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佟晓宇
编辑/ 宋建华
符正下到溶洞内查看里面堆积的垃圾
符正一次又一次将自己往几十米深的地下送。绳索的一端在洞口的岩石或大树上系紧，一端系在身上，缓缓下降，沉入黑暗、潮湿的天坑和溶洞，有的溶洞深达百米，迎接他的往往是成堆的垃圾和散发着刺鼻异味的地下暗河。
符正原本是一位户外领队，偶然参与的一次户外探洞活动，让他第一次注意到溶洞里的垃圾问题。探洞的过程被视频记录下来，有人感叹，像溶洞、天坑这样的自然资源，怎么成了一个个天然的垃圾场。视频给符正带来流量，网友不断给他发来各地溶洞堆存垃圾的线索，符正也从一个户外博主成为了一名专追溶洞垃圾的环保博主。
由于溶洞的地理和地质特性，在基础设施薄弱、垃圾处理不到位的地区，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成为了附近居民堆放生产、生活垃圾的“隐形”垃圾场。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符正通过绳降技术进入过几十个被塞满垃圾的溶洞。他开着车从湖南、湖北到贵州、云南，跑了五万多公里。
在符正一路奔波的同时，溶洞垃圾污染问题被推到公众面前。一些溶洞垃圾很快被相关部门治理，但也有一些地方，垃圾倾倒仍在持续，监管和治理都存在难度。2026年1月1日，一部专门针对溶洞与天坑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张家界市溶洞天坑污染防治规定》正式施行。但专家担忧，曝光与法规之外，诸多难题仍然待解。
溶洞通常深达几十米，需要通过绳降技术进入
“七八层楼高的垃圾”
去溶洞追垃圾，始于发生在符正家乡湖南慈利县的一起水体变色事件。
2025年3月中旬，张家界慈利县溇水长潭河段水域突然颜色发深、漂浮着大量白色泡沫，并散发出明显异味。“有些地方还有死鱼”，同为本地人的湘仔怀疑附近养猪场排污造成了污染，一直向有关部门反映，“长潭河是慈利县的母亲河，溇水是沿线居民的饮用水源之一。”
3月21日，一位环保博主在网络上发布视频称，自己也收到了当地网友发来的线索，决定去慈利县看看情况，他怀疑污染源来自溶洞和天坑。
慈利县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表是奇特的峰林景观，地下则隐藏着错综复杂的溶洞与暗河网络。进入溶洞探查需要专业的探洞和绳降技术，符正成了最合适的合作人选。那时符正是慈利县本地的一名户外领队，张家界地区徒步路线多，大专毕业后他一直从事与户外运动相关的工作。
两年前，符正开始接触探洞。这是一项结合了攀岩、潜水与绳索等技术的极限运动。符正常常在社交账号上分享自己徒步、绳降、探洞的视频。早期进行探洞活动时，符正也曾在溶洞内遇到过垃圾，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会是一个“问题”。 直到有一天，溶洞里堆积如山的垃圾出现在他的眼前。
在2025年3月至5月期间，符正携带专业的绳降装备，与湘仔等人陆续探访了慈利县的多个溶洞，部分溶洞垂直高度达100余米。
5月29日，当符正通过绳索缓慢下降至大田坑溶洞底部时，眼前的一幕让他目瞪口呆——洞内废弃物“堆了有七八层楼高”，“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多垃圾”。大量矿泉水瓶、食品包装袋、农药瓶、饲料袋等生活垃圾混杂，部分包装上的生产日期显示为2015年。而在杨家坡溶洞内，符正看到，地下污水横流，岩壁被长期渗漏的污垢染成黑色，生活垃圾和畜禽粪水、淤泥混为一体，散发出刺鼻的气味。为此，他们不得不购置防毒面罩，以防洞内可能产生硫化氢等有害气体。
在进行探洞活动后，符正意识到，人们通常只是看到表面上的污染，而溶洞内部的垃圾污染往往被忽略。“如果我能下去（洞里）把这些垃圾拍摄出来，让大家看到，并引起当地部门的重视，把垃圾清理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符正在慈利县拍摄的视频迅速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使溶洞垃圾问题进入公众视野。2025年6月8日，慈利县通报称，大田坑溶洞、杨家坡溶洞污染物主要为禁止焚烧垃圾后至城乡环卫一体化前（2010年至2016年间）倾倒的生活垃圾，截至6月15日已清运垃圾84.5吨。
之后，张家界市、县在全域开展了溶洞和非法倾倒固废“拉网式”大排查。
竹塘乡垃圾车正在倾倒垃圾
去溶洞追垃圾
那之后，符正和伙伴开始踏上了追溶洞垃圾的路程。从湖南到贵州，从贵州到云南……
2025年11月28日，符正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来到云南普洱市，网友告诉他这里的竹塘乡大量垃圾被丢入天坑，已有十多年。在澜沧县竹塘乡的一处天坑，符正看到，四周陡崖环绕，地下溶洞顶部坍塌形成“大型漏斗”，现在成了一个“天然垃圾场”。
中国地质学会洞穴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西南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杨晓霞教授告诉深一度，溶洞入口通常较小，穿过通道之后，内部会形成相对宽阔的空间，称为“大厅”。溶洞内部结构复杂多样，包括狭长型水平洞穴、垂直洞穴，以及串珠式、廊道式、厅堂式、迷宫式等多种形态。一般情况下，洞内存在化学沉积形成的石钟乳、石笋、石幔等钟乳石类沉积物，并有崩塌岩体堆积与蝙蝠粪之类的生物堆积。
“天坑和溶洞紧密联系在一起，都属于喀斯特地貌”，她解释称，如果这类“大厅”顶部发生塌陷，露出地表，便形成了“天坑”。
仅是站在天坑边上，符正就可以看到地上堆积的化肥袋、饮料瓶、泡沫箱等生活垃圾，伴有腐烂物、化学品与不明废弃物经年混合发酵的恶臭。他不得不回到车内，关上车窗，通过操控无人机拍摄。在航拍画面里，各色生活垃圾、工业废料和医疗固废交错堆叠，在竹塘乡一片苍山绿树中，劈开一道刺眼、突兀的口子。这条“垃圾带”长度近百米，宽约四十米，“像一道垃圾瀑布”，符正这样形容眼前的场景。
他将无人机下降到谷底，看到一个溶洞入口几乎被垃圾填满，这意味着污染可能已向地下暗河扩散。想下到坑底，拍视频取证，必须通过绳降。而他所在的左侧坡面陡峭，有些地方坡度已接近90度。符正根据经验决定，先贴着垃圾斜坡横切下降，再从截面另一端稍缓的土坡寻找下降路径。
与符正同行的湘仔告诉记者，穿越“垃圾带”时，他的鞋底陷进垃圾里，“每一步都像踩在泡胀的海绵上。”除了生活垃圾，他还看到腐烂的猪、牛的尸体，“没走几米就熏得脑袋发昏。”在坑底，他们发现了水源，“水是慢慢往下渗的，这些浸泡过垃圾、被污染的水最终进入地下河。”符正说。
在当地，他们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追踪到镇上一家垃圾回收站，垃圾车收走各站点的垃圾后，拐上了通往天坑的山路。符正用航拍记录下垃圾倾倒的过程。
符正的视频发布后，当地很快成立了工作组，展开垃圾清运和规范化处置。据事后官方调查和公开报道，那条“垃圾带”上的垃圾倾倒面积有六百多平方米，这些垃圾本应由澜沧县竹塘乡坝子综合集贸市场有限公司负责处理，然而该公司在十几年时间里将约五千吨的生活垃圾倾倒在这里。
云南昭通彝良大山天坑内发现的垃圾，日期显示弃置的时间在半年之内
多年欠下的旧账
杨晓霞介绍，中国岩溶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按照相关研究数据推算，全国未开发的天然溶洞数量约有几十万个。据杨晓霞2017年的不完全统计，我国已开发的旅游洞穴约700余个。此外，全球确认的天坑数量超过了300个，其中270多个在中国。
在杨晓霞看来，如此庞大的体量，对溶洞的管理压力巨大，仅是溶洞的排查和发现，本身就是一大难题。
在西南喀斯特地貌地区，溶洞与周边居民的关系密切。“溶洞为老百姓提供了水源、仓储、养殖、矿产等多种资源，也可以转化为旅游资源。”但杨晓霞也提到，如果利用不当，比如工业废渣、化肥农药、生活垃圾处理不好，随雨水下渗进入地下，或地表水冲刷带来的树枝、塑料等垃圾，都可能会残留在洞里，产生污染。
符正想起自己小时候在慈利县农村生活的经历。早年间的农村基础设施薄弱，道路不通，垃圾没有正规的处理渠道，“就倒在路边，或者倒在河里，一涨水就冲走了。”同样在农村长大的湘仔记得，过去村里垃圾都是随便丢，后来逐渐才有了垃圾桶，并有专人负责清运，将垃圾送往火力发电厂焚烧处理，“都需要一个过程。”
符正明白，这些“垃圾山”很大程度上都是过去“欠账”。“现在该是还账的时候了。”他说。
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质遗迹保护/保育专家张建平教授提到，部分地区对地质遗迹（包括溶洞）的保护意识仍有不足。在溶洞发育的地区，一些人将溶洞视为天然的垃圾处理场。这种行为不仅仅毁坏了溶洞本身，垃圾产生的污染物也很有可能会渗入地下水系统，参与整个水循环，对饮用水甚至区域水环境安全构成长期威胁。“有些人或许难以理解，他看到的只是一个破坏的现状，真正产生的后续破坏作用是深层次的，长久的，涉及多方面的”，张建平表示。
环保意识的增强仍然需要时间。2025年9月1日，符正和湘仔在湖南武陵源区一个村子里寻找堆存垃圾的天坑时，被村民拦下，对方强调，“你拍这些有什么用？我们不要你管。”
当天，在一位拾荒老人的指引下，他们找到了天坑，但天坑外围早被挡住，洞口已被树木覆盖。
这不是符正第一次遇到阻碍。最初在拍摄慈利县溶洞时，他也曾遇到当地一个基层干部在群聊中称，“有人在我们天坑拍（污染）照片……都是些坏家伙。”他的后台也常常收到辱骂、威胁信息。
评论区里，有人指责符正“只曝光，不负责清理，增加当地工作量”。但在符正看来，靠个人的能力清理以吨计的垃圾是不可能的。
对于已受污染的洞穴，杨晓霞坦言清理工作异常艰难。“洞内情况复杂，机械进不去，只能靠人工。有些是垂直深洞，就需要专业高空作业人员。洞内空气可能存在有害气体，清理人员的安全也是问题。”这些因素共同导致洞穴清理的难度与成本远高于地表环境治理。
符正航拍的大型设备进入彩球村天坑处理垃圾
“冰山下的部分”
在张建平看来，在溶岩发育地区，溶洞保护问题紧迫且有必要。作为喀斯特地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溶洞功能的稳定与否，影响着整个区域的水安全、生物多样性，人居健康以及农业生产等诸多方面。
张建平主张通过专业的系统资源调查，尽快摸清溶洞的“家底”，推动分类管理保护。对不适合旅游开发的溶洞，可建立管理制度，在相应位置立告示牌，加强巡护，使其保留自然状态。而对具有旅游开发价值的溶洞，可在做好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开发利用，在开发中进行保护。
据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10月底，全国共排查到被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的溶洞2411个，其中93%的倾倒物为生活垃圾。在已完成整改的2400个溶洞中，共清运处置固体废物4.5万吨。
一些地方正在探索监督机制。在符正曝光毕节市黔西红林乡响水洞溶洞垃圾之后，当地在整改现场的围挡上挂上蓝色公告牌，整改责任人、整改时限、监督电话等信息一目了然。这是贵州探索设立“洞长制”的一项举措，在贵阳、黔南等地区建立了“一洞一档”台账，依托原生态、开发利用、突出环境问题三类“溶洞清单”实施分类管控。
而杨晓霞认为，对已发现的、问题突出的溶洞，短期实行“洞长制”应急清理，是可行的。但作为长效机制，不太现实。“洞太多了，比如贵州，不完全统计洞穴上万个，不可能每个洞都设个洞长。”
相比其他污染问题的监管和解决，溶洞污染更为复杂。在资深户外爱好者和法律从业者靳毅看来，与地表河湖不同，溶洞的隐蔽性使其容易成为监管死角，而更深层的障碍在于权属不清与管理责任的长期模糊。
“溶洞是一个地下体系，有的有水，有的是旱洞。关键在于，很多溶洞未必是自然保护区、自然景观。”靳毅提到，“它在历史上与村落、居民的生活区域交融，其地下空间可能跨越不同权属的土地。如果它下方涉及集体林地甚至宅基地，那么‘谁来管’就变成了一个复杂问题。”他认为，明确权属是压实管理责任的逻辑起点，否则便难以确定法定的保护义务主体。
在2025年最先披露溶洞污染事件的张家界市制订了《张家界市溶洞天坑污染防治规定》，该规定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此前，贵州印发了《全省加强岩溶洞穴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提及到2025年底摸清全省岩溶洞穴基本情况，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边排查边整改。
杨晓霞认为，更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洞穴管理条例或地方法规，来应对具体问题：如探洞垃圾谁负责？科研采样与盗采的界限在哪里？旅游开发的环境容量标准是什么？“更细化的专门条例，专业性更强，也能更好操作。”
在靳毅看来，治理溶洞污染，最大的障碍可能不在于“无法可依”，而是“执法落地”。“当前有的地方村子‘民不举官不究’。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人关注，它就会被忽视，当地也缺乏管理。那些未被曝光的，才是冰山下的部分。”
2025年3月至今，符正已经追踪拍摄了十多起溶洞垃圾污染事件。现在，他的后台每天都会接到新的有关线索，多达上百条，而他仍奔忙在去溶洞追垃圾的路上。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湘仔使用化名。图片源自符正短视频账号@小符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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