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和正文没有很大关系但之前不久忽然才记起，所谓“受难者”与“受害者”之别，其实是在一次关于中国维权新闻的访问中，邹幸彤教会我的。
1.
“颠覆国家政权”在香港并无案例。所以在我的“身家”（监狱术语，即案情法律文件）中，有一大叠简体字资料，全是中国大陆颠覆/煽颠案件的辩护词。最新近的一宗在 2019 年，涉案行为是：在自制白酒的酒瓶上，印上“铭记八酒六四”字样。（此案最终被改控“寻衅滋事”罪。）
铭记八九六四 ，颠覆国家政权。只有在一个角度，这两组字词可以毫不违和地连接在一起。
“记忆”当然无法颠覆 — 毕竟它只是一种心理，意识活动，若不言说，也就无人知晓 — 然而，当记忆化为显像，浩瀚如十万烛光，可弃如一张招纸，也都有着远超其载体本身的力量。不容于政权的力量。
而如今，这个事实终于被挑明。
2.
侧闻最近推出，由林洋鋐，陈嘉琳和袁德智三代人（ ？ ）合作拍摄的短片，反响竟然是“哗泛民本土终于大和解啦”。
对“大和解”的执念，有时颇令人感到不解；事实上，不断的讨论、辩驳、交锋，在好的情况下，可以推动意念的更新与深化；即使是激烈的言辞，也有令议题维持热度之用（曾经有那么一两年，反对声音甚至成了维园催人的助力）。而“六四”之所以可以引发如此激烈的意义之辩，自是因为，它在这么多年来一直是香港民主运动最重要的道德能量泉源；但在 2019 前的好几年，香港本地运动已是风起云涌之际，对于“六四”，却始终被“去唔去维园”的争论垄断。
被掩盖而更加重要的问题是：香港自身处境剧变之下，“六四”之于香港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而随着问题的前半不断演化，后半的答案，又怎可能维持不变呢？“如果烛光不能点燃生活每一面，我们就只能每年维园见”的场外贴纸，上支联会大台烧基本法，完场后的足球场围圈或以中联办为终点的游行 … 种种尝试，其实一直有人在做。“六四”不仅仅等于维园，也绝不应止于维园。
3.
“去维园”一方对于年轻世代的想像颇为固化，大概就是对中国大陆漠不关心、毫无中国身份认同、本土、倾向激进行动、鄙视记忆与传承之重。
然而正如一切被二元化的政治争议一样，关于六四与香港的讨论，本就不应如此二元。
以下分享一下我作为一个后六四出生的个人的视角。曾经我也觉得，维园，以至六四当晚点烛，并没那么重要：并非因为对中国大陆的排斥，反而是因为对之的了解。一直有关注中国大陆的维权事件。比起远如史书上的过去，对于年代更接近的人权捍卫者的面貌，更加触动。
2019 以前，我只去过一次维园。而当我站在足球场上，看着那些仪式，那些见证叙述，那些歌曲（恰巧那年还有些针对本土年轻人的单打 … ），但对于当代中国抗争者的着墨却那么少，也禁不住好奇，究竟年复一年点燃烛光风雨不改的香港人，有几多同时有分一点关注给他们，对维园就总有份难以排解的不适，也没打算再去。
如果记忆凝滞不前，与当下没有相互渗透，它就终究只是停留在每个人脑中的残影而已。
4.
这只是我很个人的感受（毕竟这些是对每个人的意义都是不一样的）。而其实，我更看重的那些人们，或多或少，也都是踏着八九的轨迹而来。
而对我个人而言，历史与当下的重合，出现于 2020 年的六四。虽然现在看来，那似乎只是一场闪现。
2020 六四前，香港经历了被一些论者形容为“斩件式六四”的动荡。程度虽不相同，但我们也有了自己的血债 — 不再关乎身份认同、人道关怀或唇亡齿寒，而是所有世代都没能避过的切肤之痛；而政权有权用尽，将六四晚会定义为非法，烛光、球场、人海，早已平常如城市地景般自然的景像，其必然性终于被连根拔起。
当“合法”的保障（或若假定）消失，悼念此行为及其对象，界线终于开始模糊。
那一纸反对通知书，拷问每一个视悼念为理所当然的香港人：“记忆”是否就是香港人的全部责任？“承传”的真正意义，是否只去“记忆”就可以？
那一夜维园的景象，我至今仍记得清楚，那些旗帜、那些口号，那种很可能在 6 月 4 号的维园鲜有出现过的，卸去沉重、甚至是飞扬着的，defiance 的气势，与反抗的昂然。
我甚至不太记得 2020 年的六四最后有没有 produce 出什么靓画面给外媒。也许那一次，那张照片已经没那么重要。
不论是因怎样沉重的因由而起，行动总是 uplifting 的，悼念亦因而可以如此鲜活，不为被记取而来，而维园中的人是否记得以至知道那些直到今日仍在无人知晓的黑暗中负隅坚守的人权捍卫者，也已没有关系。承传，已发生于反抗意志重合的时间。
5.
经历过 2019 ，对香港人而言，六四已从一份记忆，转而成为对照。政权消除记忆之势固然强横，然而在思考如何将记忆承传下去的同时，也必须要回答：当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切肤之痛（虽程度有别），六四记忆与香港本地的反抗之间，超越身份认同的纷争以后，有着怎样的连结？
除了那些义无反顾，血光与街巷间的枪响，还有更多晦暗的面向；过分冲击造成的犬儒，无力感转向集体遗忘的惊人速度，以及海外流亡者的力不从心。
记忆是如此不可靠，与遗忘从来交织难辨。
2014 年，澳大利亚籍记者林慕莲（Louisa Lim）出版《重返天安门》，当中首度公开了一批成都六四镇压的现场照片，以及当年一场涉及近百人命的悬案的目击者细节。事实是，当年除了北京，还有哈尔滨、长春、沈阳、济南、杭州、成都以及许许多多个城市的反抗，从未被完整地书写过。
“这个当年在中国各地发生的长达七个礼拜的事件，一直被浓缩成一个词：天安门事件。但北京的示威活动不是唯一，北京市民也不是唯一遭受镇压的对象， 1989年发生的是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若人们遗忘这点，就是在缩小事实规模。”
──虽程度无法比拟，但这与 2019 至 2020 那些同时日在多区爆发，却没有被媒体记录因此有不为人知的地区抗争，何其相似？而成都在事发 25 年后才被书写，和李旺阳的遭遇在 2012 年才广为香港以至世界所知一样，也在侧映，一直被守护着的六四记忆本身，是如何残缺不全，甚至已僵化为一个图腾。
而仿佛已舖在我们脚下等着我们的将来，会否就是他们的过去？一遍有一遍地冲撞红线，陷狱获释再陷狱的人，被世界也被自己所身处的社会彻底遗忘，只能在叫天不应之地，坚持着目所能及已无人共享的记忆；而境外的自由人年复一年地“纪念”，直至参与的人黑发变白，渐渐零落。
这不正是大家渐渐开始畏惧的，香港十年后或会演化成的局面？
正因为记忆会消亡，历史会被掩盖，我们更加不可在“记忆”止步。记忆如果只发生在脑海，只维持在身体心理／意识活动的层次，它终究就只是个人记忆而已。
也许真正的传承，是背负起记忆，然后，创造出新的公共记忆。这才是在不断变化的现实面前，让一桩 30 年前的旧事，始终保持鲜活的方法。
而且，必须要被看见。趁在万籁俱寂，叫地不闻之前。
EPILOGUE
最近一直在想的是，如果我们所尊敬的那些人，那些被秘密审讯、官派律师与言论封锁彻底消音的人，竟有香港法庭这个（相对而言）广阔那么多的平台，他们会做什么呢？
这个问题大概只能永远停在揣测的层面了。但还是希望他们会有机会知道，在同一个政权下、一河之隔的香港监狱里，有同样被控以“颠覆国家政权”也同时因在政权指为非法下仍坚持悼念六四而被控的香港人，正在一遍遍地细读他们（及其辩护律师）所写下，甚至未必有机会在法庭上读出过的陈词。没甚么情感起伏，像所有其他案例一样，边读边划重点，做笔记，记下可用之处与启发。但我知道，在这样的时代与空间之中，即使只是阅读此行为，也已经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2013 年，工人顾义民申请举行六四纪念游行，遭江苏省常熟市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8个月。其代表律师何辉新与刘卫国的辩护词，摘抄如下：
“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是宪法权利，并没有让渡给政府 … 人在这个世上，一些权利是不可转让的，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和追求幸福。… 根据宪法，当下中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全体人民，统治权当然属于人民……
… 就侵犯人民权利的法律而言，若是……根本无法达到立法之目的，就属于手段的不妥当。古语有云：治丝益棼。即使杀死所有打鸣的公鸡，也阻挡不了天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