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坡
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南美某国有关部门发布公告称，从正在建设的某汽车品牌工厂“营救”了163名疑似被虐待的工人，并对相关建筑公司下达了中止施工的命令。该国相关方面称，这些工人的实际工作时长超过了当地法律允许时间，有时每周连续工作七天，同时被关押在“有辱人格”的环境中。
为什么我要说得这么委婉，“某国”“某品牌”，因为我眼睁睁看着一篇谈论这件事的文章在眼前消失了，但这里边又有很值得讨论的事情。本着我承认我无法推动什么但我还想思考点什么的精神，我们来聊一聊。
我最想聊的是其中一个细节，就是事发之后，这些当事工人出具了一份声明，说我们是自愿的。剩下的事情我们先搁置，只聊一下这个自愿。
我也不想讲什么抽象的理念。当我看到“有辱人格”的环境这几个字的时候，我脑子里自动蹦出来两个场景，拦都拦不住。
第一个场景，是我初中和高中的宿舍。这六年，我的宿舍都是那种大通铺，一个班的所有男生密密麻麻挤在上下铺。初中的时候，冬天怕冷，还会跟相好的同学共享被窝。高中不再这么干了。宿舍里有不少温馨的回忆，比如中午一起用收音机听评书，晚上夜聊，尤其毕业那晚印象最深刻。但是现在想想，那应该算是一种“有辱人格”的环境。
假如，我是说假如，当时有个大城市出身不食人间烟火的记者，偶然跑到我们学校，发现我们住成这样，发了一篇负面报道。学校领导闻讯大怒，立马召集全校师生开大会，义正言辞谴责这篇报道“吃饱了没事干”“高高在上指指点点”，再打几张煽情牌“我们这样的地方，除了吃苦，还能有什么出路”。我想我和我的同学们很快就会自愿而踊跃地去反驳这篇报道。
第二个场景，我刚毕业那两年，工资很低，只能住得起合租房。合租生活的体验是很差的，不是《老友记》里那种体面的合租，一者室友来来回回换，性情怪异的居多，现在想想，要是长期住那种房子，性情不怪异倒是一件怪事了。二者房东对房子的管护极差，马桶总是堵的，灯总是坏的。无它，你不住总有人住，你就出得起这点房租，有什么资格要这要那？这又是一种我亲身经历的“有辱人格”的环境。
那两年我的心情大体是压抑、敏感而自卑的。但你要问我是不是自愿，我也只能承认是自愿。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思考关于社会运转的事情。如果房东号召我去保卫这种居住环境，我是不会站出来的。
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心情十分复杂。有个地方的合租房发生了火灾，死伤惨重，然后开始大规模治理。当时我还在跟人合租，但已经不是那种最恶劣的房子了，所以没有直接受到影响。按道理我是应该支持治理的，因为我知道那些房子存在赤裸裸的安全隐患。但我同时知道，这批烂房子退出市场，会让一大批我的同类离开那座城市，因为他们承受不起更好的房子。
后来我也离开了那座城市，但我的收入已经有了好转，在新的城市买了房，安了家，逐渐过上一种相对安稳的城市人的生活。我渐渐遗忘了那种在“有辱人格”的环境中生活的经验，但有时候不小心看到一些新闻，这些记忆就会浮出水面。
这不是那种普通的家常记忆，这是一种创伤，你会不敢过多过深地去进入那个幽微的区域。我现在之所以愿意谈论它，也是因为我摆脱了它。可即便我现在去回忆，胸口起伏的幅度也会忍不住变大。穷人很难讲出自己的人生故事，就是因为他们每一天的努力，都是为了不去直面自己的窘境。所以穷人的记忆是没有累积性的。
但我不应该轻易丢弃那些不堪的记忆。那些上不体面的生活告诉了我一个道理：越是生活艰苦的人，越会“自愿”受苦，因为他们知道再往下滑一步，会是怎样的“应许之地”。
一个底层人，来到大城市也好，去往海外也好，不管吃怎样的苦，他一定是自愿的。他不需要声明什么，我都可以替他担保。只有在他自愿吃苦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被看到，而当他身体受了伤，或者年纪太大了，总之外边没人要自己了，他会悄无声息地回到自己的村子里，过上一种无人问津的生活。这个时候没人再问他，你是不是自愿的，因为他失去了自愿的资格。
最近读到王明珂老师的一段话：“……更经常的是，我们以知识体系建立起一个虚拟世界，人们生活其中也就是被包在一个大蚕茧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有欢笑、挫折、悲伤、愤怒，但一切都理所当然。人们对于创造及操弄这虚拟世界的真实世界毫无所知，自然对造成自己愤怒与悲伤的根源力量毫无反应；或者更糟的是，我们的反应只是让这虚拟世界更’真实’而已。”
如果上面的这些思考是成立的，我想我们可以抵达一个结论：不要去问那个没有选择的人，你是不是自愿的。这是一条文明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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