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们社区封控的时候，居民们常常下楼活动。小区广场上有不少人，三五成群，或者聊天，或者散步。
社区放开后，居民却很少下楼了。广场上冷冷清清的，橘黄的阳光撒在寂静的地上，难以照到一个人影。
管控放松后，这个城市出现了不少阳性病例。防疫部门每过一两天都会推出一拨高风险区。当然，这些高风险区再也不是大面积封控，还是具体到某个单元，大多数人的生活并不会受到影响。
尽管屡屡有专家现身，讲感染奥密克戎病毒不过就是一场感冒，也没有什么后遗症，对于一般人来说没有什么危险。而且，那些无症状感染者传播的风险也很小，但依然有许多人害怕得要死，躲在家里瑟瑟发抖。
昨天，有人告诉我，尽管城市已经放开，但某些职能部门不对外办公，想办点事难于上青天。
前天，我写了一篇文章，表明自己虽有呼吸道疾病，属于害怕感染的人群，但我依然拥护放开措施，愿意承担放开带来的所有后果。文章发表后，不少有基础病的读者给我发信息，赞成我的观点，表示不能以一己之私而任大多人承受损失。但也有人恼羞成怒，在留言中大放厥词。
为什么一篇小小的自媒体文章，会让某些人如此恼怒？这篇文章究竟触犯了他们什么？
我想，那些最怕放开的，恰恰不是基础病患者。其实，越是放开，医疗机构越是恢复正常运营，越是有利于救治危重患者，而不再会因重重障碍而耽误救治。那些最怕放开的，首先是那些在封控中获得特权而大发横财的人，他们害怕失去这个特权和发横财的机会；再就是那些在封控中做了很多缺德事的人，他们害怕放开后暴露出来，会受到清算。
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事实是，很多体制内的人不愿意放开。不用工作，呆在家里喝酒刷屏打麻将照常拿工资，何乐而不为呢？
放开的消息刚一传来，我看到有些快递员立刻行动起来，在大街小巷穿梭。很多小商贩也出现在街头，在路边或小区门口摆出摊位。
昨天上午，我看到不少农民拉着白菜和大葱来城里叫卖。大葱1元钱一斤，白菜一元钱二斤，远远低于超市的价格。他们害怕一旦封控，他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菜就白白烂掉。
难道这些人不害怕传染吗？他们不是不在乎健康，但他们更在乎的是，没有了生计，自己和家人怎么能活下去！
忽然想起那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表现了两类人物。一类是像蒙冤入狱的银行家安迪，心怀对自由的渴望，他在一个隐秘的角落偷偷挖洞，经过二十年的坚持，终于成功越狱。
另一类人以监狱中的图书管理员老布鲁克斯为代表。老布鲁克斯在监狱关了50年，早已习惯并喜欢上监狱的生活。监狱就是他的“舒适区”，体制化已经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当他刑满释放，不情愿地走出监狱后，早已无法适应自由的生活，最后不得不绝望自杀。
在这部电影中，多少人能照见自己的影子？
在网上看到一段话，有人渴望自由，有人痛恨自由。因为自由意味着人必须对自己的负责。
说的很有道理。有人终其一生，也不愿意为自己负责，他宁愿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这样的人活得再长久，能有什么意义？
