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和顺精障女硕士被收留事件”，近日迎来令人心痛的结局：和顺县检察院对此前涉嫌强奸罪被逮捕的张某军作出不起诉决定书，并对另两位多次性侵花花的张姓村民以强奸罪提起公诉。
对于因精神分裂症被鉴定为“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的花花而言，无论谁与她发生性关系，在法律意义上都是违背其意愿，但张某军却因“组建家庭”的主观意愿和“稳定同居生活”的事实，被检方认为“与强奸有本质区别”。
这似乎意味着，中国司法默许农村光棍“收留”流浪精障女性强迫婚育，维护婚姻家庭的传统父权秩序，远远大于尊重和保护精障女性的性自主权。一如三年前“铁链女案”的判决，法院以虐待罪而非强奸罪对董某民判刑，变相承认他们的“拐卖婚姻”依然有效、双方属于“家庭成员”。
颜森林律师在“丰县铁链女事件”和“山西和顺事件”中都曾发起信息公开申请，并经受了不同程度的压力，Belonging Space也曾积极关注和转发助力。在此特别推荐颜律师撰写的“和顺案”法律评论文章（见下文），他从构成要件和法益评价层面解读，强奸罪必须以性同意为核心，而不能考虑“照顾”、“共同生活”等因素就降低定罪标准，他认为这种处理方式转嫁了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却以弱势女性权益为代价。
今天下午，本号还转发了“自由娜拉”对此事的倡议文章，几个小时后即被删除。（后台回复关键词“牛郎织女”提取文章。）这两天一想到和顺就很丧，也许是因为法律理想和现实人情的冲突，行动阻滞和改变的遥遥无期，也因为冷不丁就要碰到类似的男性留言，“以后碰到这样的女的就让她在外面冻死就行了”。
直到看到一位小伙伴说了这样一段话：
“这件事和几千年来大家对牛郎织女的解读好像是一种映照关系，有一种需要和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对抗的感觉。个体的力量和微弱，但千万女性的愤怒是很大的力量。”
是呀，就让我们保持愤怒，继续大声说下去吧。
……以下为转载评论文章……
对于“山西和顺女硕士被‘收留’事件”，自己跟进、关注了很久，此前围绕此事件还提出过相关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发布过相关的几篇推文【详见《法律 | 女硕士案背后：信息公开无果，我起诉了和顺县政府》《法律 | 追踪和顺女硕士案：关于反拐行动的政府信息公开》】。很长一段时间里，已经没再听说此案的进展，原以为可能就不了了之，直到昨天深夜，突然看见红星新闻对于案件最新进展的报道《“女硕士患精神疾病走失十余年被找回”案最新进展：两人涉嫌强奸罪被起诉》。
如果单看标题，很容易让人以为这是一起“正义终于到来”的后续报道。
但报道内容却让自己出乎意料。只要读完全文就不难发现，这个案子的焦点：并不在于“有人被起诉”，而在于“谁没有被起诉”。
我担心的是，和顺检方作出不起诉决定的理由，可能会传递出一种不安的信号：与精神残障人士发生性关系，甚至结婚生子，只要不存在明显的虐待、拘禁等情形，就可以不被作为犯罪处理。
这也就意味着，刑法对精神残障女性的保护，正在从“是否具备性同意能力”，悄然转向“是否被妥善对待、是否形成家庭关系”。从制度效果上看，这几乎等同于为与精神残障女性的婚育行为，打开了一道合规化的口子。对于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精神残障女性而言，这种判断一旦固化，所可能带来的制度风险与长期后果，几乎难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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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红星新闻《“女硕士患精神疾病走失十余年被找回”案最新进展：两人涉嫌强奸罪被起诉》披露的信息来看：和顺县检察院对卜某某（女硕士）的“孩子父亲”张某军，作出了不起诉决定；同时，对张某军的两名同村村民，则以强奸罪提起公诉，目前案件已经开庭审理，尚未宣判。
也就是说，在同一被害人、同一精神状况、同一法律评价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对三名行为人，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刑事处理：对于两名村民，构成强奸，情节恶劣；对于“孩子父亲”，则作出了不起诉决定，在法律效果上基本等同于无罪。
如果说前者符合大众对刑法的直觉，那么后者，至少在法律意义上，是一个高度值得讨论、也高度值得警惕的处理结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检方看来：张某军与卜某某发生性关系并育有子女，与强奸犯罪行为存在本质区别。
重点就在于这个“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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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简单回顾一下这个案件的基本事实：
卜某某，1979 年生，工学硕士。
2008年研究生毕业后至2011年期间，因精神异常曾在多家医院接受治疗。2011年5月从山西榆次家中走失，同年7月，被发现流浪于和顺县一带，后被村民“带回家中”。此后十余年间，她与张某军共同生活，并生育了一子一女。
直到 2024 年 11 月，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卜某某才重新与家人取得联系。案件引发舆论关注后，当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介入。
而关键节点在于2024年12月24日的司法鉴定结论：卜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症，且无性自我防卫能力。与此同时，根据报道可知，卜某某因患精神分裂症曾于2009年3月17日至6月30日在晋中市某医院住院治疗，也就是说，早在2009年，卜某某就确诊了精神分裂症。
这一定性，在刑法上原本应当具有决定性意义。
同时根据报道也可知晓，无论是张某军还是其同村的两位村民，都是在明知卜某某患有精神疾病的情况下仍与其发生关系（且张某军甚至还与卜某某生育了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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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有必要先说明一个刑法上的基本共识。
在我国刑法语境中：与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的精神病人发生性关系，无论是否存在暴力、胁迫、是否“看起来是自愿的”，原则上均构成强奸罪。这一点，在司法实践和理论层面，基本不存在实质性争议。
原因也不复杂。性同意能力是强奸罪的核心要素之一，强奸罪所保护的，并不是“形式上的反抗”，而是“实质上的性自主”。无性自我防卫能力，意味着无法形成有效同意，即便当事人表面配合、没有反抗，也不能视为真实意思表示。
行为人的主观动机，也并不影响强奸罪的成立，刑法评价的是行为本身是否侵害了法益，而不是行为人是否“自认为是好心”。
换句话说，“你照顾她”、“你和她生活多年”、“你们有孩子”、“你不是为了发泄性欲”，这些说辞，都不是强奸罪是否成立的判断标准。在既往类似的司法判例中、只要被害人被鉴定为无性自我防卫能力，行为人几乎无一例外均被认定构成强奸。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和顺检方对张某军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才显得格外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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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星新闻的报道《“女硕士患精神疾病走失十余年被找回”案最新进展：两人涉嫌强奸罪被起诉》当中，披露了检察院不起诉的理由：该院认为，被不起诉人张某军与卜某某发生性关系并育有子女，与强奸犯罪行为存在本质区别，主观上是为了和卜某某组建家庭共同生活，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是在见面两三个月，双方逐渐熟悉之后，此后张某军一直照顾卜某某日常起居、熟悉了解卜某某的生活习惯及喜恶，双方处于稳定的同居生活状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决定对张某军不起诉。
如果仔细阅读上述不起诉理由，就会发现一个极其关键、却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检察机关并不是在说：张某军的行为构成强奸，但犯罪情节轻微，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这种说理至少算是相对更符合刑法教义）
相反，检察机关给出的判断是：被不起诉人张某军与卜某某发生性关系并育有子女，与强奸犯罪行为存在本质区别。这句话的法律含义非常清楚，检察机关认为，张某军的行为在性质上就不属于强奸犯罪。
这就不是一个“量刑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构成要件层面、法益评价层面的判断。
从不起诉决定书的论证结构来看，检察机关试图强调以下几点：第一，张某军的主观目的并非性侵，而是“组建家庭、共同生活”；第二，双方并非一见即发生性关系，而是在共同生活两三个月、逐渐熟悉之后；第三，此后长期同居并生育子女，形成了稳定的家庭生活状态；第四，张某军在客观上承担了对卜某某的照料义务，未发现虐待、拘禁、限制人身自由等情形。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检察机关作出了一个实质性的价值判断：这种行为模式，与刑法意义上的强奸，存在“本质区别”。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里的“本质区别”，并不是对社会危害性大小的评价，而是对行为性质的重新界定。
换言之，和顺检方事实上是在提出这样一种解释逻辑：即便行为对象被司法鉴定为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的精神病患者，只要行为人是以“成家立业”为目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共同生活关系，并承担了相应的照护责任，那么该性关系就不必然被评价为强奸。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份不起诉决定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过于宽松”，而在于，它事实上重塑了强奸罪的适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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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和顺女硕士案中，真正令人不安的，并不是检察机关作出了不起诉决定，而是不起诉决定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判断。
在这份决定书中，检察机关事实上完成了一次关键性的转换：从“被害人是否具有性同意能力”，转向了“双方是否形成了类似家庭的稳定关系”。而正是在这一转换中，刑法对弱势者的保护逻辑发生了结构性的偏移。
对于强奸罪的构成要件而言，原则上的判断标准是：首先，被害人是否具备形成有效性同意的能力；其次，看行为是否违背其真实意愿；然后，再考虑行为方式、次数、情节与危害后果等等量刑情节。
其中，性同意能力是前置性、门槛性的判断。一旦被害人被确认无性自我防卫能力，后续关于“关系”、“照顾”、“长期生活”的讨论，在刑法评价中原则上都不应改变定性结论。
但在本案中，检察机关采取的，却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论证路径：先承认卜某某系精神分裂症患者、无性自我防卫能力；随后却通过“同居生活”、“稳定关系”、“照顾义务”等因素，对行为性质进行重新界定，最终得出“与强奸犯罪行为存在本质区别”的结论。
这意味着，性同意能力不再具有决定性地位，而是被某种关系属性所覆盖。照这种逻辑，对精神残障女性而言，是否构成强奸，不再取决于她是否有能力同意，而取决于对方是否成功将性关系包装进了一种看起来正常、稳定、被社会接受的生活关系之中。
这是对强奸罪法益保护逻辑的根本动摇，也在法治精神上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难道一个男性的“收留”与“照顾”，就足以将其与一名丧失意志能力的女性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正当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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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案件中，对两名村民以强奸罪提起公诉，而对“孩子父亲”作出不起诉处理，这种差别对待，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司法表达。
它传递出的，并不是简单的罪责不同，而是一套隐含的价值观念：陌生人与精神病女性发生性关系，是赤裸裸的“强奸”；熟人、长期共居者、家庭角色承担者，则可能被视为“例外”。
或许有必要再讨论一下这种差别对待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治理逻辑，很大程度上，它反映了基层治理中的无奈与残酷。
一方面，它或许体现了一种以“稳定”为导向的法不责众与现实妥协。
在当下的社会中，类似于和顺案的情形，应该并非个例。精神障碍女性被“收留”、被“成家”、被“生子”，长期存在于制度边缘地带。如果严格按照刑法规定，将所有此类行为一律定性为强奸，可能意味着将触发大规模的刑事追责，对既有家庭结构造成破坏，也给基层治理带来巨大压力。
在这种背景下，通过“本质区别”的解释路径，将一部分行为排除出犯罪构成之外，实际上是一种对刑法适用范围的收缩。但这种为了稳定牺牲正义的妥协，看似稳妥实则后患无穷。它会纵容侵害弱势群体的行为，强化“陋习大于法律”的错误认知，最终反而动摇社会稳定的根基。
另一方面，这种处理方式也意味着将社会保障责任转嫁给私人家庭。
在不起诉决定书中，“照顾”、“共同生活”等因素被反复强调，实际上是在隐含这样一种前提：只要私人家庭承担了照护功能，国家就可以降低介入强度，甚至放弃刑法评价。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保障责任的外包与转嫁。
与此同时，一个可能存在的现实考量是，若对张某军以强奸罪提起公诉并定罪，他与卜某某所生的两个未成年子女便有可能面临无人抚养、无人兜底的困境。而这种困境本身，也恰恰暴露了社会保障与救助体系的无力与缺位。
在残障保障、精神卫生支持严重不足的现实下，刑法被动地成为一种激励工具。通过降低定罪风险，鼓励私人个体接管本应由公共体系承担的照护责任。但问题在于，这种激励的代价，是弱势女性的性自主权被系统性侵害。
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保障的缺位，就通过削减法律的正义标准来补偿个人。真正的法治，不应是在两个错误中选择较轻的一个，而应是努力健全残障人士的兜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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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四年以前，丰县事件曾在社会层面形成过一个来之不易，如今看来却似乎并不牢固的共识：绝对不能与精神残障女性发生性关系，否则就是强奸。
正是在那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有没有暴力、有没有锁链、有没有照顾，并不是判断强奸与否的标准。
而标准只有一个：她是否具备真实、有效的性同意能力。
也正因为如此，和顺女硕士案的最新进展，才显得尤为刺眼。按照和顺检方不起诉决定所呈现出的解释逻辑，它事实上正在释放出一种与“丰县共识”背道而驰的信号：可以与精神残障女性发生性关系，只要不存在明显的虐待行为；可以与其生育子女，只要形成了稳定的共同生活；甚至可以因此被认定为“与强奸犯罪行为存在本质区别”。
这不是简单的个案差异，而是一种规范意义上的倒退。
它意味着，在丰县事件之后，社会好不容易形成的那条底线，并没有被真正制度化，反而在具体案件中，被重新拉回到模糊地带。它也会让原本已经被明确的问题，再次变得暧昧；让原本已经被确认的权利，再次变得有条件；让最弱势群体的身体与尊严，再次取决于他人的善意程度。
最终承担后果的，便是那些无法表达真实意愿的精神残障女性。
——颜森林
2026.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