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社会最大的硬通货是什么？不是最新一版的卢布，也不是粮票和布票，更不是排队分房的名额。这些虽然得来的艰难，但随时可以被拿走。
解读苏联历史的名作《耳语者》，就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画面：当你看到货架上空空，当你在医院里买不到药品，当你在集体宿舍里艰难的转身，你就会猛然醒悟，原来人脉关系才是苏联真正的流通货币。
Блат一词，在俄国的意思是通过人脉关系获取稀缺资源的系统性行为，本质是制度缺陷导致的逆社会化现象，也就是人治大于法治、人情大于制度。这种行为，我们形象的称之为托关系或者走后门。
比如1986年，莫斯科大学的社会学调查显示：76%的苏联民众认为，走后门才是必要的生存技能。莫斯科大学83%的学生加入苏布是为了人脉关系，68%是为了获得晋升，只有9%填写的是理想，总而言之，他们认为：关系即权力，权力即财富。
那么，苏联人为什么执着于走后门？
第一、短缺经济模式下的生存伦理。
苏联执行计划经济，权力是商品的唯一分销商和近乎唯一的生产商。因此谁掌握了分配权，谁就是他人的衣食父母。但计划经济的通病是商品匮乏，一切生活物资都可能成为稀缺品，因此计划经济又被称为“短缺经济”。
长期短缺的经济，必然导致走后门成为必备的生存策略。罗曼罗兰、纪德等著名学者在苏联考察的记录中，都有类似的情形：普通人在国营商店排队数小时却一无所获，只有通过关系才可以获取紧俏的商品，比如面包、香肠、罐头等等。甚至到了1979年，莫斯科人均排队时长依然高达每天3.2小时。其中最悲惨的一个群体显然是女性，为了换取必须的生存物资，经常不得不委身他人。
但在大名鼎鼎的"小白桦"商店，里面稀缺的进口商品应有尽有，最新款的索尼音响，最美味的“瑞士巧克力”等等。可惜的是，普通人拿不到外汇票证，低级别的官员只能通过走后门才能得到。在叶利钦的回忆录中，到处都是他走后门办事的案例，在写到这个商店时，叶利钦说道：当我第一次走进小白桦的仓库，我才明白苏联原来早已腐烂透顶。
第二、官僚特权制度下的权力寻租。
对于苏联人来说，权力是一切的中心和无处不在的存在。国家像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生活监管者，发放和要求源源不断的文件和许可证，没有文件和许可证，最简单的日常生活都不可能开展。比如找公寓、找学校、找医生、换工作，甚至结婚、生孩子等等，都需要官员通过“批条子”来分配，他们通过控制国家的一切，将公共权力转化成了私人财产。
比如《苏联社会学研究》披露，苏联高校招生中存在内部推荐制度，莫斯科大学有很多名额属于内定的关系户，普通家庭必须要有官员的推荐信才能入学。
最可怕的是医疗系统，苏联的医疗资源高度依赖职位等级和关系，官僚阶层一个电话指令便可以为亲属安排床位。而普通患者则需要忍受漫长的等待，必须通过贿赂或者走后门才能获得服务。据俄联邦统计署报告显示，67%的医生承认自己收到谢礼后才会安排病床。
第三、全盘腐败环境下的群体妥协。
苏联民众时刻面临着一个道德困境，那就是自己既批判腐败，又依赖走后门维持生活，从而形成了诡异的群体妥协。倘若自己的某个亲朋严格遵守规矩，他反而不相信，也不理解。
为什么会这样？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名著《古拉格群岛》中解释了这个现象，索尔仁尼琴指出，古拉格劳改营不仅是肉体的囚牢，更是道德的绞肉机，囚犯必须向看守行贿才能获得活命。而苏联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古拉格劳改营，劳改营的生存逻辑外溢到社会，就形成了“行贿即生存”的集体无意识。
为此，索尔仁尼琴痛斥道：任何将权力转化为特权的制度，终将收获全民的道德报复，俄罗斯整个民族都将失去道德的罗盘。
所以在苏联，芭蕾舞演员通常会选择用身体贿赂官员，只为换取一个独舞的机会，从此艺术便沦为了权力的装饰。科研人员通常会将科研报告署名自己的领导，只为换取可以发表的机会，从此科学便沦为了权力的附庸。
"我们不是齿轮，而是压垮骆驼的稻草。"《古拉格群岛》的这句判词，恰好可以概括苏联群体妥协的终极代价。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整个社会竟然一片静悄悄。《解体岁月》记载道：莫斯科的街道安静的可怕，没有反对声，也没有哭喊声，只有寒风掠过脸颊的呼呼声。那么彼时，2000万苏布成员在干什么？苏联民众又在想什么？
答案是：托关系、走后门。要么是托关系在新政府中谋个一官半职，要么是走后门往自己家多抢点国营物资。
走后门，是苏联人民的生存伦理，也成了这个帝国最后的挽歌。当生存的伦理碾过制度的尊严之时，任何宏大的叙事都显得那么苍白可笑。正如莫斯科地铁里的涂鸦：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付钱，只有走后门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