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谁把思想变成了最危险的物品？
严冬时节，寒流阵阵。
由株洲晚报、湖南工大共同发起的“株洲晚报·湘江大讲堂”被叫停了。去年八月，我作为主讲嘉宾在那里做过《中国当代文学的处境及其前景》的演讲，接触过那里的一帮热血朋友，怎么看都不像是攫取了数百亿民脂民膏或利用权力包养二奶之类的为非作歹之人；那个以“公益·理性·公民·人文”为理念的讲坛，似乎也不具备权力黑道的性质，怎么就会被叫停了呢？百思不得其解。
人就是这样，越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越想琢磨出个细究，结果我看了一下出现在“湘江大讲堂”上总共10位嘉宾的姓名，就有些明白了；再琢磨一下这个讲坛的宗旨，竟然有“为湖湘热土提供一场流动的思想盛宴”的话，结果就全明白了！
我想，“湘江大讲堂”之所以被叫停原因有二：一、出现在那里的演讲嘉宾都是一些很不识时务地用思想站立的家伙；二、讲坛为思想流动提供了平台，而思想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最危险的物品。形象化描述应当是这样的：有一帮歹徒带着炸药登上了火车，火车司机乘务人员非但没有阻止，还帮助他们把装着炸药的行李箱搬上了车厢，结果被铁路管理部门察觉，大惊，说：“你们这不是存心要我们死吗？”结果查扣了，禁行了。
这件事大吗？相对于因为思想和思想流动发生的更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这件事很显然不大，以1957年“反右运动”为例：在那次事件中，全国有55万（由于这段历史还晦暗不明,因此这是一个不确切数字，我曾经看到一份资料说当时定性右派集团22071个，右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右派分子达到3178470人之多。）中国知识界精英由于行使了思想的权利，说了几句让党和国家不高兴的话，就被打成了右派。历史叙述是不带着体温的，“被打成右派”这几个字在当事者身上往往意味着家破人亡，意味着被整死，被自杀，意味着活生生的个体生命丧失人的尊严和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这里面有多少精神煎熬和生活困顿，非当事者哪里可以想象得到！这55万右派连续遭受了二十多年的歧视和迫害，在文革期间受到的冲击尤为惨烈，据说活到被平反的右派分子只有五分之一，另外五分之四全部默默无闻地死掉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尚没有听说湖南那些朋友由于这件事被打成右派，也没有听说什么人被请到派出所喝茶，或者干脆“躲猫猫”死掉，这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权力者对这件事的处理还仅着眼于禁止思想进一步流动，只要思想不流动了，他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他们就感觉很好了，就能活得塌心了。
这样说来，禁止思想、禁止思想流动才是某些人格外在意的东西，这种在意，在进入新年以后越来越引人注目了，南北两地接连发生的媒体事件就是证明。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个学者（邓正来）的去世竟然也会被警觉，接连下达不形成文字的指令，要求媒体不得“炒作”，可见他们有多么恐慌！
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炸药，这里所谓的“一定条件”，我理解就是一个社会的压强。压强足够大时，思想，哪怕是一个贩夫走卒的思想也会成为危险的爆炸物，更不要说用思想和信念站立的学者们的满腹经纶了。在这个意义上，权力者采取任何措施都不为过——生死存亡面前，谁不想活下去呢？为了活下去，就是动用再残酷的手段也情有可原。
可是把话说回来，究竟是谁制造了导致思想成为危险物品的社会压强呢？如果贪官污吏不这样肆无忌惮地攫取社会财富，如果五百户不把成百上千亿民脂民膏转移到国外，如果大大小小的权力者不把这块土地掠夺到“国在山河破”的凄惨程度，这个世界会如此危险吗？如果掌握舆论控制大权的人不这样严酷地禁绝思想，禁绝思想的流动，这个世界会像火山一样聚积起喷发的能量吗？
是你们把思想变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危险的物品。
你们在玩儿一场极为危险的游戏。
20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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