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 名著看辛亥：不能只用“革命”来代替

 
 　　

 　　名著看辛亥：不能只用“革命”来代替

——从史量才主编的《最近之五十年》着眼

深圳晚报记者 李福莹
 
 　　

●《新民丛报》、《万国公报》、《大公报》、《京话日报》、《时务报》、《循环日报》、《民立报》等等，在历史的洪流中，这些报刊的作用不容忽视。
 　　●在晚清至民国的几十年间，涌现了大批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如严复的《天演论》，王韬的《韬园文录外编》，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传教士李提摩太等出版的《万国公报》等报刊和小册子……
 　　
 　　关于辛亥前后数十年，学者傅国涌是从一本名为《最近之五十年》的书说起的。此书由极具历史意识的报人、《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组织编写，1922年为纪念申报创刊50周年出版，全为时文名作，叙事自清同治十一年至民国十一年。全书分为“五十年来之世界”、“五十年来之中国”、“五十年来之新闻业”三大部分，可见其意图并不仅仅局限于对新闻业的总结，而是放眼于对世界、中国的回顾和反思。其内容涵盖文学、艺术、哲学、科学、政治、金融、财政等，撰文者均是如胡适、梁启超、蔡元培、蒋百里、丁文江、李大钊等一流的知识分子。
 　　这本书所叙述的“五十年来之中国”，即我们今日所回顾的辛亥前40年、辛亥后10年。傅国涌之所以选择这50年来讲述，是基于他对辛亥革命的一个基本评价：辛亥革命是一场有节制的有限革命，目标是有限的，主要是换制度，可以称之为政治革命。我们要弄清楚的是，晚清至民国是连贯的，没有断裂层，是自然的过渡，辛亥革命并不是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我们今天回顾晚清、民国，不能只用一个“革命”来代替。因为革命并不能覆盖所有，它只是历史无数个面中的一个而已。
 　　中国之变化在甲午战争之后
 　　梁启超曾说，晚清最后15年的变化，超过了之前150年的变化。傅国涌认为可再做延伸：晚清最后50年的变化，超过了之前1500年的变化。
 　　自从孔子、孟子等春秋时代的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国的文化根基，中国之思想层面就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直至朱熹时代的“理学”，也是“以儒为本，以儒化佛”，是儒学的一个发展。再至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曾国藩，其思维方式、价值观仍与前代是一致的。
 　　政治制度层面，中国始终是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虽改朝换代多少次，都是“换姓不换制”。毛泽东曾说过：“百代皆行秦政制。”这是中国的基本史实。
 　　由此，我们发现在文化、思维方式、政治制度方面，中国千百年来一直没有变化。真正的变化发生在甲午战争之后，或者说是1872年前后以《申报》为代表的新式报刊出现之后的中国，还比如《新民丛报》、《万国公报》、《大公报》、《京话日报》、《时务报》、《循环日报》、《民立报》等等。在历史的洪流中，这些报刊的作用不容忽视。
 　　此时，不仅仅是新式报刊、新式学校、铁路、电报、邮政等新生事物纷纷在中国出现，再到国家统治层面，如法制、财政、金融等等，这些也都不是中国“原创的”。中国过去不叫“国家”，而叫“天下”，是“坐井观天”的天下。我们称其他国家统统为“蛮夷”，直到有一天被他们打败，才突然发现自己不是“天下”，才想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从这时起，中国终于真正睁眼看世界了。
 　　晚清至民国是一次自然的过渡
 　　　　睁眼看世界的人中，第一批是林则徐、徐继畲，第二批是郑观应、王韬等，再之后的人则不胜赘述。
 　　看世界之后，必然出现新思考、新思想。在晚清至民国的几十年间，涌现了大批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如严复的《天演论》，王韬的《韬园文录外编》，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传教士李提摩太出版的《万国公报》等报刊和小册子，梁启超的《新民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郭嵩焘的《郭嵩焘日记》，邹容的《革命军》，日本宫崎寅藏的《三十三年落花梦》，黄中黄（章士钊化名）的《黄帝魂》等等。
 　　《申报》抓住了“最近之五十年”变化的这个点，是很有眼光的，邀请当时的知识名流、亲历者撰写他们的观察，录入书中。如蔡元培谈“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张准谈“五十年来中国之科学”、孙中山谈“中国之革命”、蒋百里谈“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还有人谈五十年来之教育、体育、农业、商业、水利……方方面面，无所不及。通过这本书的视角，我们得以窥视辛亥前后数十年中国的变化。
 　　如今，人们常常喜欢用“革命”来概括历史的变迁，但若仅仅抓住“革命”来谈辛亥前后数十年，则仅仅谈论了一个侧面而已。傅国涌强调，晚清至民国是一次自然的过渡，尤其在晚清最后十年，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现代化已经开启。比如，1901年，八国联军撤退后，慈禧太后在从西安回北京的路上就发布诏书，几年后甚至废除了科举制。比如，全国的小学、中学开始建立起来，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最新修身教科书》等陆续出版，新的教育力量逐渐确立。比如，严复等人翻译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法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等，新的思想在社会传播。这一切都发生在晚清时期。
 　　傅国涌说，辛亥革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与中国历次改朝换代的血腥不同，辛亥革命并未发生大量的流血战争。虽然在汉阳、南京等地发生过惨烈战争，但在改朝换代中，这种规模算是小的。辛亥革命几个不同倾向的政治派系(袁世凯代表的北洋派、张謇和梁启超等代表的立宪派、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代表的革命派)都没有绝对优势，最后只能达成政治妥协。所以，民国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
 　　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晚清至民国这五十年，社会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动荡，社会代价较轻。
 　　百年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历史线索
 　　傅国涌说，长期以来，我们所知道的辛亥革命几乎是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事，教科书的普及，年复一年的纪念，大量的革命记忆，几乎都是单向度的革命视角，我们看见的只是历史的单一侧面，而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当作了全部。换句话说，辛亥革命的史实是以革命党人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仅仅呈现了历史的一部分，处于这个中心以外或不在中心视野里的大量史实则被遮蔽、忽略或遗漏了。
 　　百年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历史线索，在往后的时间洪流中，有的线索被展开了，有的来不及展开或没有机会展开。我们看到的往往是那些被展开的线索。我们这个民族依然深陷于“成王败寇”的古代观念中，不论是非，只认成败。百年之后，应重建辛亥叙事，以真正靠近现场，更客观、更全面地看一看那场不同于王朝更迭、原地踏步的历史巨变。
 　　傅国涌表示，观辛亥以来百年的成败得失，历史给予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在这一轮重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转型过程中，我们能避免走弯，尽量少付一些沉重的社会代价，以节制的、渐进的却是坚定的方式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新的道路，抵达民权主义的彼岸，一个能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让每个中国人都活得有尊严的社会。这是百年来这个民族最大的一个题目，也是一百多年没有做完的一张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