那个家。

另一名学生的情况也很典型。她原本成绩很优秀,定的高考目标是985大学,但因为给自己的压力过大,每次考试前会控制不住发抖,肚子疼。高三开学时,她检查出了重度抑郁,不得不休学一年。之前,我们一直认为这个孩子的病根在学习,但直到今年复学,她才聊起自己的家庭,父亲原本在县城做生意,但疫情过后,生意不顺利,母亲感到经济压力大,经常和父亲吵架,已经到了闹离婚的地步。她想缓和父母的关系,将来工作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才会那么渴望考上985名校。

其实,能从县域到我们学校上学的孩子,中考成绩要冲到县的前15%,才可能被录取。很可惜,这些县里最优秀的孩子又被心理问题牵绊,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几能上一本,剩下的大部分都是上二本。像刚才提到的那名学生,再次回到学校,她的目标已经不是985,而是能上个大学就不错了。

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也试着和家长沟通,让家长意识到自己的教育责任,但是教育家长甚至比教育学生更难,不是每个人都能听得进你的建议。

印象特别深的是七个人合力救下来的那名男孩。救完人是上午10点,我身上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但事情紧急就先通知了家长,想着他家距离学校也就半个小时车程,干脆等处理完了再回家换衣服。但等到将近中午12点,我身上衣服都干了,那位父亲才到学校。后面回去我就重感冒了一场。

那位父亲到现场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孩子怎么没有跳下来,丢人现眼。我马上就批评说,这样的言语不妥,作为父母首先应该是关注和安慰孩子,那位父亲就回了这么一句,女孩子要关注一点,男孩子有什么好关注的?我在旁边就很无奈,后来拉着那位父亲单独聊,分享了几个严重的案例,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孩子能救回来真的很幸运了。

为什么我一直在推崇社区多开展一些活动,普及《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感觉到,提高边境地区父母的教育和沟通能力太有必要了。家长可能会觉得,每天工作已经很忙,能让孩子吃饱就不错了,但是要了解到,现在是一个信息社会,孩子对父母的期望值已经和以往不一样了,不是解决一日三餐、冷暖问题就可以,孩子还希望父母是通情达理的,是可以在精神层面进行交流的。

但家庭状况不是一天就能改变,学校也很无奈,被迫要为孩子兜底。我们只好额外关注留守、单亲、孤儿这类孩子,即便他们平时表现出积极开朗的一面,老师也会在上课时多给他们一些提问的机会,课后多一些谈心,观察他们有没有参加班级活动。

今年学校的压力稍微缓解了一些。按照教育厅的要求,为了保护县域生源,从今年开始我们不能再招收边境县的孩子了。前几天在饭堂吃饭时跟心理老师聊起来,他们说通过普测来看,这一届孩子基本来自城区,乡镇的比较少,心理状况要比去年那一批稳定。尽管从成绩来看,上一批孩子更拔尖,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这一批孩子虽然成绩中等,但对于学校来说,维稳已经比升学更重要。至少孩子先要安安全全生存下来,学校才能再带着他们一起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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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天空之城》

休学与复学

在心理老师的干预下,中度和轻度抑郁的孩子能慢慢好转,但抑郁程度特别重的孩子,问题还是没办法解决。强行留在学校,既学不进去,病也不会好,直到去年开始,就根据教育厅的相关文件,要求在医院鉴定出重度抑郁的学生,必须要强制休学一年。

其实从整个学校来讲,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大家对抑郁症患者都更加宽容和温和了,没有去排斥这样的孩子。每年开学初,我们就会开一个心理健康讲座,告诉学生,如果感觉自己心理出了问题,那就是该吃药吃药,该看医生看医生,其他同学不用特别困惑和好奇,就用平常心对待。平时的心理健康课上,心理老师也会组织学生们讨论,如果班上出现抑郁同学,我们该怎么做?学生各抒己见,老师再做一些正确的引导。

为了让那名被家暴的女孩在团体里不至于太孤单,后来班级就形成共识,不要企图用一个人的力量去感染她,但是可以变成一群人去靠近她,课外活动邀请她一起跳绳,在宿舍里大家也会拉着她一起吃零食,默默关注她的动向。

和休学配套,我们学校去年也启动了一个完善的复学程序,由政教处、德育处、教务处、年级组几位老师组成复学小组,考核学生是否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提供医院的相关证明,重度抑郁已经转为轻度;二是家长至少要陪读三个月,每天接孩子外宿,出现问题可以及时提供亲情陪伴,配合孩子的前期融入。

满足条件之后,复学小组再跟学生面谈,话题涉及他们休学在家的生活,是否和父母沟通,跟好朋友联系?回到学校会有什么计划?以及面对新的同学、新的班级,能适应吗?如果学生能轻松回答这些问题,说明他们放下了很多,复学小组就会判断他们达到复学标准。

也有学生在问询中出现激烈的情绪,但复学小组不会一次否决,而是让他们入学适应一两个星期,如果能正常融入,再交学费办理手续,如果适应不了,复学小组就建议他们继续休学。

重新回校园之后,这部分孩子总体表现比较平淡,没有极端地游离在集体之外,但也没有很好地融入新环境。他们有时候会交不上作业,完成不了测试,面对老师的询问会应付式地交流。能感觉到,大部分复学孩子心思已经不在学习上,成绩也没办法再拔尖,他们的想法就是希望平平地过,完成高中学业就算了。

面对复学的学生,老师依然需要很多智慧,不能表现得过于关注,也不能一直不关注,让他们感到被冷落。为了拿捏好尺度,我一般会设置随堂接龙的小游戏,让复学孩子自然地参与进课堂。提问到这些孩子时,他们有的会说不知道,或者直接不回答,班级气氛会马上凝重下来。作为老师,我不会僵硬地对峙,而是调节气氛,问他们什么时候想再回答。如果对方说明天,那我会顺着说,先坐下来,明天继续提问。等到第二天,如果观察学生心情看起来还不错,我再把一些简单的问题抛给ta。

大家就开玩笑说,以前是学生对老师察言观色,现在是反过来,老师要顾及学生心情,站在他们的处境去思考很多问题了。

很多复学孩子都是没有完全康复的,他们晚上在宿舍睡不着,早读又起不来,到了课堂也是趴着睡觉。但这些违纪问题都不再重要,对于班主任来说,要格外留意的是让宿舍同学提醒服药的学生继续吃药,班干多给予关心,还要经常做一些谈话疏导,预防他们再次走向极端。

休学与复学制度执行的这一年来,学校的管理压力明显小了很多。但我们现在困惑的是,教育部门目前并没有给出一个复学的规范程序。最近,我们就遇到一个学生休学了几个月,父亲就整天缠着学校要把孩子送回来。孩子没有通过复学小组的评估,但家长反馈给了教育部门,教育部门又让我们同意接受这个孩子。

我们就想呼吁,教育部门是不是可以和医疗部门联合,给出一个具体的鉴定,判断学生心理健康达到复学标准,再明确接下来走什么样的程序,家校之间该怎样履行彼此的责任,而不是让学校独自去迎接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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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剧集《三十而已》

明天,高考,和未来

学校发生了几次极端事件之后,我们领导层也开始讨论,抑郁已经不是个例,而是整体上出了问题,休学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我们就觉得有必要做个摸底调查,弄清楚学生为什么排解不了负面情绪。

调查是2021年展开的,当时和一位高一学生的谈话让我印象深刻。我问学生,在学校里过得开心吗?学生说算不上开心,总觉得压抑。我又问,为什么会觉得压抑?他说,每天除了上课,就是上课。我说,不是有课外活动吗,可以跑跑步,散散步。学生就说,自己跑步有什么意思呢?我喜欢打球,喜欢跳舞,还喜欢跟同学一起比赛,但是学校要有这样的活动才行。

「学校要有这样的活动才行。」我开始思考这一句话。既然学生提出需求,那么学校就应该想学生之所想,做学生想做的事。真正的校园不应该是死气沉沉,而应当「活」起来,充满多元的文化与快乐,这才是一条正确的教育之路。

后来,我们就召集全校的体育委员、文艺委员开了一个会,想让学生多提建议,具体要开展哪些活动,最后收集上来一个「愿望清单」。我们根据清单,把每天上午9:10~9:40这个时间段变成「多彩大课间」,搞了很多趣味性和竞技性的体育活动,学生上了两节课之后,马上可以从教室走出来减压,晒一晒太阳,也晒一晒各种运动的能力。有个学生说,跳起来出了汗之后,整个人都变舒坦了。

学生会和团委还提出,想要在学校增加社团类型,我们校领导经过集体决策,最后也决定用多种多样的社团活动充实学生的生活。除了传统的文学、戏曲、篮球,我们还加入了新时代孩子喜欢的动漫、街舞、轮滑,就是想击中更多学生的兴趣,争取全员都能够参与活动。

现在到了课外期间,学校广播站会播放歌曲,我就看到有的学生在宽敞的地方滑轮滑,有的在排演戏剧,读书社团在做一些读书分享,能够感觉到,校园逐渐恢复了一些生机。

但对于高三生来说,高考是摆在眼前的一个现实。年级组长一开始就反对搞活动,特别是大课间30分钟,原来的规定是,第一个10分钟打水、去洗手间,第二个10分钟练字,最后10分钟用来做习题。年级组长就很焦虑,学生学习的时间原本就不够,现在这半小时还让学生放松,成绩怎么上得来?

我们就跟年级组长说,高一高二都在活动,高三学生就能学得进吗?而且那一年,高三年级的抑郁比例明显高过2个低年级。年级组长说,那是偶然,我说不是偶然,是因为管理太死了,永远把学生固定在一个格子间里,不给他们自主活动,学生怎么可能自由地生长?这样动员之后,年级组长也能慢慢想得通了。

现在,高三一节课连着一节课还是常态,但课外活动时间是自主的,学生要参加任何社团都支持。像我女儿就是今年在这所学校毕业的,高一高二她都是社团的负责人,到了高三才把位置转给低年级同学,她做总顾问,帮助处理一些难解的问题,参加重要的比赛。高考之前,她还代表学校参加了朗诵比赛。其实对于精力充沛的孩子来说,有喜欢的事情做,一忙起来,心里反而能少了很多困惑。

但是,并不是所有学校都能做出改变,甚至很多学校还没有意识到心理问题的严重性。记得2022年时,为了了解边境县市学校的心理健康服务状况,我密集走访了十七所学校,发现很多学校都没有把心理健康列入常规教学。有的学校因为经费不足,没办法配置心理老师,就让班主任、甚至是音乐老师来兼任;有的经济条件好一些,配有一两名心理教师,但心理健康课是不开的,只是把基础读本发给孩子;还有的为了应付政教处的检查,就随意把一间教室挂上牌,充当心理咨询室。

我们学校虽然做了一些调整,在心理老师这一块也已经配置充足,但一直以来,我们很焦虑的一件事情是,极端事件发生之后,校园表面上会很快从恐慌恢复到平静,但是对于学生来说,这些事情真的过去了吗?会不会只是表现出「正常」,内心其实留下了创伤?

现在我们的处理方式是,事发24小时之后,让心理老师走进班级,对学生进行团体辅导。心理老师会有一整套疏导的话语,目的是告诉学生,人的成长中会有各种各样的经历,但不管遇到什么,都要学会放下离开的人,放下困惑、焦虑与恐惧。

想象不到的是,现在的学生表现得比老师还要冷静和坚强。印象最深的是第二例那位团支书离开之后,我们和家长一起去宿舍收拾遗物,宿舍学生不仅不忌讳,而且还帮忙整理,家长收拾完临走的时候,学生还提醒,团支书养了一盆小小的太阳花,让家长别落下,一起带回家。

对于个别与离世学生交往密切的朋友来说,受到的影响重一些,会要求回家休息,但待个两三天,学生也就感觉可以把这件事撂过一边去,回来投入正常的学习。一个女生曾请假了一周,当时她还在读高一,我们甚至很担心她会不会因此休学,但是一周回来之后,我们看到她跟同学又说说笑笑了,派出所再一次找她核实重要的笔录,她也表现得很冷静。

我们不想过多打扰学生,但又担心他们的心理。偶然聊起的时候,没想到学生反过来安慰我们,说老师不要纠结想太多了。他们一致的口号是,不管昨天是悲伤还是快乐,都要往前看。他们要继续走下去,因为他们还有明天,还有高考,还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