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以来，由奥密克戎变异株带来的新一轮疫情，引发了全国方舱医院的建设高潮。4月3日，话题#上海184小时建造沪上最大方舱#登上微博热搜。然而，官方展示方舱建设速度的宣传策略在这一次却没有奏效。相反，外地援建方舱工人得不到安置、用消防栓里的水冲泡面、睡水泥地板乃至睡大街、施工过程中受感染的信息在网上四处传播。许多网友质问：工人的工资发了吗？有什么好得瑟的？盖方舱的工人住进了方舱，堪称魔幻现实之一种。
与此同时，一些被隔离的患者表达了对抢建方舱医院内环境和管理的不满。4月7日，一个拍摄上海某方舱内患者抢物资的视频被大量传播。半个月内，各地方舱医院一次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工人感染，患者求助，到底谁来为方舱解困？
01 从雷神山到兴隆山 方舱建筑工人何处去
这次疫情中，最早引起网络关注的工人求助信息其实来自吉林市高新北区方舱。3月24日，工人在微博上发文，曝光参加方舱医院建设的大量工人感染了新冠，并要求获得合理安置以及承诺的隔离补助。随着热心人士以及媒体的介入，发生在高新北区方舱工地的工人群体性感染事件逐渐明晰起来。
综合财新媒体报道以及工人求助信息，我们得知，3月15日，有160位来自黑龙江各地的工人在赤峰宏禹建筑劳务公司的派遣下到达吉林市援建高新北区方舱医院。3月19日，工人被转运至一处无水电无床铺的废弃培训学校居住。3月20日至27日，工人中陆续出现阳性病例，160名工人中超过半数感染。而方舱医院施工过程中存在未实现闭环管理和每日核酸检测等管理疏漏。在工人进行抗原检测出现阳性后，用工单位也未对160名工人进行及时处置。
而在施工时间与高新北区方舱几乎一致的长春市兴隆山方舱医院，类似的事情几乎重演了一遍。这家方舱医院在中铁集团的援建下于3月13日开工，3月18日由于出现疑似病例而经历短暂停工。但3月19日晚工地又迅速复工，直到3月24日竣工。3月23日起，陆续有工人发微博称项目完工后工人没有得到安置，只能露宿街头或在车里休息，也未获得承诺的2000元隔离补助。
3月25日，有工人确诊，直到27日确诊工人才被带去隔离，而密切接触者的隔离环境未进行消杀。3月25日至26日，网传来自哈尔滨和河南的农民工开始讨要工资，工地负责人不但不给工资且动手打人。3月30日至31日由于密接者中陆续又出现新增病例，在明知工人中可能存在感染者的情况下，政府安排五十多位工人乘同一辆大巴车转运至延边市的宾馆隔离，两人一个房间。根据微博上一名工友的消息，这批工人直中到4月6日还有新增感染者。
实际上，至少在3月22日施工期，兴隆山方舱工地中可能已经再次检出病例。长春市在3月24日更新的疫情封控管控防范区名单中就提及了兴隆山方舱工地，且显示工地自3月22日起进行管控。那么，在确定工人中存在感染者的情况下，用工单位仍然要求工人返工，且向工人隐瞒实情，不知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到底是工人的生命健康和知情权更重要呢，还是方舱建设的任务更重要？
从网络上的求助信息来看，建筑工人权益受损的事件至少还发生在长春市农博园方舱以及廊坊市方舱。其中3月12日开工的农博园方舱工地不仅被工人爆料有人确诊，且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况。而廊坊市方舱自3月17日完工之后，根据当地防疫政策工人们不被允许回家，市政府没有安排临时居住地点，当地酒店也不愿意接受，于是部分工人只能住在车里或露宿街头。直到4月2日，工人才表示已被安排在户外住帐篷接受隔离。
实际上，方舱工人的困境最早可追溯至2020年2月，《农民日报》一篇报道指出当时武汉火神山医院的建筑工人被拖欠工资。同年3月，377名武汉雷神山方舱的建筑工人在14天隔离期满后无法回家，只能继续滞留在隔离点，同时失去了隔离补助和收入。 而今年3月中旬以来多地方舱出现的建筑工人权益受损事件，则以新一轮的方舱建设高潮为背景。3月2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局长焦雅辉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要保证每个省至少有两三家方舱医院。到4月份，由于部分地区一直无法实现“清零”，实际建成或在建的方舱医院数量已经超过之前的预设。根据卫健委的消息，4月3日上海市已启用方舱10余家。为收纳猛增的感染者，上海目前仍在“超常规加速方舱医院建设，工人们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千方百计抢工期、抢进度”。 尽管在上海这波疫情的舆论当中，呼吁调整防疫政策、允许无症状和轻症选择居家隔离的声音此起彼伏，然而这些建议并没有被采纳。短期内，“封控+隔离+方舱医院”的防疫模式仍然看不到调整的迹象。而如果方舱医院的功能仍然定位在收治无症状和轻症感染者上，这就意味着上海方舱医院的床位数量将处于持续紧张状态，方舱还要扩建下去，直到出现拐点。
02 三座大山：分包制、黑中介和踢皮球
从知情权和健康权受损，到无法获得规定的劳动保障，再到被拖欠工资和隔离补助，是什么导致从外地前来援建的方舱工人一次又一次陷入相同的窘境？
究其缘由，我们需要到建筑行业一贯以来的建筑包工制度当中去找。但毋庸置疑的是，病毒新变异株传染性强的特点以及清零政策下日益加速的方舱建设任务放大了包工制的种种弊端。对于建筑企业来说，将不同施工任务层层分包，能够减少正式雇佣，从而降低用工成本，规避用工责任。这有利于建筑企业将节省下来的资金和人力迅速投入到下一个项目的开发建设当中。这种快速简捷、没有“包袱”的分包制正是在过去几十年里大规模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建设的进程中逐渐“成熟”的。但是，包工制显然无法允许总承包单位实现对工地安全的精细管控，从而导致了建筑工地的事故频发。而多层级的分包负责制度，也使得位于层级最底部的一线工人很容易被拖欠工资。很大程度上，方舱工人面临的种种困境实在是他们平日所面临困境的延续。只是，由于人们没有对建筑工人日常的劳动困境给予充分关注，我们才会在方舱工人被曝出不公待遇时显得尤其错愕和惊诧。
因而，在不取消建筑包工制的前提下，要求方舱建设项目做到严格的闭环管理，做到及时的疫情上报，并做好各种情况下工人安置的预案和准备，其实是很难的事。于是，我们会看到，“基建狂魔”可以做到五天建好一座方舱，又马不停蹄地奔赴下一场“战疫”会战，却很难做到让工人体面劳动。谁又能料想得到，号称由大型国有建筑企业从各地驰援、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优势的方舱建设背后，仍然依赖于在自由市场中才普遍推广开来的建筑分包制呢？
造成方舱工人困境的还有“黑中介”的存在。当然，分包制的链条往往少不了劳务公司这一环。但是，在方舱任务的紧急分包下，部分劳务公司很可能为了在尽快短的时间内完成招人指标，对方舱项目所在地的防疫条件只字不提，并谎称“不会感染”。而对工人结束工作后返乡可能存在的困难、感染后应获得的赔付也不置一词。这些中介在招工阶段就显露出一副没必要做好工人安置方案的阵势。因而，当他们将工人安置在废弃学校、帐篷里，甚至让工人睡大街、睡施工车辆时，我们也许真的就没有必要显得过于惊讶了。至于对工人的工资（包括隔离补助）进行抽成、克扣和拖欠，这实在是中介的老毛病。很难替他们找到一个拒绝在方舱项目中这样做的充分理由，因为抽成正是他们的主要利润来源。
在这波方舱建设中，劳务中介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由各路中介引入不同来源地的工人在同一个工地工作，外地工人与本地工人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吉林高新北区以及长春兴隆山的方舱工地发生了群体性感染，有没有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很值得去调查。与此同时，新增的方舱医院产生了许多用工缺口，方舱急需后勤工、清洁工和安保人员。这些用工信息同样是借助劳务中介的招募渠道扩散出去。应召的工人不乏外地工人，且大多没有被明确告知工作可能面临的风险。而对于招募后勤工人的上海方舱来说，由于上海一直以来吸纳附近省份的外来劳动力，周边地市的劳务中介形成了一些固定的介绍渠道，再加上方舱高工资给中介预留的丰厚抽成，许多外地中介也卷入到这场招人大战当中，力图分一杯羹。但是，这些中介完全没有替应召的工人考虑他们去上海以后需要多久才能回来。在现有的清零防疫政策下，跨省市的往返流动有没有可能会给这些工人带来更大的麻烦，这似乎不在中介的考虑范围之内。
除此以外，方舱工人还容易被夹在不同地方政府的推诿之间，进退两难。实际上，从3月底一直到现在，吉林、长春、廊坊和上海均出现了外地援建工人在方舱完工后，回到老家确诊的情况。对于老家的地方政府来说，返乡方舱工人所带来的疫情输入绝对是一个不愿承担的后果。而对于方舱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来说，如果工地没有报告确诊病例，那么工人尽快返回原籍是他们最乐于见到的情形。如果工地出现感染，那么有关部门不仅要对受感染的工人负责，而且要隔离工地上所有密接人员。隔离结束后，这些工人也应当是越早返乡越好。但是，高新北区方舱的建筑工人称，他们在14天隔离期结束后，即便核酸检测为阴性，黑龙江的老家县市一级政府仍然不愿接收他们。因而，他们不得不在统一安排下前往黑龙江的某集中地点继续接受隔离。这种情况也许并不是孤例。方舱工地疫情外溢的趋势（见下图）已经造成了许多地方政府的紧张。这进一步增加了方舱工人的返乡难度。
而在跨省市的转运过程中，由于常常是数十人乘坐一辆大巴进行长途运输，工人们仍然有发生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对于工人自己来说，许多人虽然愿意回到老家继续接受隔离，但是这也意味着日后维护权益的难度相应增加了。因为他们如果没有获得隔离补助以及受感染者的赔偿，以后将可能面临异地申诉。而回到老家继续隔离的工人也并不能高枕无忧。隔离过程中能否享有隔离补助，如果又出现阳性怎么办，老家今年的春耕是不是泡汤了，这些都是工人所担心的。
03 患者与工人本不应双输
3月19日，微博一段关于河北廊坊方舱医院的视频显示，方舱中的卫生间和洗手台卫生环境极差，令患者担心是否可能引发其它疾病的传播。另一段视频表明，新投入使用的廊坊方舱缺乏后勤人员分配物资。拍摄者说，物资基本靠“抢”。这些问题实际上在4月上海南汇方舱隔离点再次出现，但是引起大得多的轰动。
4月7日，有网友更新信息称现在的南汇方舱隔离点吃喝基本有保障，不再需要靠抢，但是保洁和基本的消杀工作并没有做好，阳性病人和已经转阴的人也没有隔离开来，更没有定期安排做核酸。此外，有网友称上海三甲港方舱的情况和南汇差不多。
我们这里想说的是方舱困局折射出的另一个问题——不同地域、不同人群所引起的关注度不均。上海、吉林、廊坊都在3月爆发疫情，但是其它地区的疫情所获得的舆论关注却远远不如上海疫情。4月4日，微博#廊坊疫情#的阅读量只有239.3万，#吉林疫情#的阅读量是1093.3万，#长春疫情#阅读量是1268.2万，而#上海疫情#的阅读量是3.4亿。3月26日的微博热搜#帮助吉林援建方舱医院的工人求助#仅在10分钟内就从热搜榜第11位降至第40位，不久消失于热搜排行榜中。可以看出，相对较低的关注度与疑似被“压热搜”使得廊坊、吉林和长春方舱工人的困境难以得到更多关注。而一地方舱发生此类事件后，其他地方的方舱项目原本应该吸取教训、引以为戒。但是相同的事情仍在不同地方上演。如果更早曝光的吉林、廊坊等地问题得到更多讨论，上海方舱的一些问题是否更容易被避免？
另一种关注度不均产生于方舱患者与方舱工人之间。方舱患者对方舱管理和环境提出意见，本来是很正常的事。但是，患者也许很容易注意到医护人员，却难以注意到方舱中同样不可或缺的后勤工人。他们的权益与方舱建筑工人一样容易受到损害。在廊坊市杨税务乡方舱，后勤工人以短期工或志愿者的身份被不同的劳务公司招募，进入方舱从事清理卫生、运输生活垃圾和消毒等工作。但工人抱怨他们所居住的集体宿舍很容易导致群体性感染，且由于是男女混住，生活上有诸多不便。工人还表示，由于出现了感染者，从3月26日到4月6日，他们已在方舱中隔离了11天。3月28日，他们向廊坊仟仁人力公司要求隔离补助和隔离证明，也没有得到回应。
患者也许很难意识到，对新冠变异株的恐惧以及劳动中介的欺骗，是方舱用工缺口的主要原因，而这也导致方舱环境迟迟无法得到改善，尽管已经有一部分专家进行发声，希望更多人认识到流行毒株的毒性已大为减弱。当然，一部分患者愿意支持这些专家的观点，但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如果大部分人认识到病毒毒性的减弱，那么无症状和轻症患者的居家隔离也许会成为一种现实，这样他们就无需进入条件简陋的方舱进行隔离了。但是，有一个残酷的现实需要指出：在未出现疫情的日常状态里，许多进入到城市工作的建筑工、清洁工和护理工就是生活在类似方舱这样的集体宿舍里。他们长久以来的居住条件并不比方舱好太多。我们一直以来是不是对他/她们的处境不闻不问呢？
这里并不是有意挑拨患者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相信两者的关系绝不是对立的，但是，也不应该是服务者/被服务者这样已经被社会体制锚定的二元分立。这次疫情期间，在老人缺乏护理的上海东海老年护理医院，一些家政女工被中介欺骗进院工作，抵达工作地后才发现那里存在确诊病例。但是，面对需要护理的老人，她们中的一部分仍然选择留下来，这说明工人拥有在市场经济关系以外为社会工作做贡献的意愿。而这与她们声讨黑中介、维护自身权益的行动并不矛盾。这些观点放在方舱中也是适用的。在一个工人权益无法得到维护的环境里，患者权益也不会有很好的保障。但是，在层层加码的清零政策以及现有的防疫宣传导向下，为了招到足够的方舱工人，许多劳务中介利用带有欺骗性的信息，这反过来加剧了受害者对病毒的恐慌，从而使得中介即便开出更高的工资也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患者和工人其实都是受害者。
04 对防疫策略的再讨论
种种迹象表明，相比于受感染，越来越多人更害怕成为坚持防疫策略所付出的代价。而各地方舱出现的问题，也应当让我们重新审视现有防疫策略的利弊。
如果说武汉方舱对于防止医疗挤兑和危及大部分人生命的疫情扩散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们两月来新建的方舱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在这次疫情中，绝大多数感染者都是轻症和无症状患者——这是方舱始终在扩建的主要原因。对于没有基础疾病的人而言，他们感染后无需用药，很快可以自愈。甚至，网络上流传着方舱患者抬起晕倒医护人员健步如飞的视频。这些患者只是由于具有传染性而被送入方舱隔离，以期减少整体的危重症患者数量。但因为只是从一贯的防疫宣传口径中获知信息，一些患者对新变异株的特点并不了解，导致在患病尤其是被送往方舱后感到非常恐慌，并为没有专人专治的医生以及特效药而疑惑。吉林、长春和上海的疫情数据应该都已经出来。是否应当对方舱患者以及全社会进行更为科学客观的宣传呢？
随着危重症比例的下降，我们是否也应该考虑将投入到方舱建设和运营中的大量资源，转移到修建和改造一批条件更好、专门用于收治难以自愈的重症患者以及缺乏照料的其他患者的医院上？这些医院的建设并不像方舱医院那样，可以在短短四五天时间内就完工，而是需要被纳入到按部就班的计划方案中去的。现在的防疫路径依赖，是否也表明政府其实并没有提早做好病毒毒性减弱的应对方案？（一个关联讨论是，不同地域医疗资源的分布不均，使得经济相对欠发达的边缘地带在疫情冲击下更为脆弱，更容易发生医疗挤兑。这个问题在武汉疫情爆发初期就被指出，不知两年来这些脆弱地区有没有下苦功新增医疗资源？这些工作不仅有助于防疫，而且可以增加长期的社会福利。）
我们也应当开始认真讨论居家隔离的可行性，而不是仅仅将其视为一种提议。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可能倾向于将居家隔离视为一种个人独处的隔离模式。但是，只有通过抗原检测、给予隔离指导、发放纾困补贴、提供邻里互助等配套措施，居家隔离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居家隔离也对社区居民的自我组织能力提出了要求。在这次疫情中，我们在许多社区看到团购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在极短的速度之内通过互助试图解决物资短缺的问题，本来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一下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居家隔离，同样需要邻里间的体谅和互助，让隔离者可以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通过社区的帮助获得足够的信息和资源，避免生活的不便。
虽然我们相信居民自治的潜力，但有着良好自组织能力的社区，也并非一蹴而就。在日常生活中，政府和市场接管了大量社区和家庭工作，使得居民习惯于被管理者和购买服务者的身份。而要转变现有的防疫策略，就应当注意到不仅仅是用居家隔离取代方舱隔离这么简单，而是要充分给予居民自治权，使防疫逐渐转变为“重症收治+居家隔离+社区自组织”的模式。否则，即便将来采取居家隔离的防疫措施，患者也很可能无法得到有效的照顾。防疫可能从有组织的强制转向无组织的真空。
我们也再一次呼吁朋友们关注广大劳动者的劳动权益问题。无论采取什么样的防疫政策，社会都需要工人的劳动。他们可以是建设方舱的建筑工人，也可以是为居家隔离的居民运输食物的外卖员。他们可以是方舱里的医护和大白，也可以是在家中护理老人的家政阿姨。他们可以是方舱里清理垃圾和进行消杀的后勤工人，也可以是小区物业管理下的保安和清洁工。而缺乏大多数人对劳动权益的日常关注，缺乏劳动权益的维护机制，无论采取什么样的防疫政策，工人们都将付出本不应付出的代价。
在本文的最后，我们再提出几点建议，希望有助于方舱困局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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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方舱建设和运作已经成为一种政治任务，且至少在这波疫情中难以调整其定位，那么应当尤其注意规范劳务中介的招募。保证招工信息准确，向工人说明感染风险以及用工单位应承担的责任，用书面协议确定责任和义务。如果无法规范，建议设立方舱的官方直招渠道。对异地招募的风险进行认真评估。调整方舱工人招募的宣传导向，在保证足够工资和补助的同时，减少人们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过度恐慌，进行科学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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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方舱各工种工人的权益，对本文中出现的工人曝光的方舱医院项目进行调查。对承包单位和劳务中介的违法违法行为进行追责。对于在工作中受感染的工人，支持工人与用工单位协商赔付方案。在之后的方舱和防疫建筑项目的建设任务中，建筑公司应当建立自有的建筑工人队伍，为工人提供劳动保障，而不是依赖劳务派遣和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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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公开征求应对病毒毒性进一步减弱的防疫策略，听取防疫专家意见，着手准备朝居家隔离模式转变的过渡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