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民的声音一直是中国数字时代关注焦点之一。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操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些声音虽然渺小，却精准地道出了时代的病症，而“发声”背后的勇气和良知，也终将改变潮水的方向。正如詹姆斯·斯科特所言：“犹如无数的珊瑚虫形成了杂乱无章的珊瑚礁，无数个体的不服从与逃避行为也形成了自身的政治或经济堡礁……当国家的航船搁浅在礁石上时，人们通常仅仅关注船只失事本身；他们没有注意到，正是大量微不足道的行为才是造成失事的原因。”
中国数字时代在“每日一语”栏目中以字卡的形式记录下了这些声音，同时在“网语馆”、“公民馆”中对这些不服从的声音进行存档。同时，在每月的“CDT 网语”栏目中，梳理当月舆论焦点，并精选这些事件中值得关注的观点和讨论。
本期新词：四无五失
今年中国发生多起无差别伤人事件。11月11日晚，广东珠海发生一起严重伤人事件，一辆越野车在珠海市体育中心随机撞人，根据警方11月12日通报，事件造成35人死亡、43人受伤；11月16日晚7时，江苏宜兴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内有人员持刀伤人，共造成8人死亡、17人受伤。而就在半个月前，10月28日下午放学时间，北京海淀某著名小学门口就发生了一起恶性持刀袭击案，导致5人受伤，其中有3名未成年人。
在珠海珠海中心驾车撞人事件发生后，网上流传的图片显示，当地社区开始重点排查“四无五失”人员。所谓的“四无”，指的是“无配偶、无子女、无工作或稳定收入、无房产等资产”的群体；“五失”，是指“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关系失和、心理失衡及精神异常”的群体。
此外，也有网传图片显示，有其他地方的社区也开始排查“八失人员”和“三低三少”人员。“八失人员”指的是投资失败、工作失业、生活失意、情感失意、关系失和、心态失衡、精神失常、年少失管。“三低三少”则是经济收入低、权利地位低、社会声望低、人际交往少，流动机会少、疏导管道少的相关人员。
面对频发的无差别伤人事件，中共当局多次自吹自擂的“世界上最安全国家”一说再次受到严重挑战，习近平也首次对此类极端案件做出了指示，要求“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有网友评论道，所谓的“源头防控”其实就是继续用“堵”的思路来解决问题，而彻底无视问题真正的根源。关于这几次随机伤人事件的文章，绝大多数都遭到了当局的严格审查。有网民调侃，如此掩耳盗铃的举动继续发展下去，或许就只能给汉族人也修建“去极端化教培中心”了；更有网民质疑，“当这种矛盾累积多年后出现剧烈爆发、多点爆发，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时候，如果还是追求及时化解矛盾，会不会本身就成了累积矛盾的源头？”
也有网民指出，“四无五失”人员当然可能对社会构成危害，在特定情况下走极端的概率会增加。但是，由于一个人的境遇乃至身份是流动的，兼之基数巨大，排查“四无五失人员”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珠海、宜兴的无差别伤人事件
维舟： 这一年里，这种无差别攻击已经发生多起，但舆论的态度却有很大不同：在吉林、苏州和深圳，针对外国人的同类事件，都不乏有人为之叫好，将凶手称作“英雄”，甚至反过来揶揄受害者是不是自导自演；连瑞士苏黎世中国留学生刀伤无辜儿童都有人辩护；直到这一次，似乎凶手唯一可辩护的余地就是他受人指使——还有比他更可恶的“境外势力”在背后。
也就是说，对一些人来说，关键之处在于死者是谁——如果暴力的对象是“我们”的外国假想敌，那么实施者仍是“我们”的一分子，甚至应被受封为“英雄”；但如果暴力的对象转成了“我们”，那解释起来就困难多了，只能绕个弯，把这继续看作是“他们”暗中对“我们”实施的侵害。
这样自圆其说倒是保护了自己的信条不被颠覆，问题是：那些凶手的真实动机真是那样吗？（选自《当暴力受害者从老外变成中国人：我们都可能成为暴力的受害者》）
小河满了： 社会的稳定发展，不是靠权力来压制社会空间，更不是靠权力的力量来维稳，多年实行的高压，就是靠“花钱买稳定”、“掩饰真问题”的治理模式，使行政体制出现一种病态，“维稳思维”弥漫行政体制内，而等级制度森严之下，更加扭曲了行政治理方式。落后的社会管理思想挤压了民间自治的力量，阻碍有共识的社会价值观的形成。
政治的专政，是一把利剑，让我们每个社会的个体都躺倒在砧板上。（选自《我们要在民间相互守望》）
项栋梁： 复盘反思和防微杜渐都是很好的观念，在很多事情上都能够帮助我们所在的社会进步完善。但是很遗憾，发生在珠海致数十人遇难的这场恶性案件，其实没有什么简单直接的办法能够预防和避免。恰恰相反，如果为了交差而硬要做点什么，运动式地采取某些措施，反而可能激化产生新的社会矛盾……枪支可以禁绝，刀具可以管制，菜刀西瓜刀也用铁链锁上吗？现在是越野车行凶，能禁止越野车上路行驶吗？（选自《很痛心但很遗憾，没有什么办法能阻止悲剧发生》）
齐物学堂： 在具体的谋杀性自杀案例中，往往涉及崇尚权力、控制和攻击性的霸权男性气质。许多研究者都认为，谋杀性自杀就是“男性失败”（ failed manhood）的极端结果……在当下社会里来关注谋杀式自杀，不但要关注“男性失败”或男性五失人员，更要反省各个层面社会文化对霸权男性气质的推崇（一言堂、不由分说、不容置辩、靠拳头说话、就是硬刚、把xxx打趴了吓尿了）在街头暴力悲剧中起的形塑作用。（选自《街头阳刚：作为公众表演的男性谋杀-自杀行为》）
里约热泪奴： 具体到珠海这起事件来说，据闻凶手的行凶原因，是妻子与某个暴走团的人有染，在他那里，暴走团的成员都成了一个可以被抹去的符号。
当一个人被标签化、符号化，被抽离了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等有血有肉的“人”的身份，附着其上的人类基本情感也就消失了。杀害一个人时，世人常有恻隐之心；但是，消灭一个标签、一个符号，一些人心里涌起的可能只有快感。（选自《杀害一个人，世人常有恻隐之心；但是，消灭一个符号呢？》）
老衲： 随机的反社会，就有随机的死亡。唯一能追问和探查并记录的是：什么原因，羚羊成猛兽。
暴力和憎恨是会传播的，那些你觉得恶心，撇过头去的仇恨言论，恰恰会造成你不希望的极端事件。
无差别袭击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了幸存者，这种野蛮、凶残的恶劣手法暴露了它们的怯懦和无耻。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不欺压妇孺、不伤害无辜，必须是我们每个人的底线。（选自《江苏职校那位刀手的“自白书”问题》）
老萧杂说： 在社会学上意义上，珠海驾车撞人案已不是单纯的社会治安问题或孤立的犯罪现象，它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折射出，在今天的社会心理版图上，出现了一个呈畸形走势的暴戾心理。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心理成因是多层次的，犯罪产生的基本因素是社会环境，决定性因素也是社会环境。
个体原因对犯罪的产生也有影响，只不过是在社会因素基础上产生的影响。（选自《对珠海驾车撞人凶犯不能止于标签化》）
顾意： 信息技术的进步，并不一定意味着新闻的进步或社会进步，有时恰恰相反。赫拉利就举了纳粹德国的例子。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无疑是当时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但当这种先进性落在戈培尔手里，就是巨大的坠落。
如果官方是信息的唯一出口，或者被定义为唯一的权威出口，那这样的信息就可以视作天然不可信的。因为垄断本身，就意味着不客观，就意味单方面的利益。
信息需要“交流”，而不是“直流”。相信唯一来源通道的信息，就是最大的天真信息观。而这种天真信息观泛滥起来，将比“信息匮乏”更为恐怖。（选自《突发事件信息发布不能被垄断》）
冷月髒花魂： 信息作为一种日益重要的资源，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权力的觊觎和掌控。在突发事件中，即便是社会事件而非政治事件，信息的发布和传播也可能被垄断。公众所看到的内容，并不仅仅取决于技术进步和媒体多样性，还受到权力意志的左右。
权力的觊觎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如何遏制这种垄断。
一个国家民众在类似事件中能获取多少真实信息，这也是衡量该国文明和自由程度的一个标准。（选自《突发事件信息发布不能被垄断》）
张3丰： 为什么一个人要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什么，就要去伤害他人？无差别攻击的心理机制到底是怎样的？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责任”的缺失。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即使再不如意，其极致状态也许只是“自毁”，而不是去伤害别人。
突然觉得有一点责任感：去书店的人，应该不会走极端。他们想知道别人写了什么，也想表达自己。一个有交流欲望的人，大概会是一个仍然有希望的人。
如果你无法移民，就要做点什么来改变环境。既然无处可逃，就勇敢一点，投入某种创造之中。去信任，去关爱。去倾听，去表达。它可能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也许能改变他人的轨迹。这就是改变世界。（选自《无处可逃，不如创造》）
夜骑开封
魏春亮： 二、三十万夜骑的年轻人，似乎在用行动向世界宣布，他们要的其实很简单，不是成功，不是贡献，而仅仅是快乐，纯粹的、稀缺的、轻盈的快乐。而在热血肆意的骑行开封背后，是不是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压抑和苦闷呢？
有作者说，上万人集合夜骑，是一种“群体性癔症”。我觉得这是准确的判断，不过，是从理解的角度去看。
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要走出生活的轨道，骑行在路上，且只为了骑行在路上，旷日持久，乐此不疲，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可能确实病了？（选自《万人夜骑开封，一种新时代的群体性癔症》）
张3丰： 不能过万圣节，就有可能去骑行。骑行并不违法，也不会冒犯任何人，甚至可以伪装成文旅经济小小的贡献者。当然，现在证明，这样的骑行也是不行的。但是，封路或者过了四环就锁车，并不能真正禁锢年轻人的内心。
可见的未来，年轻人的“聚集”会越来越频繁，也可能以更轻、更无意义的形式呈现出来。毕竟，年轻人的肉体依然存在，他们终将长出一点精神。从郑州到开封，并没有个人的“出路”，但是你以某种形式出现在路上，就是“道路”本身。（选自《从郑州到开封，有没有出路》）
项栋梁： 这几年的大学生有多难？直观地说，比疫情那三届还要难……前途渺茫，意义缺失，堪称中国恢复高考以来最难的一批……青春卖不出去，那就自己挥霍掉。发生在河南的荒诞剧，就是这样一种集体的狂欢与释放。在其他城市、其他学校，也在酝酿着或者实践着其他释放方式。
不让自行车跨城很容易，发个通知就能管得住。但是然后呢？大学生们无处发泄的精力要往何处去呢？（选自《大学生，向何处去？》）
照相的宋师傅： 夜骑的大学生，不止打了郑开两地流量挂帅的文旅耳光，还在官方主动腾出的马路剧场上，展示了一些青春当事人不可能有、却会被观众赋予的别样含义。大学生夜骑也许是一次影响不那么大的试验，但谁能说这种影响仅限于此？
有个作家说过，人不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夜骑事件则表明，当这两样东西并存于舆论场时，没有售价的可能不是青春，而是耗材；那些自以为拥有流量、利用流量的人，掌控感未必像自夸的那么好，失控才是流量的本质。
夜骑是大学生浪掷时光的方式，将荷尔蒙交付某种未知，然后在全面的算计中膨胀为必须被管制的无序之力。这不是对青春的讽刺，而是对社会荒芜的嘲讽。拔高夜骑的意义是不对的，可它凝聚的那些东西，召唤的解读，不知包含多少错付与浪费。（选自《流量挂帅的文旅接不住夜骑的青春》）
老萧杂说： 几乎所有的集体行动，都会被从政治的角度加以审视、分析和处置。这种“不稳定幻像”，是导致社会稳定问题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集体骑行，说到底不过以一种“有限的叛逆”，进行一场生活意义和价值的张扬，是长时间积淀形成的紧绷心理的短暂自我调节。
一禁了之很容易。怎样建设一种弹性社会，让处在系统性困境之下的社会成员得到宣泄？这才是面对扎堆骑行现象，我们应当深入思考的命题。（选自《面对大学生扎堆骑行，我们应当思考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