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无负是书商
——悼沈公昌文先生
文 | 野夫
一
1996年正月的北京，在记忆中特别寒冷。那个元宵节按西历算已是三月，但地面上到处都是残雪。我初来北漂，借居在朝内大街南拐棒胡同某大杂院的偏房里。抬头见瓦的老房子，没有暖气和炭火，自然可以想见其中的彻骨之寒。
反正屋里坐不住，为了找工作，也得镇日去街面上溜达，以便迅速熟悉这个城市。出门右拐没多远，就看见一个灰暗的四五层L型大楼，正门挂着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和《读书》编辑部等等牌子。作为一个外省青年，赫然见到这些多年仰望和神往的名字，内心竟有一种如见娘家的亲近——我正是读他们的书刊成长的啊。
那时的《读书》杂志，每期封二还都是陈四益的文言寓言，配以丁聪先生的漫画。我当夜回去便写了几个文言小品，计划次日去编辑部拜码头。我确实对我久仰的沈昌文先生，以及那几个低调且传奇的女编辑，充满了敬意甚至膜拜。
虽然那正是我出狱未几，人生最寒伧窘迫的时候，但毕竟三十几岁也还算见过一些场面的人。说去便去了，一步步爬上顶楼最北端，终于见到《读书》编辑部的牌子。门虚掩着，没有人语声，我推开只看见一个杂役般的小老头，在那里收拾文稿书刊装箱。他问找谁，我说顺路来看看，想拜访一下沈昌文先生。他这才抬眼看了我一下，笑道我就是，请坐。
我没想到原来暗中影响了我青春成长的沈公，长得竟然就是这样一副样子——一米五几的身材，干瘦见骨，脖子上吊着蓝布围裙。眉毛和眼梢都略显下垂，鼻翼的两条饿纹，很深地延伸到下颏边。接下来他告诉我，刚退休了，编辑部也马上要搬到隆福寺那边的新楼去了。他瞟了几眼我的手稿，叹息说：就算我还没退休，你这个……嘿嘿嘿，也发不出来。
二
1979年《读书》创刊的时候，我正在读大二。那时我算班上不多的还算有钱的学生，可以随便订阅自己喜欢的期刊。有天我忽然收到《读书》的创刊号，这不是我的订单，事后才知道，竟然是我父亲在异地帮我订阅的。父亲并非知识分子，只能算他那一代共产党人中，还能知书识礼的干部。他也不了解《读书》究竟是何种杂志，看着刊名好，让儿子多读书总是不错，于是顺手就帮我订了。他这个基层党委书记怎么也没想到，冥冥中正是这本期刊，将我的人生完全带到了“沟里”。
最初班上只有我有这份刊物，也仅在少数几个室友中传阅。后来受我影响，增加了一些订户，其中多数是我后来创办的诗社的同人。那是在深山的一个少数民族大专院校，在那个与山外世界极少关联的时代，我们这些传阅《读书》的年轻人，真正开始了“读书无禁区”的狂热阅读。可以说，我们完全是依靠它，寻找到精神的食粮。在那国门将开未开之际，用初初睡醒的眼睛，开始打量和展望文明社会的踪影。
一本表面看去只是介绍出版和阅读的杂志，却成了文革之后，第一本关于思想启蒙的读物，第一本关于世界潮流的指南。它把民国和历次运动淹没的知识分子重新打捞出来，与我们这些新三届大学生建立起精神纽带和知识传承。我们正是从这个32开的小小杂志中，知道了何谓好书，何谓山外有山。从其中的那些作者身上，知道了文章应该怎样写。甚至隐约学会了如何策划期刊，怎样做编辑。
我一直订阅此刊直到20世纪末，包含囹圄中亦未曾间断。现在回看当年同窗，只要在那一时期爱过《读书》的，往往人生迹近叛逆。他们依旧在人世中鹤立鸡群，依旧在素履青衫中，自带几许书卷气。几十年暌违之后，红泥白炉围坐，还是这些人不会向壁呵呵；还能在一起高谈阔论，唾壶击缺。
三
与沈公的第二面，是在1997年的万圣书园。那时的万圣，只是深藏在清华大学边上某陋巷的一个小小书店。老板刘苏里，也是我们那一批“人犯”，失去工作出来，弄个书店借以谋生。那时我已经是海南出版社的聘用编辑，出版了一些好书而薄有“编名”。那天苏里叫我去，已经记不得是座谈哪一本书了。反正第一次陪沈公吃饭，让我得以亲近这位一直自谓的“不良老年”。
他还记得我这个“初到巴黎的外省青年”，他笑着说你们现在真幸运，出来就能做编辑。而他当年，是从捡字工到校对员，干了几年才又从领导秘书转到编辑的。先生谈锋甚健，嘻嘻哈哈一点也不托大。他那上海官话，为了字正腔圆，说得很慢，像是一个一个字吐出来的。偶尔带出一些外语词汇，我夸他厉害，他说哎呀，我这就是标准的“洋泾浜”英语。
他主导重建的三联书店那些年，我一直认为是三联的黄金时代。虽然此前的邹韬奋范用等前辈所建立的“生活、读书、新知”之核心价值观，已经为我辈读者推出了大量精品。但毕竟很多书偏于小众，也因此受困于市场经济。他是那种既能发现好书，还能使之畅销的人。当初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四处投稿无人看中，到他老这里，却能立马签约并连年加印。关于他大胆引进金庸和蔡志忠的版权这事，一直有人非议他破坏了三联的出版风格。但他认为，这些书通俗而不庸俗，还能赚钱出版更多的精品读物，何乐而不为。
我入行之时，出版界正在飞速市场化，新华书店系统近乎崩溃。传统的摊派发行模式已经式微，真正的好书既要获得读书人好评，还得要经得起市场的淘汰。我急于向他学习出版经验，他说你这么好的资质，先从案头编辑开始，踏踏实实做好文字基本功。错字病句打眼一望便能纠正，还不能随便乱改作者原著。因为每个人知识有限，改错了就是一个笑话。所以好编辑就是个杂家，万事万物都懂一点，但什么知识也难得专精。
他说，接着要学会做组稿编辑——会从八方作者手中，组约到好书稿来。这个活儿，看似简单，其实很复杂。你要认识各位名家很容易，我把我收藏的名片夹，传给你即可。问题是人家凭什么喜欢你信任你，愿意把他的家底都拿给你，这个就是大学问。而且还有不少作者和作者之间是不对付的，文人相轻，但要都能接受你的约稿，这就要靠为人处世了。我是上海做仆欧（小伙计）出身的，好编辑还得是作者的好仆人。
最高段位的当然还是策划编辑。他意味深长地说，这个需要你有很好的嗅觉，能大概预知社会时事的走向，以及民间读书的时尚和风向。你能根据这些敏感，策划出准确的选题，再找合适的作者把它写出来，且分寸恰好地还能推出来，那你就是合格的全能编辑了。
这些樽边闲话，在我以后十年的书商岁月里，一直奉为座右铭。但在后来经常与沈公的过从中，我才真正彻悟——我们这一代编辑，已经远远无法追随他们那一代的脚步了。他一个民办新闻专科学校的肄业生，一个银饰店的打工仔，竟然业余学会了英语俄语日语和世界语。考到人民出版社当编辑之后，发现顶层爱谈南斯拉夫、古巴和波兰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于是又自学了塞尔维亚文、西班牙文和波兰文等。他粗通的语言不少于十种，那一年网络初入中国，他又已经会电脑打字和收发伊妹儿了。这样的学习精神，我们这辈是再也没有了。
四
沈公的另一身份是美食家，这在京城书圈几乎是众所周知的。这个三岁丧父的穷孩子，似乎还是继承了他那个败家父亲的纨绔习气——有点钱就爱去下馆子。他喜欢攒局吃喝，各门各派的名士美女，在他的张罗下聚堆，实在是一桩美事。他又不善饮，小酌一杯，开一个话题，然后就在边上静听各路少侠老怪的高论。他称之为花钱买思想，挖选题，并联络作者感情。他略显狡黠的小眼睛眨巴着说——最终还是我划算。
实在没人可请的时候，他也会一个人踩着单车，去北京四城九门去发掘好菜。某日我请他去地坛西门斜对过的一家苍蝇馆——名曰烧鸡公，去吃地道的重庆菜。抹嘴之后，他很认真地跟我说，这家也就葱拌牛肚和仔姜爆鸭尚可赚人回头，回锅肉实在平平。他看着我怀疑的眼神，自得地接着说：为了考察回锅肉的高下，我独自吃了二十几家店。
他骨子里当然还是江浙口味，某次他宴请一对台湾来的夫妇，喊我作陪。去的是东四十条附近的一家杭州菜馆，看上去很是高档。最后呈上来的是一盘切得方方正正的整块金华火腿，上面浇着汤汁。筷子随便一掰，就能扯下来一块肥瘦兼有的好肉，几乎入口即化，却又剧甜如饴。甜之中还有火腿原本的咸鲜，和细密的纤维口感。他得意地说，这就是江浙名菜——蜜制肘方。一个火腿上，只能取下这一斤最合适的方块，要泡水去盐，要用蜂蜜腌制，最后急火焖蒸多少小时，才出来这道菜。没有提前两天预约，是吃不到的。
那是我第一次吃这道名菜，不爱甜食的我，也能吃出其中的好来。奇怪的是以后，我竟再也没有吃过；即便是江浙道上行走，各路的朋友也没点到过这道美食。
沈公也许那时刚刚赋闲，内心并未真正休息。加上精神矍铄，看上去依旧一活蹦乱跳的小老头。因此还很喜欢出门酬对，不放过好酒好肉的勾引。世纪之初，我搬到望京的新居，请他来暖锅，还有他的老部下吴彬女士。他住在东四，距离望京打车还得几十元，他竟然骑着单车就来了。酒罢潇然出门，又独行侠一般踩着夜色回去。
我深知那时的老头，颇有英雄无用的寂寞。满肚子好选题，一身的好人脉，却被这到点下车的世道给憋屈着，多少有些郁闷。某夜他叫我去陪俞晓群兄小酌，我才知道他还是忍不住技痒，正在和俞兄策划创办《万象》杂志和出版万有文库。他一生迷恋的海派文化，终于在《万象》这个读物中得以些微再现。只是时代变了，《万象》再也无法复制《读书》的辉煌。就连《读书》这本生命力极强的杂志，也在易主到汪辉之手后，变得不复原味了。
五
他一生扶持过太多年轻人名世，也发掘出太多避世老侠出山。那些年我在北京，跟着他老人家沾光，结识了许多老少名士。
我知道他原来所在的人民出版社，在五十年代出版过很多内部读物，唤作“灰皮书”，是当时只提供给党内高干阅读的。其中有不少书，很有再版并公开发行的价值，但是人民社保守，不愿再版惹事。我那时的身份是二渠道民营书商，官方媒体蔑称为“不法书商”。所谓不法嘛，难免就要比官方出版社的胆子大一些，敢于推出一点好书。
我看中了他们出过的一套六本《人 岁月 生活》，是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的回忆录。很多大院子弟的闲谈和回忆中，时常提到这部只有他们看过的书。于是我请沈公帮我联系当初的译者，最后竟然找到这位垂暮的老人授权。然后沈公说当初也是洁本，删掉过不少太闵敢内容。你如今要出就出全译本，我帮你找蓝英年先生校译。
蓝先生也是我早在《读书》上仰慕的人物，一见如故，因书结缘，很快我就推出了这套巨著。《读书》上开“东瀛孤灯”的专栏作家李长声先生，也是沈公带来的。蓝李两位先生，都长我一轮多，皆属前辈。两位皆善饮，相逢辄醉。我前年在香港书展上，重逢同为嘉宾的李长声先生，依旧还在笑谈当年的酒痕灯影。
说来惭愧，跟沈公更近的一个缘分是，在他的酒局上结识了我的第二任妻子，也曾是他的属下。弄到要办一个象征性仪式时，我只好包了一个咖啡馆，来举办一个诗会——算是对亲朋有个交代。来宾预约了一百多人，多只知道是来喝酒吟诗的。中间上台讲话的，必须得有沈公。沈公是老名士，自带海派幽默。他一本正经地开场——我知道，跟野夫证婚，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下面便哄堂大笑，他接着不紧不慢地说——野夫请我，也是一件危险的事。当年徐志摩和陆小曼再婚，请梁启超做证婚人的后果，你们也不是不晓得……
大家狂笑。幸好沈公终究不是梁启超那样的狂师，没有使酒骂座，剩下的话都是祝福。那天J方风闻我这边约了陈包刘等人物，提前请我喝茶说——之后，京城还从未允许这么多闵敢人的聚会。看在你确实是婚礼，勉强批准，但我们还得去微服祝贺。你自己要有个分寸，不要让大家都下不来。我只能笑答来的都是客，千万别送礼，哈哈哈。
哎，那晚是真热闹，三教九流来了两百多人。有司还是来送了个花篮，安置在前台口。酒阑灯炧人散时，他们又来拿走了。也许只有我这个前同行知道，那其中的秘密。因沈公结的这个俗世缘，未几也缘尽。那之后，我决定离开书界，干脆驱车远走到云南，开始很少亲近到对我影响平生的沈公了。
六
一个凭自己的编辑思想和出版趣味，影响到近乎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他本身却并非“真正的猛士”。相反，更多的时候，身为老党员的沈公，更像是“妾身未分明”的体制大丫鬟。他经常说——母亲是佣人，自己是学徒，1951年能被招工到北京，内心当然是感谢新政的。过去的生活教会我趋避，要谨小慎微。当然，单单趋避也不行，还得机灵。
我其实是非常理解沈公这类知识分子以及这种心态的。他从来没有反骨，从来都是临渊履薄的战战兢兢。新时代貌似给了他不同的身份，但本质上他一直还是D的小伙计。即便历次运动中，即便下放干校时，他都不是迫害人和被迫害的对象，只是负责收发跑腿的小跟班。改革开放之后，他被选上这个领导岗位，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作为一个“内行的共产党员”而被选上了而已。
何谓“内行党员”？不仅是沈公，这几乎代表了不少的一群人，包含家父也是。我仔细审视这类人，发现他们的基本特质是——貌似忠诚但绝对听话，业务娴熟而觉悟不高，天良尚在但意见保留。他们出于人性和专业精神，偶尔做一点犯规逾矩的事，本意也是为这个D查漏补瓦，绝对没想过要掀梁换柱。
在中国做出版，我是后辈，也算过来人。那其中的甘苦，只有亲历者深知。三联出过的禁书，《读书》发过的错文，积年也算不少。沈公是主事者，自然要出面背锅。他是秘书出身，他自诩平生文章写得最好的不是杂志的编后絮语，而是给出版总署的检讨。也许因为他一生都在这一行讨生活，他的机灵和老道，还基本能让上级假以薄面。
很多朋友都知道，他爱用迅翁“跪着造反”这个词自嘲。其实，他推出的一些人和书，原本只是想让这个党的天下，看上去或者努力下去，慢慢变得文明友好，他是真不想造反的老臣肝胆而已。之所以要始终跪着，精明的上海老头当然心知肚明——那站着的早都推出去砍了。
他可能没有想到的是，他一本正经满怀忠良，努力推出的这些关于文明和新知的读物，确实曾经滋养了一批青春反贼的骨血。在野蛮的土地上，让人学会区别善恶美丑一定是一种罪过。对我辈来说，极Q的铁幕掀开一线，哪怕让我窥见一眼文明世界，我一定会终身寻求碎门破窗蹿房越脊之术。
七
2009年寒冬，奥巴马首次访华那天，我在人民大学聂绀弩诗集研讨会上，意外再次见到沈公。那是孙郁兄主持的小会，李慎之胡风等前辈的后人也来了。刚开始发言时，九十三岁的锐老竟然驾临，大家起立，表示对这位刚直敢言的老人的敬意。我知道，他已经很久不到江湖行走了；此刻冒着时代酷寒的临场，是为他一个布衣之交的耿耿深情。同时也必定是他物伤其类的如鲠孤怀，到了不吐不快的时候。
锐老发言果然不同凡响，在简短回顾他和聂公流放北国深陷大牢的遭遇之后，他说他最近纪念耀邦的文章就叫——不做奴隶，更不做奴才。他指着为聂绀弩作序的某个名字怒斥——这个胡某**就是一个天生的奴才。
锐老还说了很多话，我这里不敢多记。我看了一眼身边的沈公，我知道他对这个胡某**，是怀感一些知遇之恩的。胡某作为D管意识形态的大佬，同样是一个人性极为复杂的“内行D员”。当初创办《读书》时，此君也曾亲自参与和过问。每当杂志惹出极左撕咬时，沈公也靠多次求他斡旋，才得以化险为夷。但我内心更倾向于锐老的盖棺论定，当然也理解沈公对他的复杂感情。
说到聂公的被朋友出卖陷害，沈公发言说——在我们那一代，哪里有出卖一说。D教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甚至还视为荣耀。我刚参加工作，D就要我警惕远离聂公等出版社的同事，要我监视某同舍。我也奉命写过很多监视报告，D对我的唯一奖励，就是握着我的手说——组织上是会记得你的。
他说我那时是社长王子野的秘书，先是社长布置我JS谁谁；哪知道最后还有更上级的人来密谈，布置我JS社长王子野。大家哄堂大笑，锐老插话说——延安时期派给B古同志的某秘书，就是JS B古的。这时，大家忽然毛骨悚然，各自打量着身后的记者旁听群，再也笑不出来了。
我发言说——没有T务政治，就没有聂公的诗词传世。聂公死了，聂公所处的那种时代不仅远未消亡，甚至愈演愈烈。也因此，当世绝少聂公的风骨，只要看看法兰克福书展上诸多精英文人的表现，就可以料知广陵散已成绝响。
我还想说更多，但是深知这一话题的难以为继。望着窗外的冰封世界，遂如寒螀噤声了。想起聂公的因诗入罪，想起朋辈的因文获罪，甚至还有那么多因良知而待审待判的人们，我的心确感刺骨寒彻。沈公这次的磊落坦白，使我更多同情地理解，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身处恶世时的许多无奈和尴尬。
八
京城名媛于奇，乃著名作家陈冠中的夫人，算我的大姐。我们一直戏称，沈公是她的闺蜜。沈公老来出门，只要有于奇在，沈夫人便是放心的。尤其是他前十年开始失聪之后，电话也无法接听了，我每次赴京想要约他一聚，便只好托于奇姐上门去请。
大约是2013年，那可能是我和沈公的最后一面了。在三联书店二楼的咖啡厅里，他依旧衬衣外套着那个摄影师马甲，背着双肩包过来了——这几乎是他的标配，被漫画家做成了他的形象符号。他一辈子为人作嫁，到老还是在别的出版社，才出版了自己的几本小书——《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和《最后的晚餐》等。
我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他倾过耳朵来问你说什么。我只好大声复述了一遍，他立即朗声笑道——我正在读木子美。
聋子都不知道自己的声音大，他的回答让整个咖啡厅的邻座都听见了，投来奇异的眼光。那时媒体上正在恶吵木子美现象，很多正经人都认为她是淫书的代表。我也哈哈笑道：我已经读完了，看来我们的恶趣还是一样的。他老人家自言自语感叹——是好书，还是好书。我后来在黄哥家喝酒，遇见了木子美本尊，我转告沈公对她的赞叹，她也有些意外之乐。
我问他一向可好，老头十分达观地说：坐以待毙，希望无疾而终。
那年之后，我似乎更加命若飘蓬。次年的某周年之祭后，我忽然也成了J书作者，于是京城也不大敢多去了。每每电话问于奇，沈公安好乎，她都是说越来越老了，很少出门了。算来也是米寿开外的人了，这个自认当了一辈子书贩的老头，其实早已淡出了这个浮世的视线。除开我辈读书人，世间已然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了。
2021年1月10日，网上传来他仙逝的消息。我在异国燃香，遥望无际的北国，默默忆念起这些断续的交往。我对他的往生并无悲哀，九十岁，仁者寿，这是大德才有的白喜。更何况，他奇特的福报竟然真的如他所想——无疾而终——他是在睡眠深梦中悄然独行的。无病无痛不辞不告地退出这个正在多灾多难的故国，这该是何等的幸事啊。
呜呼，尚饗。
野夫 2021年1月12日于清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