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JamesWertsch是当代研究集体记忆最好的学者之一，他对俄罗斯展示出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等问题尤其感兴趣。他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让三个时代的俄罗斯人来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三个时代分别是苏联时期、苏联解体后和当代俄罗斯。结果发现，这些人的叙述虽然各不相同，但有着一个国家叙事制造的叙述模式，那便是俄罗斯的“大爱国主义战争”，即俄罗斯没有干涉其他国家，是外国侵略俄罗斯，俄罗斯奋勇抗击实现最后大胜利。虽然当代俄罗斯人不如苏联时代的人那么清楚地描述具体事件，但依然保留了这个叙述模板。这个叙事模式正是国家叙事提供的，它可以不断复制用于个人记忆与特定叙事中，也即成为一种“文化基因”，不断复制和遗传，构成集体记忆的框架，任何个体记忆都将局限在集体记忆的框架中。由此，“可以看到叙述模板的影响力，而权力能够创造叙述模板，从而在创造人或群体中产生强大的代代传播的权力-知识的能力。”因此，控制了这样一个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

读到JamesWertsch的早上，我刚在波士顿看完“2014年美国常春藤盟校马年春节联欢晚会”。这台晚会由常春藤八所盟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办，也即由美国最好的八所大学的最优秀的一群中国留学生举办的一台春节晚会。若是不计较不灵光的麦克风和很不给导演面子的设备，以及双语之外，无论是节目编排还是主持人的语言与风格，这台春晚颇得央视春晚神韵，甚至于晚会上出现的软硬广告以及穿帮救场，都有着强烈的中国特色。春晚伊始，各方神圣在屏幕上不停滚动拜年、大大小小的学生会干部齐登台致贺词贺新年，再加上各方领导发来的贺电贺信，瞬间便让我回了祖国，且让晚场了半个小时的春晚又晚了半个小时。很显然，这是一场权力单方面表达其意志的庆典，一个国家叙事的春节，一场海外版的山寨央视春晚。晚会途中，我睁大眼睛仔细找了好几遍，疑惑着在某个镜头到达不了的地方，会不会也有一个小彩旗在默默打转，修炼内功。于是，我忍不住想，从1983年至今，央视春晚已经整整三十年了。央视春晚是不是已经成为几代中国人春节的叙事模板了呢？央视春晚是不是已经变成一种文化基因，复制在每一个人的基因中，也复制在每一个有春节地方？甚至复制到了每一个有华人地方呢？

可是，我依稀记得春节不是这个样子的，甚至就在波士顿看春晚的那天早上，我还偶遇到自己久违的年。

那天是周六，中国新年的第一个周末。在去地铁站的路上，远远便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循声望去，却是一群小孩在舞狮子。一红一白两只狮子加一个大头中国娃娃，在一家商店门口颇有气势地上下跳跃作揖拜年。店家主人连忙出来接狮子：拿出一张凳子，在凳子上放了一颗生菜和一个橙子，以及一个大大的红包，两只狮子先是将生菜和橙子“吃”了，然后将红包叼在嘴里，欢乐舞上一阵。接着又到下一家店铺，笑颜尾随者众，其中有一个就是我。

就在那时，我想起，其实，我挺喜欢过年的。那时，老罗家还住在大山里头，虽然是在南方，但由于海拔高且地球还没变暖，大山里头的冬天和如今的波士顿有得一拼。再加上大雪封山，外面的人进不了，里面的人也出不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冷清，反而是一年之中最热闹的，大人小孩都冒出来了，只做一件事：玩。而其中玩得最欢的便是舞龙灯。大人舞大龙灯，小孩舞小龙灯、鲤鱼灯以及玉蚌灯等；大人们出灯一般需要三十四个人，舞艺高强的单位或是村庄有时多达六七十人，若是两龙相遇，定会一争高下，那场面只是比电影里黄飞鸿的狮王争霸差一点点，主要是因为没有赵天霸！但黄飞鸿们却都是活生生的，一个个生龙活虎。小孩子出灯则很简单，少则两人，一人舞灯（多是舞一个大鲤鱼）一人敲锣兼讨红包，多则四五人。那时，再穷的人家也都会准备接灯的，大龙灯通常是几家人家合起来接灯，红包香烟是必备的，然后还有送上一些花生瓜子和山里的点心。小孩子的灯一般跟着大龙灯后面，等大龙灯舞玩，小孩子赶紧接着舞，直接到人家客厅里舞，于是主人家乐呵呵地再抓上几把花生瓜子放到专门用来装红包的大布袋里，宽裕点的主人家有时也会包上一个一毛两毛或是五毛的红包。就这样，这些大大小小的龙灯从正月初一一直舞到十五，一天换一个地方，舞遍大山里的每一个角落，后面，跟着无数个涎着脸蛋挂着鼻涕的笑娃娃，其中有一个就是我。

当然，那时过年的乐趣不仅于此。然而这些年的记忆不知何时已失去，让我整夜追逐的龙灯变成了无处可逃的春晚。有时想，那些伴随着春晚长大的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是否知道春节其实不是春晚这个样子的呢？！年完全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的？！我不敢确定。唯一让我觉得有些不同的是，我可以在波士顿的春晚上又叫又跳还吹口哨，放声大笑喝着倒彩，然后大叹，做小人的感觉真爽，这16.99刀的门票值了！然而，第二天，JamesWertsch告诉我，无论我是认同或是不认同这台春晚，我都将落入到春晚的叙事模板中去，无处可逃；无论以后我如何回忆，我的记忆都将成为这台春晚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无处可逃。除非，我失语兼失忆。

其实，我不看春晚很多年了，甚至拒绝回家过年很多年了。这种拒绝不仅仅是因为买不到火车票或是买到了火车票挤不上火车，更多是出于一种恐惧。我不想在某种古老而强大的心理模式驱使下，在某种古老而强大的道德绑架中，不由自主地去证明某种同样古老而强大的天伦的存在，去试图编造一幅国和家兴的场景，去制造一种虚假的欢乐和记忆。是的，这个拒绝，还有另一层恐惧，我无法想象那么多人在同一时刻做着同样的动作说着同样的话，而没有一丝怀疑其中的意义。而我却深深怀疑。几乎每一次这么一个集体动作爆发的时候，我都表示怀疑，我甚至怀疑自己脑子里的每一个记忆片段和嘴巴里吐出来的每一个字，然后感到恐惧，以致于有一年的春节，我每天独自去长跑。在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中间那个被废弃的同济校园的操场上，每天一个人踩着枯草和泥泞在那里跑步，一直跑到泪流满面，然后想起朱文小说里的一个结尾：“没有人追我，只有我自己在没命地向前奔。我和我鲜血淋淋的心脏一起，在半空中没命地向前奔，在一颗飞行的子弹的前方，在一颗子弹追上我之前，我仿佛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就要被结束的奔跑。这是我最后一次的奔跑，这是凝聚我一生的奔跑！我要在这最后的几米中耗尽我所有的爱所有的恨，所有的理想所有的空虚，然后应声倒下去，在一阵天旋地转中坠入死亡之谷，但是我怎么总觉得自己飘浮着。”

是谁偷走了我快乐的年和快乐的记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