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泳（互联网观察家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周刊
早期互联网充满了神话。现在，神话时代彻底过去，一切都有规则或者说潜规则。
搜狐的创始人张朝阳最近“入世”了。频繁地抛头露面，宣布要“再造搜狐”，“重新出山”。创始人跟企业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黄光裕和陈晓的争斗可以看出创始人对于企业的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有时候跟企业保持近距离的接触，管理企业、制定战略，另外一方面，觉得应在某些时候放手，让自己培养的干部管理，自己做更有价值的事情。但有时，创始人回过头来，觉得离开了企业，而企业没有按照他放心的方向走，于是转回来自己做企业。这种故事非常多。
从外部来看，今天互联网企业面对的局面，谁也不能说高枕无忧。你可能取得局部领先，但是哪天有个颠覆性的创新出来后，在新的滩涂阵地上你没有建立桥头堡的话，你原有的优势会丧失殆尽。所以这就是比尔·盖茨说微软离破产只有18个月的原因。
张朝阳仍然是很年轻的企业家，这时候离开企业第一线本身就不是最好的选择。其次就是由于竞争态势，他要考虑搜狐怎么在互联网行业屹立不倒。现在看，几个互联网巨头把互联网瓜分了，这些巨头其中之一是搜狐。城池的失守都是分分秒秒的事。他有些地方的确做得好，但也要承认他有时丧失了重大的机会。不知道他再回来对企业的日常管理介入有多深。但是我认为，这绝不是他高枕无忧的时候。
从企业本身来看，创始人出世与入世很正常。再造搜狐跟二次创业一样，很多企业都有类似的提法。单纯从企业的角度来讲，这种举动是非常正常的。
当然，很多人由于他今年2月份的讲话关注到他。对于整个互联网的外部环境的评论，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关注，值得我们思考。这是因为互联网产业界很少有人公开谈论自身的环境。这是个很奇特的情况。整个环境和互联网公司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互联网企业家们避而不谈，要不就是顾左右而言它，不肯直面最尖锐的问题。
一旦有这样一个互联网公司的领头人来谈，引起震动是很自然的。
张朝阳在演讲中说，“创新来自于公平的竞争，而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一个基本点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只有公平的最大限度的实现，才能让有才能的个人和组织脱颖而出，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和创造性。”毫无疑问，这意味着阻碍创新和扼杀竞争的阴云正在逼近中国互联网。
按照张的看法，这个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其实也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它是官商结合走到极端的一种产物。这并非张一人的隐忧，吴敬琏先生早就警告说：有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一种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另一种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这些特性的很多迹象已然在我们身边显现，但在互联网业，张朝阳是第一个出来抨击这种危险发展趋势的企业家。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在当下大环境中，中国互联网业已很难独善其身，这个行业在高歌猛进的年代所生发出来的理想光环正在消失。
我没有和张就这个问题交谈过，但我想，以张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家（请注意，我说的不只是像张朝阳这样的大企业家，还有众多中小企业创业者）：互联网曾经是中国经济中被管制最少、准入门槛最低的行业，企业家精神得以在这个行业充分爆发。然而，今天的互联网已经“许可证当道”，不仅耗费着经营者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在限额发放的稀缺性资源之上极易产生寻租和黑幕交易。
我不是特别奇怪张朝阳会做这样一个演讲。他属于最早一批的互联网创业者。那批创业者大多都具有理想主义的底色。这里面固然有利益的追逐，成功赚钱的渴望，但是相通的价值是很完备的。
后来的创业者，其创业过程是理想主义渐退的过程。有人说这是进步，应在商言商。后来人都更注意商业模式和利润了。在我来看，理想主义的消退对中国互联网产业并不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很多人知道中国互联网环境并不好，但是不说话？这背后是很多利益的权衡。
我跟张朝阳最早打交道是因为《数字化生存》这本书。尼葛洛庞帝写的，我是这本书的中文译者。（张朝阳是尼葛洛庞帝的学生，是后者来北京演讲的翻译。）那时候张朝阳还远远没有成名，搜狐没有上市。每次见他，他的企业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你会感觉到张朝阳也会有一些变化，每次都是不同的场景。最近这两年没有跟他进行深入交流。我很难说他后面的阶段有没有深入的转变。
我对张朝阳是比较欣赏的。从某种程度来看，中国互联网企业是明星璀璨。但是张尤其算是有智慧的人。他在90年代末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觉得中国才有出路。90年代末期的海归，赶上了中国的发展大潮。他看到未来的前景。第二，张朝阳很早看到趋势，互联网创业。这个故事人人尽知。
当然，智慧还体现在具有把自己的想法通过各种手段实现的能力。智慧很大的成分是街头的生存智慧，尤其对企业家十分重要。比如说，创始人跟企业的关系，很多创始人做大了企业，丧失经营控制权，甚至很悲惨地被踢出局。但是张朝阳在个人与企业的关系中，跟各色人等斗勇斗智斗狠，始终保持了自己带领企业前进的地位。在公司的掌控权方面，搜狐不是没有发生变动的可能性的，张朝阳凭借着政治智慧和商业智慧，保持了对企业的控制和战略的实施。
他还是一个挺有理想的人。早期我跟他接触比较多，知道他的一些想法。虽然，他的表现方式，有时被说是作秀。今天看来，大概是因为早期搜狐没有多少推广费用，通过打造张朝阳自己来打造搜狐的品牌，进行推广，最为简单有效。所以看到所谓的天安门前滑滑板的照片，他通过把自己打扮成时尚的、很酷的形象来推广企业本身。我觉得这些“作秀”是掩盖不了他本质上的理想主义色彩的。
这个观察也可以从他的讲话中看到。你会发现，他对于理想的追求战胜了一些现实的考量和算计，让他忍不住说出心里话。
事实上，他那一代的互联网人，理想主义色彩是非常浓厚的。包括张树新，她比张朝阳还理想，包括田溯宁。他们算是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我觉得这里头除了人的个性外，还有时代的特征。那时互联网刚刚开始，在中国没有理想主义是做不下去的。既没有市场也没有政策的扶持。没有现在这些固定的套路，拿投资，上市，套现。完全凭借着一腔热血。
早期互联网充满了神话。现在，神话时代彻底过去，一切都有规则或者说潜规则。
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是群体性的作用。商业公司在早期是起到最为积极的作用的。然后当互联网成为全社会的现象时，互联网公司不仅仅在书写商业史，而且在书写社会史。互联网的出现影响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大概有三个层面。第一，信息本来是少数人控制，现在变为人人都可以自由生产、自由消费。这是信息的民主化。我们今天已经习以为常，但是跟以往比，这是革命性的东西。第二，互联网部分为公众实现了结社、集会、言论的自由。这是很大的变化。第三，原来没有一个全国性话题讨论的公共平台。原有的平台是由上而下的，公众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对公共事务进行评论，难以形成舆论。今天，由于互联网的存在，中国民意就现实存在，看得见摸得着了。这是极大的突破，这样公众就更有可能介入社会生活，尽管介入程度目前仍有限。民意的出现，导致民众提出诉求，形成良性循环。这是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三个意义。
有人说，互联网对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和互联网精神有关。平等、开放、自由获取、共同分享的互联网技术特性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但不是说有这样的技术特性就会对社会有所改变。技术特性来自人的使用。
互联网的使用还是要观察它根植在什么环境土壤之中。包括第一代创业者都是在国外发现这个神奇的东西，然后回国推广。互联网是典型的外来物种，要考虑中国的阳光、土壤、环境。所以，植根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不以中国现实为出发点，不去想在中国现实中发挥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互联网企业。那样也没必要称呼自己为企业家，就是一个生意人，商人。生意人可以用网络游戏上市，可以赚到大笔的钱。所以说中国互联网企业整体的理想主义色彩在褪去，我认为这是一个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