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制造 | 失落的年轻人：请向我推荐一个地方隐居

作者：李颖迪 / 插画：段新月 / 编辑：谢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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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威的隐居地在地图上没有标记。当地人称呼这一片为小角楼。从长风路右拐，上一道长坡，先是一些灰色的楼房，枯萎的爬山虎占据了墙面。还有一些楼房的玻璃窗已破碎，留下黑色的空洞。附近有一条铁轨，火车呼啸而过，轰隆轰隆的。

再往前走，一片荒草幽深的空地，有人种了一些玉米和南瓜。一面墙上贴着告示：现已进入汛期，此为老旧小区，如遇家中漏雨请及时撤离。不过，这里的住户看起来并不担忧。老人们躺在竹椅上，悠闲地纳凉。杨明威是这里罕见的年轻人。他走到一栋米白色的楼房前，停下来。

“就是这里了。”他说。

七个月前，杨明威来到河南鹤壁，买了一套房子，随后过上了隐居的生活。他今年27岁，留着短发，是个大块头。这天，他穿着黑色紧身衣、黑色牛仔裤和黑色的运动鞋。他喜欢穿黑色，黑色能够修饰身材。

隐居之前，杨明威漂流过许多地方：江苏，安徽，北京，上海，有时是在一个小镇子，有时是在大城市里。他做过很多工作，比如，在建筑工地上拧钢筋，在别人的家中铺瓷砖，又或者，做保安，做淘宝客服，做高档酒店的服务生，做《英雄联盟》的游戏代练。过去十年，他忙忙碌碌的。他觉得自己看上去拥有许多的选择，可似乎这些选择又没有多大的不同。

2020年冬天，杨明威不愿再忍受这样的生活了。那时他已经在上海做了三年的保安。他辞去工作，买了一张车票，背着书包登上了驶离上海的列车。他的行李不多，书包里只有几件衣服，一些洗漱用品，还有一个性能良好的迷你主机——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打游戏。

他在火车上度过了安稳的一夜。第二天早晨六点，他到了鹤壁火车站。下车后，他去一家旅馆睡了回笼觉，起来吃了一份蛋炒饭。

他联系上一个鹤壁市的房产中介。中介推荐了许多位于山城区的房子，一套房的价格从两万八千元到六万元不等。这符合杨明威的预期。鹤壁位于河南省北部，曾是重要的煤炭城市，因煤而兴。山城区又被称作鹤壁的老区，在煤矿兴盛的时候，这是鹤壁最繁华的地带。但现在，杨明威很容易注意到这里的空旷。天灰蒙蒙的，街边梧桐树的叶子也掉光了。中午不到一点，餐馆门前寥寥，服务员在漫不经心地拖地。不过，这些没有打消杨明威的隐居决心。

四天时间，中介带他看了二十多套房子。那些房子比他想象中要差一些，地面起霉，天花板漏水，有些不带暖气。最后，当他来到小角楼，看到一套还算干净整洁的房子，他不再犹豫了。他花了三万七千元。这套房子在顶层，两室一厅，水泥地，几乎没有装修。

杨明威没有进行太多的调整。原主人的家具搬走后，他从网上买了一张沙发，一个金属储物架，一个小冰箱，一张床垫，一辆二手电瓶车。他卖掉了那个陪他长途跋涉的迷你主机，换了一个五百元的曲面显示屏，三千元的主机，以及一张一万元的显卡。这张显卡是他目前最珍贵的财产，能够让他流畅地享受游戏《铁甲战士》、《行星边际》、《英雄联盟》。

隐居的这七个月，他每隔五天出一趟门，坐上电动车来到离家两条街道的菜市场，买一份“如意水饺”，一份五花肉，一把长豆角，再买一把小米椒。做一次饭可以吃几天，这样最节省成本。每隔一个月，他会出门理一次发。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需要出门办的事情。

他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网上：通宵打游戏，逛各种各样的贴吧和网站。因为作息没有规律，杨明威的眼眶呈现出浓厚的青灰色，眼睛也有些充血。

杨明威的生活蜷缩在了这个不大的房子里。房子以外的世界让他感到不安。疫情、暴雨、台风，谁也无法预测下一次灾难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在厨房那个一米五高、四层的白色金属储物架上，他放了一桶大米、一箱“珍姨超爽大碗面”、24罐梅林午餐肉罐头、80包900牌压缩饼干、一些固体酒精。这是他陆续买来的储备物资（但最好不要动用它们）。如果真的发生意想不到的灾难，杨明威觉得，这些物资能够支撑他在家中活过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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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威出生在江西上饶市的一个村庄。父母很早离婚，他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初中毕业后，他没有再继续读书，和长辈一起在家中的院子里养兔子，养鸡，去集市上卖鸡蛋。直到外公外婆离世，他也成年了。杨明威面临着一个看似顺理成章的处境：他需要外出打工了。

但是，第一份工作让他感到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他不愿对此多谈。那时，他前往江苏南通找亲戚，原本打算在当地玩一阵子，再看看能不能帮亲戚做些什么。亲戚在一个菜市场里摆摊，卖萝卜饼，他待了几天，觉得还不如自己找份工作。他联系上中介，对方给他推荐了两份工作：进电子厂，或者，去建筑工地上拧钢筋。

他选择了后者。这份工作每个月挣两三千元。他每天工作12个小时，戴着白色布手套，用手将一簇簇的钢筋拧成承重墙的框架，再灌注水泥。他经常需要克服恐高的情绪爬上很高的脚手架。那个夏天很热，很晒，他对那种席卷身体的疲倦印象深刻，“你下了班以后就什么时候都不想了，只想睡觉。”

半年后，他离开了工地，前往安徽的一个小城市，跟随一个建筑师傅学铺瓷砖。他负责从楼下搬运沙子水泥到顾客家里，再用小桶将瓷砖“泡发”，搅好水泥。大工一天能挣三四百元，但所有活计都需要自己寻找、商谈，价格也需要斡旋。如果熬过三四年，他的确可以当上大工。但和人斡旋让他感到疲惫，这仍不是他心中最理想的工作。

杨明威决定去上海看看，也许大城市会有更多的机会。起初，上海的确给了他这样的印象。他在58同城、赶集网上找到了许多工作：会展咨询员、在小公司敲excel的文员、平安保险销售、小区保安。这些工作通常是做六休一，休息的那一天，他还会去做兼职。有时是做游戏代练，打《英雄联盟》，他帮人从青铜段位升级到白银段位，每次需要14个回合，每回合40分钟。560分钟后，他将得到130元的报酬。

还有的时候，他会去举办婚宴的五星级酒店做临时服务生，从下午三点到晚上十一点，一天工资140元。他需要提前换上制服。他注意到，那些制服总是看上去很干净，但袖口、胳肢窝这些不起眼的地方总有抹不去的污渍。他负责给客人们上菜，端盘子。酒店多在上海最繁华的区域，离他所住的闵行区相隔很远。下班后，他总是赶不上地铁，要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回家。即使是冬天——他说，相信我，再冷的天，你骑两个小时都会感到很暖和。

算上兼职，他一个月可以挣七千元。这也是他花费所有休息时间后所能赚的钱。

但那些婚宴让杨明威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场酒席往往要办二十桌，每桌都会摆一瓶茅台酒，一条软中华香烟。他在一旁计算，一场下来要花费二十来万。他又想起自己刚到上海时，想在火车站吃饭，一碗面条五十块，正在他感到踌躇的时候，别人毫不在意地下单了。

他总结，上海是一个对有钱人很友好的城市。“生活得越久，努力了那么久，就感觉好像别人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所以你努力还有什么用呢？”

不过，当他结束在酒店的兼职时，接下来的一份工作让他看到了一些希望。那是他在上海的倒数第二份工作。当时他在一家位于奉贤区的淘宝店做客服。店铺主营皮革，有三颗皇冠，在当时的淘宝店里已算不错。老板租下了一栋公寓，一楼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皮具：鸵鸟皮、蜥蜴皮、牛皮、猪皮。皮革有味道，但不难忍受。

这份工作包吃包住。让杨明威高兴的是，老板说，如果他干得好，之后将会让他负责整个店铺的运营。他负责回复客户，也要到一楼用道具切割皮革、发货，去皮具代工厂。有一阵子，他已经开始管理有五个人的客服部。

但是由于管理层的改变，店铺效益越来越差，五个客服变成三个，最后剩下他一个人。他意识到，老板的承诺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做客服管理的时候，他的工资和原来一样，每个月四五千元。但没人再提起他多干的那些活了。

杨明威觉得自己的运气越来越差，倒不如索性选择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最后，他重新做回了保安。

他无法清楚描述自己理想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但一个明确的感受是，他似乎面对着一些隐形的壁垒。随着时间流逝，他对穿过这道壁垒的信心越来越小了。

"除非是看不到希望了，不然谁都想奋斗一下。”他说，“努努力，万一要是过得更好呢，对吧？”

2019年底，杨明威看到一则新闻报道说，有人在鹤岗用五万元买了一套房子。他上网搜了更详细的资料。随后，百度的信息流向他推荐了隐居吧。在这个贴吧里，他第一次知道，中国有如此多的小城市，几万元就能买一套房。除了鹤岗，还有东北的伊图里河、抚顺、阜新。但东北太冷，过冬会成为麻烦的问题。另一些热门的隐居地则分散在中原地带：河南鹤壁，安徽淮南，云南个旧。这些城市同样多为重工业起家，资源枯竭后，有些地段的房价降到了让人惊讶的程度：三四万元，你也许还无法买下北京或上海的一个洗手间，但在这里，你可以拥有一套两室一厅。

看了一些隐居吧的帖子后，杨明威也动了隐居的念头。他起初的计划是，攒下三十万，去鹤壁买房隐居后再也不出来打工了。当保安的工作干到第三年时，他和领导因为一件小事吵了一架。他觉得是时候辞职了。这时他刚攒够十万元。不过，这笔钱也够他隐居一阵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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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居吧是一个有55万人关注、700万条帖子的论坛。隐居吧的会员名称叫做“隐士”。“隐士”们多为男性，年龄从二十岁至五十岁不等，背景条件各异。

一些“隐士”在此详细记录了他们的隐居生活。比如一位中年男人写道，他在陕西安康租了3亩荒地，正在“建设自己的家园”。他种了90颗莴笋，去山里挖荞麦叶、大百合，正要看书学习如何照料幼兔。另一位男人说，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海边隐居地，他研究了许久中国的洋流规律，最后选择在乳山银滩买房隐居，还花了半年时间做了一套光伏发电和取暖系统。在他们的描述中，隐居象征着自由，生活不被束缚。

在贴吧里，还有一些“隐士”表达了逃离现实的迫切愿望。

一位21岁的男孩发帖说，他正在一家激光切割厂里工作，每月工资5500元，他打算一个月存5000元，存够30万就去隐居。

一个26岁的男人说，他在深圳一家物流站做仓库管理员，工作需要从第一天的八点半工作到第二天的八点半，中间睡六个小时，晚上还要继续干活。他写道，“上班上久了，去上厕所都哭了。”他说他已经存了17万元，想让大家推荐一个地方隐居。

这个帖子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人们给男人出了许多主意。有人说，可以去广州的城中村隐居，东莞周边的村庄也很便宜。杨明威也看到了这个帖子。他向男人推荐了鹤壁。

在隐居吧里，杨明威认识了不少想来鹤壁隐居的人。2021年初，他将自己的客卧以一年1000元的价格租给了另一个男孩。那个男孩和他在隐居吧相识，年纪相仿，二十六七岁，同样想来鹤壁买房隐居，但试图先找到一个过渡的地方。

杨明威和那男孩交往不多，彼此也不提过往。他只知道，室友似乎比他更适应隐居生活：不工作，睡觉时间比他长，同样花大量时间窝在房间里打游戏。他总能听到隔壁室友骂手游中的队友：“这个傻X！”

杨明威刚来鹤壁买房的时候，一个年纪更大的男人从贴吧里联系过他，两人曾相约一起去看房。杨明威和男人在看房期间拼了几天旅馆，节省费用。他称呼男人为夏大哥。后来夏大哥告诉我，他觉得杨明威是一个很内向的男孩，不怎么说话，也不抽烟不喝酒，第一次吃火锅，杨明威还没有吃完就起身离开了。

但夏大哥不一样。或许是因为年纪更大，虽然来鹤壁买房，他还是希望能在当地扩展一些社交圈子。后来，他建立了一个微信群，里面都是在隐居吧里认识的，想要或已经在鹤壁买房的人。这个群有一百多人。有人的群聊昵称就是“攒钱去鹤壁买房”。他们在群里交流一些鹤壁老区的房源，以及各种与钱相关的话题：打工，炒股，有人还试图交流炒比特币。

我在群里认识了另一位已在鹤壁隐居了半年的男人，他经常会发一些鹤壁的风景照片。他今年33岁，声称自己曾从事金融行业。隐居之后，他每天在家里写小说，在网络上连载，不然他会觉得时间很难捱。他喜欢网络作家“南派三叔”和“我吃西红柿”。他说自己之所以来到鹤壁，是因为社会压力大，原生家庭不富裕也不幸福。

“奋斗毫无结果，也有感情失意，逃离跟自己相关的认识的人，脱离原来的生活圈，过一个人的生活。”他说。他拒绝与我见面。

大多隐居者都拒绝与外界有太多来往。杨明威曾帮我询问另一位年纪更小的鹤壁隐居者，那个男孩迅速给出了一个回答——“死也别让我见到媒体！”

杨明威说他第一次见到那个男孩时，男孩说自己22岁，高高瘦瘦的，皮肤黝黑，像是一个体力工作者。不过，作为隐居者来说，男孩未免太年轻了一些。他问男孩，为什么这么小就来了这里，不出去多接触几年生活吗？男孩笑了笑，没有回答。

所有这些前来隐居的人，几乎都住在鹤壁的老区。

如果你乘坐高铁，在鹤壁东站下车后，出租车司机会先带你穿过淇滨新区。那里是鹤壁市新的中心。二十年前，随着市区的周边逐渐成为塌陷区，鹤壁开始往东南搬迁。新区发展很快，窗外出现了一个大型的万达商业广场，还有标识着“阿里云”、“京东鹤壁”、“掌上科技”的科技园区。夜晚，一块霓虹灯牌格外显眼，“生态、活力、幸福之城”。对于鹤壁当地人来说，往新区迁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车继续向前开。一条蜿蜒二三十公里的省道连接了新区与老区，如同两个世界。出租车司机刚刚在新区买了一套房。至于那些老区的房子，他说，“还没有新区的一套坟墓贵呢。”

鹤壁老区建立在煤矿之上。原来，鹤壁有11个矿区。当地人告诉我，这些矿区已经废弃了一半。离杨明威居住地最近的六矿，2021年6月刚发生了一起生产事故，8名失联人员遇难，暂时停止生产。后来我去已经废弃的一矿转了转，只剩下一对夫妻看守，矿区变成了植物茂密的森林，一个被封住的矿井口长出了鲜花，只有一个由煤铅石堆积成的高山。

矿区周边的房子要更便宜一些——只需一两万，你就能够买下一整套房。从马路上望过去，这些房子破损、衰败，很难看见人们居住的痕迹。

杨明威介绍我认识了他的房产中介。中介带我去看了四套位于老区的房子，价格都在四万元以下。她说，这些房子的主人都刚刚在新区买房，急于将老房脱手。房间里还留存着他们没来得及处理的用品：一张十年前影楼风格的结婚照，一只含着铜钱的铁蛤蟆，一张新区楼盘的广告，上面写着一句振奋的广告语：“山登至顶人为峰！”

中介说，十年前，她走在新区的街道上，看见那些数量众多的新房子，她当时想，谁会去买这些房子呢。可最近三四年，新区的房子从三千元一平米涨到了七八千元，甚至一万元，人们像在超市抢购一样抢着去新区买房。而老区的医院、商场也开始往新区迁徙。

在老区，尤其是那些曾在六七十年代象征着身份的家属院——仪表厂家属院、矿务局家属院、粮食局家属楼，去年疫情过后，这些售价七八万的房子降到了三四万元。她一度为自己的售房生意发愁。但让她意外的是，有不少像杨明威这样的外地人来老区买房了。

她记得杨明威。看房的时候，她问杨明威为什么要来到鹤壁。这个年轻人对她说：“我不知道以后要继续做什么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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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隐居”两个字有着丰富的含义。从有文字记载的时候起，中国就有了隐士，比如许由、伯夷和叔齐、陶渊明。在那时，隐士和政治之间的联系尤为紧密。有人将隐居生活作为吸引政治资源的手段，也有一些人正是因为厌恶政治而远居深山。

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在最近几十年，如果我们要梳理中国的隐居潮流，也许要回到一个美国学者所作的研究上。1989年，学者比尔·波特来到中国的终南山，试图解答一个问题：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和战争后，中国还有隐士吗？

他花了几年时间拜访南五台、香积寺、楼观台、终南山、太白山。他的确遇见了一些隐士，很多人在深山里度过了他们的一生，吃得很少，穿着节俭，在茅屋里居住，在高山上垦荒。不过，他们都是信仰佛教与道教的出家人。隐居对他们而言是一种修行的方式。就像一位出家人说，“唯一要紧的事情就是修行，如果不修行，你永远也摆脱不了妄尘。”

这种隐居文化曾在几十年前遭到过破坏。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这种文化逐渐回来了。比尔·波特在书中写道，到了1989年，中国有将近三千人的道士和道姑。那时的隐居仍然像是一种小众的宗教行为。

后来，比尔·波特将他寻访隐士的过程写成了一本书，名为《空谷幽兰》。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2009年，当《空谷幽兰》一书引进中国后，它引发了中国人去终南山隐居的热潮。这时，人们选择隐居不再是出于某种宗教信仰。他们声称，自己希望通过隐居来寻求内心的自由，并认为伴随现代城市化出现的高压竞争毫无必要。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在终南山隐居的二冬。二冬学美术出身。2013年，他来到终南山上一个农家小院，以20年4000元的价格长租在此，随后过上了种田犁地、养鸭养鹅的隐居生活。2015年的一天，二冬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隐居小结，名为“借山而居”。24小时内，这篇文章意外有了超过10万的阅读量，又在随后的几天被800多个公众号转载，数家媒体跟踪报道了二冬的故事。

接受媒体采访时，二冬说：“于是你发现，这个时代对于闲适淡泊的日子是有多么饥渴。”

但当数量众多的人们涌向终南山后，在终南山隐居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一些商业化的气质。一些“隐修培训班”应运而生，其中不乏骗局。终南山的房价也迅速上涨。2018年，在二冬的故事被广泛报道的三年后，媒体报道了另一位年轻女孩的故事。这位女孩在终南山租借的小院年租金从400元涨到2万元，她不得不结束隐居，回到城市寻找工作。

杨明威常去的百度贴吧“隐居吧”，曾经也一度以这些内容为主：田园牧歌式的隐居生活，在深山里拥有一个院子，几亩田地，远离城市的喧嚣。

直到2019年，一些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太多资源和背景的普通年轻人，发现了鹤岗，或者像鹤壁这样的城市。他们开始实践另一种隐居方式：背井离乡，前往遥远的三四线城市，以较低的价格买一套房子，不工作，蛰居在家，以极低的成本生活。他们有时也会称呼自己为“躺平一族”。

长期关注劳动领域的青年学者周燕玲说，在中国，专门研究躺平族的学术成果不算太多，而且大多发表在2010年之前。那时，他们被称为“新失业群体”，或是“三失青年”（即“失学、失业、失管”）。政府曾经想办法帮助他们。2012年，上海市曾启动一个就业启航计划，“帮助8000多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

但在公众视野中，躺平族真正得到关注是从深圳的“三和青年”开始的。周燕玲曾在上海访谈过一些从事快递行业的新农民工。她注意到，对于已经结婚的农民工来说，生活的负担是无法逃避的，也就很难出现躺平的想法。但对于那些更年轻一些，单身，处在不稳定就业状态中的年轻人，周燕玲感到，他们其中的一些人也开始“打工一阵子，躺平一阵子”。他们通常会流露出明显的对未来的不信任感，不相信自己能够完成阶层的流动。与此同时，和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农民工希望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在意尊严和自我实现，“希望自己能活得更像人一点”。但实际的人生体验往往让他们感到失望。

“年轻人选择‘躺平’根本上是对社会结构性问题的消极反应。”周燕玲说，她也注意到社交平台上对躺平文化的讨论。有人称赞说，这是一种弱者的武器，是一种消极的抵抗。但周燕玲觉得，对此做出称赞，似乎又容易忽视选择躺平的人们所付出的代价。

“选择躺平之后，看上去的确是有一些所谓的选择空间，但这些选择空间又似乎是很虚幻的。”她说，“如果这是一种反抗，为什么代价要由他们来承担，而不是由那些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人来承担？”

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后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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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年轻人选择隐居是对生活失望，那么中年人真的是在追求田园生活或自由吗？在隐居吧，我认识了一位仍然遵循传统隐居方式的“隐士”。他叫李杰，今年41岁，正在安徽六安隐居。

李杰住在河背山上。河背山位于六安金寨县，属于大别山山脉，离七十年前“刘邓大军”的汇合地不远。从山路绕上去，土地里种着成片的黄芪和天麻，清澈的茶河在一旁流淌而过。

李杰开着一辆长城风骏皮卡。他熟练开过山上的弯绕，经过村庄主路，再经过一个陡峭的泥坡，从一条被两旁灌木丛遮蔽的道路进去，一座白色农村平房出现在眼前。

2021年4月，李杰来到这里。他对房屋周边的环境十分满意，便和房东签下了半年的租住合同。房屋左右各一棵高大的板栗树，带刺的栗子掉在地上。还有一棵尚未结果的柿子树和桃树。地上有野生的波斯菊、紫苏叶。平房旁边有一块接近两三百平米的菜地，他在这里种了不少四季豆、黄瓜、苋菜。

李杰临时学了许多的农业知识：植物的生长季节，如何开荒，以什么间距播撒种子，如何用羊粪和牛粪堆肥。四季豆发芽后，他砍来竹子搭建架子，让藤蔓往上蔓延。苋菜被虫咬了，他就用烟蒂泡过的水浇菜。他很快得到了收获：四季豆、青瓜、辣椒都成熟了。

李杰从来没有过种地的经验。他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从小在城市长大。在山上待了几个月后，他的皮肤因长时间的日照开始黝黑，身材也因为务农而变得紧实。

他有过一段不顺利的婚姻，也干过许多工作：公交车司机，在电脑城卖电脑，开饭店。过去十年，他在一家电力公司给老板当助理。逢年过节，他常需要去老板的客户们家送礼，有时是1916烟，茅台五粮液，有时是一整只羊。项目的开启总需要人情维护，他是负责维护的那个人，点头哈腰，曲意逢迎。繁复的应酬逐渐让他感到厌烦。“有时候会觉得我像个奴才。”他说。

2020年初，当新冠病毒抵达武汉时，电力公司失去了许多业务。后来的半年时间，李杰和母亲一起隔绝在家。时间变得漫长，他开始思考过去四十年的生活。他有许多后悔的事情，比如，没有去当一次兵，没有去外地打拼一次。这时候，一个原先出现过的念头变得迫不及待。他想要离开城市到乡村隐居，二十年都不再回来。

在杨明威前往鹤壁的同一个时间点，李杰也开着一辆迈腾小轿车上路去寻找隐居地了。那时他还没有把小汽车换成更利于在山野中行驶的皮卡。离开的前一天，他骑着自行车从东湖栈桥一路转到汉口的江滩。后来，他将沿路的风景都发在了隐居吧，附上了一首日语歌《蜻蜓》，向这座他生活了四十年的城市告别（他将歌中的东京改成了武汉）：

每当我踩着咯吱咯吱的脚步声，重重的嵌入柏油马路的时候，我只希望能够继续做我自己……在无法逃避的黑暗中，今天我又假装睡去，曾令我憧憬的要死的，花花都市"大武汉"，拎着单薄的旅行袋，我一路向西，向西。

他去了许多地方，成都，重庆，广西，贵州，陕西。他一直没能找到理想的隐居地。后来，李杰漂流了四个月，饮食起居大多在车上度过，每隔一周去旅馆换洗一次衣物。起初当然是睡不着的，他把车停在省道的服务站，或是县城小区、超市的停车场，高速下的隧道。那是冬天，他买了一个睡袋，垫了两床被子，买了一个便携式酒精灯，一口铁锅。停车时，他就在车外生火炒一份土豆烧牛肉，喝一罐啤酒。他一开始对在公开场合做饭感到不好意思，后来习惯了。

2021年春天，他在隐居吧上看到有一对夫妇正在转租农房。他开车来到了安徽六安。租下房子后，他对这里的隐居生活相当满意：早晨七点，他会在不同的鸟叫声中醒来。夏天，正午，知了近乎聒噪地鸣叫着。往前走五十米，避开粘在枯枝烂叶上的山蚂蝗，来到一条小溪边，溪水汩汩从上往下迅速流动，很凉，清澈见底。他在此接了水管，将溪水往家中引流。他正在开垦一个水塘，如果一切顺利，他将在九月投产河虾，等待虾苗过冬。当时就是这片水源吸引了他。

走进李杰的房子，首先你会看到地上堆积着扳手、钳子，还有许多他做泥瓦工、电工会用到的工具。卧室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上摆放着电脑。地上还有一袋浓缩驱蛇颗粒。他来这三个月，蛇也光顾了四次。他只好在周边都撒上驱蛇颗粒。上一任房子的主人给他留下了一只黑脸黄狗，才五个月大，脾气温顺，他走到哪里狗跟到哪里。有时他会带着这条狗到周边的山野逡巡。

“没有人打扰你，你才能真正得到快乐。”李杰总会强调自己作出隐居选择时的主动性。我和他聊起杨明威所代表的更年轻一些的隐居者，他想了想说，“我觉得他们是逃避，也许有点无奈。可能我没有这种无奈。我喜欢现在的这种隐居生活。”

不过，当我见到李杰时，他正对能否在这里生活二十年产生了怀疑。对于当地的村民来说，李杰是一个外来人，一个有些古怪的，形单影只，放着城市生活不过的陌生人。他和当地村民的相处充满了紧张感。一位同村的大姐总是到他的田地里偷四季豆，竹子围成的栏杆都没能拦住她。一位独居的老人总来向他讨烟，次数多了，他也感到有些厌烦。百米来外住了一户邻居，这位邻居总想毒死那只陪伴他的黄狗——因为狗跑去撵了邻居的鸡。

最重要的问题是，这里毕竟不是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房子。李杰想要翻新废弃的猪圈，屋顶上有一些遗留的瓦片。房东住在不远处的新房中。他问房东，可不可以用这些砖重新搭顶？房东没有同意。他意识到，自己并未拥有足够的自主权。

在这一点上，杨明威或许更有先见之明。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总是要更清静一些。

八月，李杰又开车上路了。他打算去江西再次寻找他理想中的隐居地。

6

鹤壁的天空阴沉沉的，天气预报提醒，鹤壁即将迎来汛期。杨明威带着我在鹤壁老区闲逛。老区不大，以一尊毛泽东雕像为中心，十条街道划分了一个井格形的区域：奔流街、红旗街、建设街、朝霞街、朝阳街，长风路、前进路、春雷路、铁西路、山城路。

作为中心的红旗街还算热闹，不到一百米的街道开了四家奶茶店。但过了两个街道，人流消散下去，街上只能零星看见一些老年人。街边栽种着极高的梧桐。两元特色店、打折的日用品店和皮鞋店正吆喝叫卖。

天气仍然很热，我们快步向前走。我问杨明威，隐居七个月的感受怎么样。杨明威说，不好也不坏，就像鹤壁这个城市，没有那么荒凉，但也没有多么繁华。

我们走到了一个紧挨学校的小区。在这个小区里，每一盏路灯都挂上了高考状元的头像海报。我们聊起教育，他对自己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读书感到遗憾（对他的家庭来说，如果要继续读书，高中学费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现在，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后，他开始在网上学习许多新东西。隐居的日子里，他会看新闻时事，也会在B站上听一些老师的历史课，还学习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观点。

“马列主义说，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会劳动。”他认同这一点，也认同劳动的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会想，那自己的劳动有没有得到应有的价值兑现？

最近，他正在打一款名叫《行星边际2》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正常的玩法是要建基地，建防御墙，炮塔，轨道炮。和现实的逻辑一样，想打赢战争，你必须拥有更多的资源，更精锐的武器。杨明威高兴地说，原来他一直玩得很差劲，但他最近研究出了一种新鲜的玩法：使用一个矿车的道具。矿车原来只起到采矿的作用，没有攻击能力，只能逃跑，所以矿车有一个功能是隐身。

隐身之后，杨明威坐在矿车上，跑到正在发生战争的地方去轧人。“十几个人都冒出来，轧一片过去，太爽了。”他说，“连续杀人超过七个就会有悬赏。”之前他从来没有得到过悬赏。在现实中，他选择了逃跑。但在游戏中，这种逃跑策略却意外带给了他收获。

但网络无法为他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找女朋友。他沮丧地发现，想要在鹤壁认识同年龄的女孩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

杨明威一直没有正儿八经谈过恋爱。在上海时，他曾经尝试追过两个女孩，一个是在做保险时认识的，另一个是在做兼职时认识的，都没有成功。他后来觉得，女孩不会因为对她们好就喜欢你，也不会因为送东西喜欢你。但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他也不知道。

2020年夏天，也就是在决定隐居的半年前，26岁的杨明威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尝试。他在贴吧发帖说，“上海找个女朋友，一万元一个月。”他自称有十来个女孩应征了，他陆续选了三个，一个学民族舞的女孩，一个正在上大三的女孩，还有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女性。那时他正在一家航空公司做保安，随后，他在工作单位附近租了一间房，一千六百元一个月，三个女孩前后脚搬了进去。

杨明威说，他和她们像正常恋爱一样：去城隍庙坐邮轮，吃五百元的海鲜自助餐，去上海迪士尼乐园。他喊她们“喂”。但女孩们对他很亲昵。她们以为他是有钱人。他也从来没有告诉她们，自己是一名保安。他只说自己在一家航空公司里上班。

“怎么能够告诉她们呢？”他说。

三段关系很快结束了。他说自己惊讶地发现，其中一个女孩还有一个谈了三年的男朋友。“太虚无了，太不靠谱了。”他分别付给了女孩们一笔钱。这花去了他不少的积蓄。

这究竟算不算爱情，他不知道。杨明威想的其实并不复杂——什么是更好的生活呢？房子、车子、票子、女子。有时，他还会说，一个中国传统男人的愿望很简单，“老婆孩子热炕头”。可他觉得，现在的这个世界，如果你没有足够多的钱，即使是这样简单的愿望，你也无法实现。

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隐居是有成本的。隐居吧里的许多人大多是动用曾经的积蓄，或是开展一些副业，比如养殖，做民宿，做自媒体。杨明威的积蓄正在逐步减少。他现在还剩下三万元。这些钱能够支撑他再隐居半年。但以后呢？杨明威说，也许他还是要去上海打工，攒一些钱再回来隐居。再远一些的事情，他也不愿意想了。

杨明威从贴吧里得知，有人正在大湖村出售独栋小楼，售价六七万。他不知道消息的真假。于是，我们又来到了大湖村，这里是鹤壁最初兴起的地方。我们远远看见一条马路，墙壁将那些房子遮挡了起来。杨明威走进一扇生锈的铁门，来到一栋红色宿舍楼。一个女人听到声响，走了出来。

杨明威问她，这里有要卖的房子吗？

女人摇摇头，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杨明威，似乎对有人惦记这里的房屋感到不解，“这里的房子没有证件，你可以去新区看看更好的房子。”

天下起了雨。杨明威套上雨衣，在雨中往前走。他一路看向周边的平房，试图分辨，哪栋房子在用塑料棚挡雨，哪栋房子像是建在宅基地上。如果真有一套独栋小院，六万他买，十万他也能接受。这将成为他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期盼：在院子里种上葡萄藤，养几只鸡，再养一只狗。只要这样想，再去上海打工的念头也显得不那么难以接受了。

7

七月底，暴雨抵达河南，鹤壁是受灾严重的城市之一。我问杨明威，他的隐居地情况怎么样。他说，起初主客卧都没漏水，但隔壁没有做防水，水渗进了客厅。他连夜买了一个皮划艇和一套救生衣。

渐渐地，鹤壁的淇滨新区开始涨水，水淹过了周边的村庄。杨明威所在的老区因为地势较高，情况好一些。但雨越下越大，小区楼下贴的那张告示似乎成为了预言。又过了两天，雨水开始侵入杨明威的隐居地，越来越多的水珠像帘子一样滴落下来。再后来，网也断了，屋子里湿答答的。他开始担忧起这场连绵不断的大雨。有一两个晚上，他开始动用储备物资——因为找不到别的食物，他只好吃了几块压缩饼干。那阵子他都没能睡太好。

灾难来得突然，他的隐居地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坚固，和现实的距离也没有那样遥远。他说，我从没想到过，鹤壁这里居然也会发大水。

后记：一个极端的人

星雷今年36岁，东北人，曾在沈阳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做行政助理。后来他去日本留学，读了几年书后，不幸经历了一场心梗和脑梗，又回到了中国。

他学过经济。出于经济学背景，星雷对当下的世界经济感到悲观。他觉得将来也许会发生世界战争。也出于逃离家庭关系的念头，2019年，他开始寻找隐居地。最后他来到安徽淮南，花了三万五千元买了一套房子。他觉得，像淮南这样被遗忘、不发达、矿产都被挖没了、已经不剩下多少利用价值的城市，将会成为未来最安全的地方。

住进新房后不久，星雷开始了长达一年的探测计划。他探索了附近废弃的矿区，寻找可饮用的水源（别指望自来水会在战争时供应），取水回家化验，检测纯度，做电分解，上网买试纸测重金属含量（一些水源的重金属含量不少，有铅、铬）。所幸他在一个废弃的水泥厂附近发现了干净的水源，那是一个石头铺底的水潭。还有可食用的植物，他在一个废弃的矿附近发现了大片野苋菜，和少量的丝瓜、南瓜藤。如果这些都吃完了，那还有另一个矿区里的白玉兰树，上面结了不少粉红色的玉兰果。白玉兰的果子无毒，他觉得可以吃。

到了2020年，疫情发生后，他对外界更加感到不安了。他开始往家里囤罐头。后来我在他家见到了他的仓库：柜子上，六百来个罐头整齐排列，盖上了一层遮光窗帘。罐头种类均衡：q3牌午餐肉、美力红烧猪肉、油焖笋、鲱鱼、金枪鱼、茄汁鲭鱼、香闷茄汁黄豆、酸奶水果、四鲜烤麸。更多的是压缩饼干——是那种海上救生艇的类型，储放时间最长。还有20来箱矿泉水。

他储存物资的标准是：两个人吃三年的量。

药物也是必不可少的：红霉素、青霉素、头孢、曲霉素各五盒，维生素ABC各十来罐。他还想过，假若真发生了战争，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用品，甚至也许能用这些药物换一些金银首饰——假如得了感染，那一盒红霉素，人们花再多的钱也会买。还有那些虽然他不用，却也容易发财的用品：烟、酒、盐。他买了最便宜的革命小酒，4块钱一瓶，买了12件，还有本地人都看不上的3元钱一包的香烟。如果真到了物资匮乏的时候，一包3元的香烟也会翻上数倍的身家。

星雷的家在淮南西边的一个老小区。45平米，两室一厅。他的卧室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快递盒。房间很暗，星雷装上了铝制的遮光窗帘，这样能够控制食物的储存条件：阳光、空气、湿度。塑料存储箱封存着十来包大米，封箱处塞上了报纸。桌上放着一桶棒棒糖，这是迫不得已时的糖类储备。他后来告诉我，门后放着两把野猪矛，一把铁锹，床下还有一袋化肥，如果战争到了紧急的时刻，这些就是他的武器。矛和铁锹用来防身、突围，化肥用来提纯硝做炸药。

有时他会把自己储存物资的心得发在一个名为“生存狂吧”的贴吧。他是依据历史资料来判断自己应该储存什么物品的，比如，他会搜索苏联末期以及日本二战后人们的生存状况，看看当时的人们缺乏哪些物资。

如果战争没有发生呢？他说，那这一切就将成为他为自己买的一份保险。就像当初，如果他在日本没有交够保险，他压根交不起那场脑梗手术所需的高额手术费。

当我到达淮南后，星雷带我去看了看他探测过的区域。前几个地方没什么特别的，楼房倒塌，地面凹进去深深的空洞。但到了最后，星雷忽然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他保证我会对此印象深刻。

二十分钟后，我们抵达目的地。这是一片很大的水域。我走向岸边，惊讶地发现，在灌木背后，水域的中央，三栋平房被水淹没至了屋顶。这是一个废弃的矿区，塌陷后，地下水上渗，形成一个硕大的塌陷湖。一些死去的鱼漂浮在岸边。星雷用试管取过这里的水，回到家，他用电解棒检验出许多黑色物质，那意味着水中有数目众多的重金属。

对他来说，这片区域的利用价值不大。但星雷经常会来这里转转，毕竟这景象实在让人难忘。一些静静淹没在水中的房子。它们将继续下陷，直到完全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