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西安解封。那一天，全网都在关注远在千里之外的寻亲少年刘学州自杀事件，或许部分也因此，与一个月前封城时相比，这次解封看来在西安之外的地方，都没引发什么波澜——当然，这或许也正是它想要的效果。
在此之前的1月10日晚，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通报一起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案：女子张某将咸阳“封控区、管控区解封”消息改成西安的在业主群发布，“对市民造成误导，也对西安疫情防控工作造成干扰”。事后她说，原本只是想着西安疫情好转了，想让大家轻松一下。为此，她付出了被行政拘留7天的代价。
直到解封前夜，“春节能不能回老家”对许多西安城里的人来说，仍充满了变数——即便揣测“新年前应该会解封，总该让老百姓过个年”，但究竟会不会，谁也不知道。
很多西安人的态度看来也就是默默地“忍”和“等”。即便有人抱怨一下，但得到的答复多半也是：“别发牢骚，听从安排，一个月都过来了还差那么两天吗？”然而，问题并不是“多等两天”，而是根本没安排，也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在这一意义上，这次封城就像旱灾：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束，好像能做的就是默默熬下去，直到天降甘霖。这漫长的忍受消磨了心气，即便看似也没为疫情做什么，但仅仅平常活着就已身心俱疲——尤其是一种伴随而来的无力感，因为对于那个自己关心的结果，好像除了看老天爷脸色之外，别无他法。
不像洪灾，你知道大水很快就会退去，旱灾是没有时间表的，而没有确定的预期，你就很难安排自己的生活。美国植物生态学家Frederic Clements曾告诫说，重复出现的旱灾是草原地区生活的一个事实，人必须探讨每一条可能有助于预测它们的科学途径。没有这样一种认识，就不可能有永久的定居。这番话，恐怕也同样适用于疫情下的城市生活。
全城恢复正常出行后，西安满街都是人。我一位西安朋友说，他骑摩托车出去自由了2小时——不为看什么风景，只是实在憋太久了。在经历了那么久的禁足之后，人们对原本平常的日常生活也有了恍如隔世的陌生感，虽然这种特殊的感受恐怕大多数人一辈子也不想再有了。
封城时有句话很黑色幽默：“西安人逛淘宝，就像太监逛青楼。”言下之意，看到了也不能买。也因此，被压抑已久的需求爆发出来，不少商场出现了“报复性消费”，有人一下子买了二三十件衣服。
不过，这可能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的那样，只是非理性的行为和繁荣重现的迹象，更有可能是人们在经历了封城之后的理性应对之举：就像在武汉封城之后也曾有过的市民心态变化一样，很多人开始抓住机会，提前抢购、囤积物资，以便应对不可测的风险。如果是这样，那这其实并不是出于狂喜，而是忧虑和不安全所驱使。
乍看起来，似乎一切都“恢复正常”了，虽然倒也未必“好了伤疤忘了痛”，毕竟不可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人们的行动也表明，就算他们认为疫情未必卷土重来，但为此做点准备至少有备无患，然而，就像我们在国内经常见到的那样，很多人都不想再提起那段日子，“都过去了，还谈它干嘛？”
如果就这样淡忘，那是对身受之苦的不尊重。毕竟，这是自两年前武汉之后，同等级别的大城市第一次封城。相比起来，武汉那会更漫长（76天）、恐惧感更强烈（官方数字2535例死亡，而西安封城期间死于新冠者为0，倒是死于次生灾害的不止一人），当然对疫情也更措手不及，而西安人看起来也更能忍，没有武汉人当初那样火爆。
更大的不同是：武汉封城期间至少还有京东等平台送菜，加上社区内部自发的团购等居民自助行为，而西安则试图由政府来包揽居民的物资供应——这无疑给自己揽了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活。
回头来看，在封城的第一周，绝大部分人也并没有什么怨言，经历了两年多来的疫情之后，西安市民也都有心理准备，相当乐意配合。我12月30日写那篇《西安的苦》，还有点惴惴不安，因为在此之前真的很少看到批评反思的声音，真正爆发还是后来闹出了太多幺蛾子。
可能会有人据此认为，问题并不在封城本身，而在于封城之后无法做到井然有序且不扰民。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可能召唤的是一个更强大、能安排好一切的机制——但是这可能吗？
江雪在《长安十日》中说：“政府还是没有认识到，行政力量不能解决所有的事情。就像这次防疫，基层工作人员这样没日没夜地辛苦，效果又如何呢。”
这当然不独是西安如此。我们都不时听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说法，似乎“集中力量”是“办大事”的必要前提，但至少这一次，力量倒是集中了，大事却没办好。
当然，对“事有没有办好”、怎样才算办好，不同的人肯定有不同的看法。照我一位西安朋友的看法，封城之下就发现，在这样的时刻，中产根本不管用，像曲江这样高档社区密集的区域，就算有钱有买不到生活必需品，最舒服的还是体制内的那些社区。
在一座上千万人的城市里，人们的感受当然会千差万别。即便身在其中，但可能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所看到、所经历的就代表着“西安”，而与自己看法不同的就判定为非真。有不少人争辩，自己就在西安，一直都有配菜，而且还挺不错，至于那些喊吃得不好、没菜吃的，不是别有用心，就是“人分三六九等，本来就不可能都一样”。
这样一来，那些痛苦的经历和记忆就被消解为个人化的体验，只能吞进肚子里，各自消化。这或许能带来很大的抗压性，但却也难以催生改变，因为这预先就阻止了人的主动性和对他人的联结感——散沙化的社会肯定是更为被动的。
即便这一次是涉险过关了，但下一次呢？如果要避免这一次的许多问题，那么复盘、记忆、反思就都是不可或缺的。很多功夫平时就必须下好，社区必须平时有所作为、激发主动参与，这样一旦有事，精准防控才有单元化的基础——缺失了这些，事到临头，就只能搞运动式了。
封城是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不是常规化的做法。这段时间以来，我们所有人可能都习惯了一个新的术语“非必要”，诸如“非必要不扫码”、“非必要不回家”，但经历了之后，希望下一次，至少也能做到“非必要不封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