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对于香港来说，是沉重的一年，亦是自由的一年。然而彼时的我，身处墙内网路，看到的只有无尽的、被删减、挑选的新闻报导。”
2020年11月，歌手黄耀明在达明一派的演唱会上表示，他辗转收到70名来自中国大陆的歌迷写来的信，并读出其中一名四川00后歌迷的去信内容。此事被本地媒体竞相报导，使得这样一批歌迷再次出现在人们眼中。
这是一群特殊的粉丝群体，他们称自己喜爱的艺人为“404歌手”。他们的偶像因为政治表态，登上了中国大陆的官方封杀名单，所有信息和作品被封锁，被舆论批判乃至谩骂，他们的追星活动从此变得像地下工作，社群艰难地接头、维系、保存作品、交换信息、互相帮助、与偶像保持连接。
他们是香港违禁歌手的中国粉丝。
黄耀明在2020年达明演唱会。摄：林振东/端传媒
成为粉丝入坑
远在千里的阿文，对黄耀明的演唱会动态非常清楚。她记忆清晰、语速极快地对记者回忆黄耀明读信的细节：他在第五场读了一段四川歌迷的信，又在第六场、也就是最后一场读了同一段内容，另外还读了一段广州歌迷的信。“其实那些信是第三场结束之后送的，他能够第五场就读出来，我们已经很震惊了。”
为什么震惊呢？“因为他非常懒嘛！”阿文笑着说，“他这么懒，肯定来不及的！而且信里面有一些写的是简体字，他怎么看得懂？！”
我问她，怎么能对演唱会细节知道得那么清楚，她神秘地说，我们搞到了全场录音。
今年30几岁的阿文从2003年开始喜欢黄耀明。她回忆，初次接触黄耀明的契机是经常在电台听到他的歌曲，当时很多大陆电台主持人爱放达明一派的歌，达明在中国可算做某种“文艺青年的符号”。她能在电台听到达明各个时期的名曲，《石头记》、《禁色》、《你还爱我吗》、单飞时期《春光乍泄》、《身外情》、《带不走》、《下流》等等，他们最为走红的地区，可能在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有网路之后，逐渐辐射到其他地方。到2014年6月，喜欢了黄耀明超过10年之后，她爱的歌手因为在微博呼吁市民参与622民间公投而被帐号封锁，开始被逐步封杀。
阿文称自己的偶像和其他一些因政治表态等原因被封杀的艺人为“404歌手”，包括但不限于何韵诗、my little airport、serrini。但她坦言，自己所在的粉丝群体哪怕偶尔有年轻的新粉加入，也十有八九是“黄梁CP粉”（黄耀明与林夕的CP粉），他们比其他艺人粉丝群的“小朋友”年纪大得多。
家明经营著一个香港乐队my little airport相关内容微信公众号，这个隐姓埋名的公众号目前有数万follower，并且至今仍在运营，文章阅读量数千到数万不等。生于1993年的家明19岁左右开始喜欢my little airport，他清楚记得，当时虾米音乐的推荐引擎给他推送了一首《在动物园散步才是正经事》，他喜欢上那“趣致的曲调”，一见如故。
24岁、任职政府部门的豆花，同样是在19岁那年喜欢上何韵诗的。那是2016年4月，她是在中国网站Bilibili刷到何韵诗的演唱会片段，“主要都是被美色迷惑。”她说道。她看到的是何韵诗在2012黄伟文作品展演YY Concert上，何韵诗“很Tom Boy的一个造型，但是穿裙子也不会特别扭拧，台风很好很帅气”。何韵诗鲜明的个性和形象，性格和作品曲风一样的“坦荡大气”一下吸引住她。她开始关注何韵诗的动态。而就在五个月之后，爆发了何韵诗兰蔻封杀事件。在这件事之前，豆花认为她自己对政治话题都抱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兰蔻的时候就觉得很过分，开始去了解她的想法，而且觉得她当时发中英法三语回应兰蔻所谓的声明，真的很帅。”
她说，从那之后，她就成了何韵诗的“死忠粉”。
香港作品能见度越来越低
年纪稍大的一代中国观众，对于香港流行文化印象很深，可能《志明与春娇》就代表了最后一代在中国影响力很大的香港文化。
香港的流行文化，曾经在中国大陆引领风潮数十年，甚至曾被有些人认为是格调较高的文化喜好，是“洋气”、“小众”、“文青”的代名词；但在近年社会的主流叙事中，中国年轻人被形容为似乎逐渐对香港的流行文化失去兴趣，上述文化意涵也逐渐消逝。
熟稔大陆状况的香港资深文化评论人李照兴对此认为，这种现象的背后有多种成因，包括世代的切换、话语权的变化等。“中国本身需要建立本土强势的流行文化工业和流行文化输出，会希望流行文化经济的整个市场都是内需、内供应市场。”李照兴说，尽管不能证实是否有明确的国家政策引导，但这是明显的客观结果。在电影行业，十分明显的，是以往高票房电影多是美国电影，但从近年春节档等票房体现，如今中国的高票房电影主要是中国本土原创电影的天下。结合整个国民情绪，从整体社会风气上看，中国也倾向包装本土明星，中国文化市场在积极建立自己的偶像谱系，令消费也能流向本土产业。
这种背景下，香港或台湾的作品在中国能见度越来越低。李照兴认为，一来香港作品已未必再是中国年轻人的重要选择，因为他们有更多选择，香港文化只是其中一种外来文化，90后、00后年轻人，随着中国本土娱乐业发展，“国潮”兴起，他们的注意力都在这边，特别会关注的是国内的偶像。“更重要的一点，是香港真的没有作品出现。”李照兴强调。他认为年纪稍大的一代中国观众，对于香港流行文化印象很深，可能《志明与春娇》就代表了最后一代在中国影响力很大的香港文化。以影视作品为例，近年在香港本地就已经没有家喻户晓的作品出现，更加难谈在中国传播。
喜欢香港文化的娱乐受众，本身在中国娱乐产业中已算小众，喜欢404艺人的，更是凤毛麟角。
政治表态后遭封杀
有时候会因为维护何韵诗的政见，豆花和微博上一些人吵架，后来就放弃了。懂得翻墙，且日常关注偶像的新闻，使她对反修例运动的关注可能比很多香港人还早。
2014年雨伞运动，是一些艺人被初步封杀的导火索。那年6月黄耀明的微博被封，阿文觉得他的粉丝大多有了心理准备，因为那年3月太平山下演唱会，“（听他）讲的很多话，你就会觉得明哥肯定不会再来内地演出了。”她说，“我们当时还是比较乐观，微博看不到，翻墙还是可以看得到的。”当时黄耀明在演唱会的大荧幕播放了赵紫阳、崔健、陈冠中等人的名句，并对歌迷说：“我觉得香港珍贵的地方就是，其实我们想做什么都可以、想说什么都可以、想唱什么都可以、我们想写什么都可以。”
2014年雨伞运动，my little airport成员身处占领区，也创作了支持伞运的作品，随后他们在中国一些城市的巡演被取消，但仅取消他们的演出机会，他们的帐号和作品仍在中国网络上存在。
2017年，黄耀明在土豆、优酷等影音网站的内容被下架；2019年，达明一派的内容被全网下架。同年，在所有视听类网站和音乐串流平台上，my little airport的作品下架。
“其实近几年国内被封杀的歌手跟乐队还挺多的，所以是有预料这天会到来的。当时内心还是比较平静。”家明说。随著2013年中国高层领导人换届以来，中国的言论管制越发严密，香港、台湾甚至中国大陆都有不少艺人疑因政治表态而纷纷登上黑名单，包括歌手黄耀明、陈升、李志、何韵诗，演员黄秋生、叶德娴，乐队团体灭火器、Rubberband、C all star，填词人林夕等。
而在豆花开始关注何韵诗时，何韵诗几乎已经是半封杀状态了，没有中国社交媒体帐号，但在网易云音乐等中国音乐平台上还找得到。“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她说，对于何韵诗被半封杀这件事，她“无所谓。”
从2016年到2019年运动前夕，豆花回忆，何韵诗的中国粉丝群体处于一种“圈地自萌”（指在一个小圈子内自娱自乐，沉迷而可爱）的状态，在同温层内追星。那段时间她来香港看过2016年何韵诗“Dear Friend”和2018年在科学园的“O.T.P.O”两场演唱会，也到过2017年的Pink Dot HK活动，还来过香港两次书展看何韵诗。有时候会因为维护何韵诗的政见，和微博上一些人吵架，后来就放弃了，觉得无法沟通。
懂得翻墙，且日常关注偶像的新闻，使得豆花对反修例运动的关注可能比很多香港人还早。“其实我从一开始就知道，4月份好像就有游行反对修例，69、612、616之类的我也一直有关注，也有在看直播。”她最大的感受，是担心何韵诗会受伤，“毕竟她站那么前”。自反修例运动之初，何韵诗与黄耀明等不少艺人均身处游行队伍之中，是媒体经常拍到的对象。2019年9月，何韵诗更在台湾出席撑港游行时，被人泼洒油漆。
“为她骄傲，也为她担心。”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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