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大学举行了“星际航行学院”揭牌仪式。
一开始我以为这是新成立的学院，但多看了一些报道，才知道就是原来的航空宇航学院改了个名字。
航空宇航学院本身的历史也不长，2018年10月25日才成立，对应的英文名是School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在我的印象中，aeronautics是“航空”，astronautics是“航天”，都是早已成为规范的术语，所以国内才会有两所叫“航空航天大学”的高校，一个在北京，简称“北航”，一个在南京，简称“南航”。按照这种规范，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这个学院应该叫“航空航天学院”才对，叫成“航空宇航学院”，首先就让我这个对术语比较敏感的人觉得一头雾水。现在“航空宇航学院”又改成“星际航行学院”，更让我觉得莫名其妙。
更有趣的是，有的媒体在报道这条新闻时，不仅隐瞒了该学院早就成立、现在只是改名的事实，而且还说：“1957年，钱学森先生提出了建设星际航行学院的构想。”殊不知，该学院前后使用的两个名字恰恰都违背了钱学森这位中国航天事业开创者本人的意愿。
不错，钱学森确实曾经提出过“星际航行”这个说法，甚至还在1963年出版了《星际航行概论》一书。但是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概念。钱学森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对中文术语的拟定颇有想法。正是他，在1967年亲自把astronautics译为“航天”，既不再叫“星际航行”，也没有叫“宇航”。在1985年4月19日写给周月梅的信中，钱学森更是详细讲述了自己对这些术语的看法：
我也犯过这方面的错误：1963年写了本《星际航行概论》，这“星际航行”就不好。后来别人照搬外国的，什么“宇航”、什么“空间”，就更糟了。后来还是党和国家把“第七机械工业部”定名“航天工业部”，航天就是行星际航行，多好！先有航空，后有航天，将来会有航宇。所以名词要体现出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文明！
不管钱学森的这些观点妥不妥当，几十年来，中国国内一直都遵循他的意愿，以“航天”为规范术语，不用“宇航”，连民众常常说的“宇航员”也要称为“航天员”。在上面的信中，钱学森提到了“航宇”，指的是突破太阳系、进入恒星际空间的飞行，但“航宇”并不是“宇航”，把“航”字置于前面，显然是为了与“航空”“航天”保持词形上的整齐。
因此，我不清楚2018年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要让中国科学院大学放弃“航天”这个用了五十多年的术语，非要起个“航空宇航学院”的名字。我也不清楚今年他们为什么又非要把这个名字改成“星际航行学院”，故意起用一个钱学森早年提出的、后来已经被本人明确否定的用语。更有趣的是，该学院的英文名也改了，变成了School of Space Exploration，里面既没有“星际”，又没有“航行”，直译的话不过是“空间探索（或太空探索）学院”。虽说中英文术语未必都得是逐字对应的关系，但具体到这个例子，我还是觉得，中英文之间的差异有些过头了。
而且，就我目前看到的报道，没有一篇给出了非要打出“星际航行”这个旗号不可的令人信服的理由。我思考了半天，还是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星际航行”这个说法比较科幻、比较拉风，或许能够起到更好的广告效应，招揽年轻学子加入这一行。
科幻是成年人的童话，星际航行之类硬科幻更是理工科做题家出身的成年人的童话。比如知乎有一位叫“太空僧”的答主，就对着星际航行学院成立的新闻浮想联翩，写起了科幻小说。我摘抄一段：
一百年前，谁能想到“章北海698分考入星际航行学院”的网友玩梗，现在会成了咱们中国星际航行事业的预言？其实，钱学森早在1957年就提出了建设星际航行学院的构想，而今天，我们跨越月球驿站、火星、木卫二这三大分会场的星际阻隔，就是要隆重纪念这个把科幻焊死在科研实干上的日子，今天是国科大，哦，也就是现在的宇科大的星际航行学院成立一百周年！
说实话，我挺佩服有人能够始终沉浸在这些童话里面，甚至把它们纳入到“赢学”叙事之中。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痴迷于科幻小说，但时过境迁，现在实在是沉浸不进去。在科幻小说中，人类未来几百年的技术发展经常只是最近这一百年的线性延续。所以，既然我们已经掌握了核裂变能源，那么在不远的将来一定可以掌握核聚变能源；既然我们已经把无人的探测器送到了太阳系很多角落，那么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也可以把人送到太阳系其他星球上，并且开启太空殖民的进程。然而很可惜，我首先就不相信这种机械外推的线性叙事。
在我看来，无论是核聚变能源，还是太空殖民的第一步——移民火星，在未来30年内都没戏，因为它们面临的技术难度非常大，目前并没有能够克服的迹象。请注意：我说的是移民火星，也就是以百人、千人的规模前往火星，并在那里定居，建立能够自我维持的社会。如果只是送几个人去火星“打卡”，那倒是有可能在未来30年内实现，但离移民火星还差得很远。
我一直认为，未来30年内，我们更应该关注一些更具现实性的技术领域，比如，能不能减缓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能不能推广成熟的第四代核裂变能源技术？能不能开发出高效的人工光合作用装置？能不能找到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等绝症的方法？能不能开发出通用人工智能？但即使是这些领域，我觉得也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问题无关科技，却与社会和政治有关——人类是不是能够找到理性的办法，在未来30年维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漫长的和平”（long peace），而不让这个世界重新陷入战乱？
坦率地说，到目前为止，我对最后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悲观的。如今，世界上的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都已经沉浸在疯狂的赢学中，而疯狂的赢学又以温和的赢学为基础。这就正如刘瑜在《可能性的艺术》所说的：“极端主义的出现并非孤立的现象，它们背后往往会有一个社交和心理支持的网络，所以300个极端分子的背后，可能对应着3000个温和同情者。”如果不能控制这种弥漫性的赢学网络，那么世界的未来一定是黯淡的。
在历史大势面前，我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记录下这个赢学时代的种种怪象。属于这个主题的文章，我觉得可以总称为“海客谈赢州”——海客，住在上海的人也；赢州，天天嚷嚷赢麻了的国度也。我倒想看看，在2026年这个系列能写多少篇。
（刘夙摄于上海松江区泗泾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