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从莫言获奖说起

王蒙：从莫言获奖说起

——在澳门大学演讲

　　
　　编者按：应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先生的邀请，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11月7日在澳门大学出席了澳门基金会和澳门大学联合举办的“文学艺术家驻校计划”开幕式暨王蒙文学讲座活动，发表了题为《从莫言[微博]获奖说起》的精彩演讲，吸引了众多澳门大学师生和各界人士参加，听众对王蒙先生的演讲反响强烈。旨在通过高等院校的平台进行交流，为澳门文学艺术界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并扩大澳门在学术与文艺方面的区域与国际影响力，提升澳门文化城市的形象和品位的“驻校计划”，邀请对象为国内外著名文学艺术家、高端人士或领袖人物，受邀者必须具有无可争议的社会影响力和学术成就，每位受邀者将在澳门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讲学、交流和写作生活。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表示，2009年曾获得澳门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的王蒙先生成为该计划的首位受邀作家，是因为王蒙先生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其在中国文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王蒙先生的宣讲，视野开阔、立意高远，深刻阐述了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和影响，其见解精辟独到，其分析发人深省，本版所刊登的文章系根据王蒙先生11月7日在澳门大学发表的演讲的录音整理。
　　
　　今天我这讲话，就算是与大家谈家常吧。最早透露出莫言可能在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消息的是英国的一家博彩公司。他们认为今年最可能获得这个奖的一个是中国的作家莫言，一个是日本的作家村上春树[微博]。我当时就觉得不大可信，因为瑞典科学院，它是很骄傲的，怎么可能把自己的信息透露到一家博彩公司那里呢？第二，连澳门的博彩业都没有告诉我这个消息！所以我后来的一个感想就是澳门的博彩业要向英国的博彩业学习。到了当天的晚上，凤凰电视台临时给我打电话，说再有10分钟就要公布获奖人了，希望接受采访。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我都不知道谁获奖呢，稀里糊涂我能够说什么呢？就是到那个时候我还是没想到会是莫言获奖。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此之前呢，大家都以为马悦然教授是诺奖举足轻重的专家。我知道马悦然教授对山西的李锐先生和曹乃谦先生有很高的评价，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的可能性会大一些。但莫言对我也不陌生，为什么呢？11年前，在北京的一次聚会上，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先生，他特别热情地歌颂莫言。他就说莫言不是今年就是明年，要不就是后年一定会得奖。有此一说，就是比博彩公司更高明的一个文学家是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的可爱当然不仅仅在此，据我知道，就是在钓鱼岛的纠纷当中，日本的名人里头唯一一个坚决地认定钓鱼岛属于中国的是大江健三郎。他指出日本趁着甲午战争夺取的钓鱼岛。虽然我对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没有认真地读过，就冲这一条我也觉得他不但能够慧眼识莫言，而且能够慧眼识钓鱼岛。
　　现在我想说三方面的事，一个是关于文学、文学人、文学奖。这个文学是偏理想主义的，它相当浪漫，它可以虚构，可以夸张。很多文学家希望追求一种脱俗的生活。比如说最美好的爱情吧，可能正是存在在文学里面的，而且最好的爱情都是老单身汉来写的。因为当他有一个美好的妻子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去写爱情诗或小说。
　　而这个文学家、文学人、作者，向往着脱俗的文学，却同时都是世俗的人，他不可能完全脱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悖论，就是你越是觉得文学高尚，你就越觉得世俗生活并不是那么美好。所以中国人自古就知道，说是“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在文学界对现实抱着批评的态度，同时，很喜欢做梦的人特别多，所以张炜先生就干脆命名“文学就是一个民族的梦”，他说的当然也非常可爱。
　　那么另外还有些有志者，关于新文学又有实力，又有社会影响地位的这样的人和团体，他们举办了文学奖，使寂寞的、坐冷板凳的文学偶然就很热闹这么一下。文学本来是寂寞的，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他是“举家食粥酒常赊”，就是他喝酒没有现钱都是赊账的。奖金数量越大，影响就越大。所以当前些年我在内地，很多群众问我茅盾文学奖为什么没有诺贝尔文学奖影响大，我说诺贝尔文学奖是100万美元，那时候茅盾文学奖是4万元人民币。我相信我的话起了作用，现在茅盾文学奖已经变成20万人民币了，我们可以期待它很快也会变成100万或者200万元人民币。如果茅盾文学奖始终上不来，我建议澳门大学举办一个文学奖，价格在350万人民币，而且吴志良（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先生一定会支持这样一个工作。
　　
　　（一）
　　
　　一个好的文学奖啊，它可以使得你名利双收，有时候这个奖比作家神气多了。一个作家在那写写写，写得手指上都磨了泡了，写得都得了忧郁症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很孤单的。莫言获奖以后他非常聪明，他说写作其实是弱者的事情，他说我从小第一个感觉就是饥饿，第二个感觉就是软弱，所以只有在写起来他才忽然觉得自己很能干，力量也很强大，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莫言更聪明的是，当新闻记者想消遣他，问他说：“你获得了100万美元你想干什么呢？”还有人暗示他：你是不是该捐赠给社会做一些慈善事业。他说：我在北京住的房子非常地小，我想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但是后来我又想啊，北京的房价比诺贝尔奖金的金额涨得快多了。现在是在五环以内呢是5万多块钱一平方米。这样的话，我加上装修啊，全部的钱买房子也只能买个100来平米的房子，也大不到哪去。所以莫言这位同志、这位朋友他是太可爱了！他说完以后立刻把这个传媒的同情心吸引到他这边来了，他得了半天的奖才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以至于那个陈光标先生声明要送给莫言一个350平米的房子，但是莫言没有说话，莫言的哥哥说了：“俺们管家（他是姓管的）向来无功不受禄。”所以这个房子，这350平米他也不会住进去。
　　可是一个奖它显得特别厉害，以至于和奖有关系的人呢，变得很牛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所以我始终喜欢思考一个问题，我早在1993年就在台湾回答过有关问题（在台湾很多朋友也问我诺贝尔文学奖的事），我就说起码有两种得奖：第一种得奖就是你写得不是很理想，但是你得了奖，你沾了奖的光。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原来你的书20年卖掉了1000册，一得这奖3天卖出了100万册。这种事是有的，也是让人非常高兴，也是让作家做梦的事，我也梦见我得奖了，那是小时候的事，大了以后不做这梦了。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他始终没有得奖，那么受损失的是这个奖，而不是这个作家。托尔斯泰是1910年去世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是1901年开始建立的，就是说有诺贝尔文学奖到托尔斯泰去世间距10年，如果他们要奖托尔斯泰，时间上应该是来得及的，托尔斯泰没有得到，我不认为谁会为托尔斯泰抱屈，或替托尔斯泰遗憾，如果说遗憾我们要为诺贝尔奖遗憾，所以这是第二种情况。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说这个作家啊，他写的也很好，他又得了奖了，这二者“如鱼得水”，得奖的作家是“锦上添花”，发奖的是“咸与有荣”。所以这个也是一件好事。这个还有一种情况，瑞典科学院很喜欢做，就是找一些暂时还没有被公众所承认的，具有潜在的优势的这样的作家和作品给他发一个奖。给他发一个奖之后大家就问这是谁啊？最后说：“哦，原来是他！”再一看，果然很好。这样的话这个奖的威信就更高，它等于文学界的一个伯乐。因为这样的事情也有，比如说跟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声名大噪，而且他的影响非常大。就是莫言的作品里我们也很明显地感觉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另外就中国来说，从王安忆的小说《小鲍庄》，从韩少功[微博]的《马桥词典》里面，从贾平凹的某些作品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加西亚·马尔克斯，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虽然好，但是我喜欢说一句话，这句话我在台湾讲过，在香港也讲过，在内地讲过的更多，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好，不如文学好”。但是很难做得到。为什么呢？这个文学奖你看得到，很热闹，很光荣，一下就身价十倍，身价百倍，身价千倍！文学崇高如云霞，文学人与文学奖可都是世俗的活人与他们的活动。奖是名利双收的事业。
　　比如我们谈中国，什么样是中国最好的文学？李白的诗、屈原的辞，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哪一个得过什么大奖啊？曹雪芹得过大奖吗？李白得过大奖吗？李白的得奖就是皇帝给他一个牌子，说让他可以到各个酒家去喝酒，当然这个奖也是蛮风雅的，但是是真的是假的也不可考。所以你真正谈文学史，文学史还真的没有怎么记录过奖项，但是你要到各个国家去，各个社会去，奖都很重要！
　　诺贝尔文学奖最重要，影响最大，奖金最高！其他如法国的“龚古尔奖”，英国的“布克奖”，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奖”，美国的“普利策奖”也都有很大的意义，规格也非常高。但是规格再高它本身不是文学之花，不是艺术，不是诗本身，也不是文学奥林匹克，它是荣誉和金钱，是文学的大推广。很不幸，不管你的作品写得多么好，你仍然需要荣誉，仍然需要金钱，仍然需要社会各个方面承认，需要有力的推手，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二）
　　
　　第二点我想说一下政治和文学。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我们先从苏联说起。苏联上世纪60年代的诺贝尔文学奖奖励给帕斯捷尔纳克，他的名作是《日瓦戈医生》，是美国拍的这个电影，《日瓦戈医生》的主题曲非常动人。为这个奖，帕斯捷尔纳克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他也只能选择拒绝领这个奖。但是赫鲁晓夫先生在他晚年的回忆录写道：当时他处理这件事情完全是根据下面写的报告来的，他本人并没有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长篇小说，后来他读了，才觉得帕斯捷尔纳克写得非常好，他对自己的不当处理感到愧疚。
　　再往后来也很有趣，诺贝尔文学奖奖给了萧洛霍夫，萧洛霍夫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这四部到现在仍然是不朽的名著。苏联很高兴，因为他是苏共中央委员。他很会说话，他在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说：“西方攻击苏联作家是按照党的指令来写作的，他们是胡说八道，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心的指令来写作的，但是我们的心是向着苏联共产党的！”真会说啊！但是这说什么并不重要，对萧洛霍夫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是16岁开始写的，四部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写的不得了。而且他担任过苏共中央委员，他是赫鲁晓夫第一次访美时候代表团的一个成员，走到哪里赫鲁晓夫都说“这是我们苏联文化的代表”！是这样一个人，他也得诺贝尔文学奖。
　　然后再下边呢，还是在之前之后，这个我说不清了，又出来一个麻烦，又奖励了索尔仁尼琴，就是写这个劳改队写西伯利亚的流放。苏联的反应就是你奖励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正在国外访问，我这儿就宣布吊销索尔仁尼琴的护照，这样索尔仁尼琴就被流亡了。
　　然后跟中国这呢，也有很不愉快的、歧义的记忆。所以呢，有过一种看法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专门奖励社会主义国家的异议分子，意思它是不怀好意的，是敌视社会主义的体制的，连西方国家都有这种说法，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奖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叛徒的。但这个说法呢也不是特别的全面，因为北欧，这是另一路，我到瑞典去过两次，挪威去过两次。北欧这一路，千万不要以为北欧是听美国的！我再举一个尖锐的例子，1986年2月我在纽约参加第48届国际笔会。在这个会议上，开幕的时候，当时美国的国务卿是舒尔茨，舒尔茨这次做开幕演讲，这个时候美国的所有的作家闹起来了。其中有一个我认识的俄罗斯裔的一个美国短篇小说作家叫格丽丝·佩里，格丽丝·佩里，她脱掉了自己的鞋子——高跟鞋，就在桌子上“叭、叭、叭、叭……”就在这敲。我只知道赫鲁晓夫先生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脱掉鞋子敲桌子，我还没有见过，那次我是看到了美国的女作家用自己的高跟鞋敲桌子，这是一种很可爱的情形。什么原因？就是美国政府拒绝刚才提到的哥伦比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入境。就是那一次的会议入境还是此前的一次什么会议入境，我到现在没有查清楚，如果澳门大学哪个朋友能帮助我查那就更好。（编注：在比尔·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被美国政府拒绝入境）全体美国作家喊成一团，使舒尔茨的讲话根本无法进行下去。
　　更早的时候，1972年，诺奖奖给了德国的海因里希·伯尔，当时德国的驻华大使叫魏克德（Erwin Wickert），他请我，还有冯牧先生，还有柯岩女士，还有白桦，我们几个人在那里吃饭。这个魏克德先生他就非常坦率地说这个事让他们非常头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