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早晨8点钟，从宾馆的窗口望出去，青色的山顶被云雾罩住。在这里，我每天都醒得挺早，吃完早餐，就到附近的公园散步。

这里的公园叫“九龙仔”，在香港可以迅速通过地名判断一个地方的大致情况。仔，就是小的意思。公园的确很小，但里面设施齐全。有一个标准人工草皮的足球场，一个综合运动场，一个游泳馆，塑胶跑道，免费开放。早晨，这里成了健身者们的乐园。

香港法律严厉而细密，从公园张贴的标志和文件就能窥见一二。公园和海滩等露天公共场所都禁止吸烟，公园长椅上禁止躺卧，在公共场所点蜡烛泼洒蜡油都是违法的。在香港的朋友告诉我，法律规定得越详细，自由的界限就越清晰，因为法不明文禁止即为合法。可我的感觉是，法律不禁止的事，在香港太少了。

香港法律规定，警察可以对闯红灯的行人进行检控，法庭可以处以1500元罚款。在公共场所不能大声吵架，否则路人可以说自己受到威胁而报警。拖欠雇员工资，将被提起检控，一旦定罪将被罚款35万港元，并处以三年监禁。任何图文复印社，不得复印正本书，以保护知识产权。如果深更半夜，路上无车，但你看到一个人站在红灯前静候，不是他迂，也不是他素质高，而是法律很严格。

香港的朋友告诉我，香港人的规矩意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被港英政府管出来的。早年，香港人不喜欢排队，殖民警察就用棒子把人群打成一条直线，后来有形的棒子没有了，无形的棒子还在人们心头。

香港面积狭小，空间逼仄。在旺角这样的闹市区，最能感觉出来。杭州用来开洗脚房都不够的店面，香港用来卖各类高档化妆品；杭州流浪汉都嫌憋屈的大桥下面，十几个人围坐着下棋。

在西洋菜南街一带，有很多“二楼书店”，名为“二楼”，实则是指在二楼以上。需要爬上窄小的楼梯，折折弯弯，才能找得到。书很贵。我买了三本书：《策兰诗选》、《西夏旅馆》、《大师的残忍》，去银400多港元。而我看好的一套三本《左传》，居然标价650港元。

香港是一个信息自由的地方，网站没有审查，出版相对自由。难怪不少从事文化传播的大陆人来到这里就再也不想回去。闾丘露薇说，她曾在北京常驻过两年。那期间她没觉得有什么异常，等回到香港才发现自己的思维被同质化。在香港一个人更容易保持思想的独立与活跃。

虽然不过是匆匆一瞥，我还是能隐约感觉到香港的脉搏。这块中国自由而另类的飞地，正在经历着一场身份认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